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天津教案爆發的消息于傍晚已傳入宮中。如此嚴重且棘手之事發生，專負涉外事務的總理衙門自當及時作出回應。然偏偏無巧不成書的是，五月以來，恭王便身患頑疾，養病府中，至七月十日方才假滿。而另一大佬文祥又因母喪，返回原籍沈陽守孝。于是偌大衙門由寶鋆與董恂主持工作。二人皆為恭王嫡系，故先須至王府匯報商議，后再向津門下發指示。不過此密議過程勢必影響決策效率，一來一往，待廷寄擬出，已是次日。且其內容講得極為籠統：“務當體察情形，迅速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捧此旨令，天津官吏一時不知如何措手。兩日后，駐京各國公使“致恭親王及各大臣函”已遞送入內。其措辭十分強硬，認為此教案背后定有排外力量煽動，如天津提督陳國瑞“指揮會黨在后操縱”。

中樞應對乏力，洋人咄咄緊逼，這令兩宮坐如針氈。六月二十六日，朝堂議政之時，慈禧心火直冒，“感時氣牙疼”。

恰在此際，一股暗流開始浮出水面。醇郡王奕譞突然上折，表面獻策，實則問責。如此弦外之音，無疑預示著由津門泛出的波瀾，將會在京師掀起難測的浪潮。

權力的渴望

之前步調與立場和兄長表面上俱能保持一致的醇郡王，為何這時驟然向恭王興師問罪？說到底，還是與其權力欲望及個人秉性相關。

這奕譞乃道光皇帝系下近支宗親，宣宗九子之一。道光所生九位皇子之中，長子奕緯、次子奕綱及三子奕繼皆早年夭折。四子奕詝即咸豐帝，老五奕誴天性粗疏，不喜詩書，終日混跡于市井之中，人送綽號“小五爺”，此等過于“接地氣”之做派自然不受道光垂青，后被封為惇親王。至于八子鐘郡王奕詥、九子孚郡王奕譓彼時年紀尚小。故在同治一朝，在政局中起舉足輕重作用之皇子，無非恭王與醇郡王而已。

天津教案發生前，七爺奕譞值得稱道或令人矚目之舉卻并不多見。若說最著名的，還屬他在辛酉政變中的作為。當時肅順派系與叔嫂陣營對峙，身為恭王之弟，且其妻亦是葉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之妹，如此兩層關系，奕譞堅定站在叔嫂一邊。待雙方政爭趨于白熱化之際，奕譞恰在熱河，醇郡王福晉利用慈禧親妹的便利條件，數度入宮傳話吹風，再由奕譞反饋給奕訢，終促成恭王與兩宮聯合，形成反肅同盟。等到密謀啟動時，奕譞更是在兩宮太后回鑾之前，預先擬好罷黜肅順、端華、載垣三人的詔書，密藏于貼身小衣之中，人皆不知。待進入京城，奕譞從小衣中取出密詔，交付恭王宣布三人罪狀，迅即緝拿押往刑部歸案。這一仗，可謂謀劃得神不知鬼不覺，執行得迅雷不及掩耳。也正因建此奇勛，年僅二十二歲的奕譞，由郡王加親王銜，授為都統、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儼然軍方的一座重鎮。

不過，這位軍界新寵之后的表現實在讓人大跌眼鏡。兩宮起初認定醇郡王有統領兵將之才，于是“屢詔令其督京師旗綠各營兵操”，以期練就一支精銳之師。然無論八旗，還是綠營，早已游惰多年，疲敝不堪，這頹勢豈是一個二十出頭的毛頭小子能夠扭轉的？一次奕譞主持操演，一騎兵居然“墜騎折服”。醇郡王很是納悶，問道：“何勿嫻騎？”此人對曰：“我打磨廠貨豆腐者，今受雇來作替，是安能騎？”回答得雖十分雷人，倒也實在。緊接著又一兵弁露了馬腳，奔跑過程中，其軍服不慎解開，“雕佩玉玩數十事墜地”。原來此人認為當兵不足以供養家用，于是兼職做起了古董生意。軍務如此廢弛，作為皇子，奕譞本該大加整飭，孰料事后他竟幾度上折請求辭去相關職務。只是太后執意不允，加上外敵一直未進犯京師，這七爺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勉強應付過去。可見較之四哥咸豐、六哥恭王，醇郡王于在世的六子之中，只能算作庸常之輩。

才疏學淺不可怕，可怕的是才疏學淺卻又志向遠大。做人貴在自知，既然才能稀松，奕譞自當低調，事實他卻反其道而行之。民國掌故名家沃丘仲子曾這般評價奕譞：“儀表俊偉，工騎射，負氣敢任事”。換言之，醇郡王顏值頗高，且心中抱負不小。故眼瞅六哥掌管朝政，奕譞不禁眼睛看得紅，心中想得癢，久懷躍躍欲試之念。且在很多具體大政方針上，他又時常認為其兄所為過于軟弱，缺失不小，于是漸生不滿甚至詆毀之意。眾所周知，在同治四年罷黜恭親王事件中，奕譞從東陵監工現場匆匆趕回，聯合皇室宗親替六哥求情，終保奕訢軍機處首席大臣寶座，其表現似頗能反映手足情深。

那奕譞后來為何上書力保恭王，又當怎樣解釋？其實慈禧打壓恭王，無非為了收權，奕譞背后捅刀，就是企圖分權，故大姨子與妹夫都是欲從奕訢手中剝離權力歸于己有，而不是要徹底搞垮恭王。畢竟當時朝中，尚無人可替代恭王之地位與作用。恰如著名史家郭廷以先生所論：“慈禧以既誅怡親王載垣等，今又罷黜恭親王，深慮皇族宗室解體，內外心危”，故“親藩樞臣群起力爭”。重器敲山，虎已膽裂，七爺目的已成；唇亡齒寒，此等淺理，奕譞心知肚明。

對權力的極度渴望，可令父子相殘，兄弟反目，歷代宮廷，莫不如此。醇郡王不過老調重彈而已。

鷹派漸成型

不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懂裝懂。醇郡王便正坐此弊。

涉外問題，即使擱在當下世界，亦是政府最為棘手之事，何況彼時初入近代的清廷。故身為總理衙門大臣的恭王，每遇一事，皆如履薄冰，戰戰兢兢。恭王對中外實力對比、局勢走向有著較為清醒之認識，故其主張相對理性，凡事以和為貴，徐圖自強。然瞅著六哥炙熱權位而眼紅的奕譞，偏偏又不諳世局，其見識不單固陋，膽子卻異于常輩。在天津教案發生一年多前，正值清廷與英法諸國修約之際，早對兄長施政風格腹誹甚久的醇郡王再也按捺不出，遞上一份《敬陳管見折》及《驅逐洋人之法六條》，公然與恭王政見立異。開篇奕譞便將矛頭指向恭王心腹崇厚，認為其所謂修約意見，“或謂圣德何所不容，或稱天主教無異釋道，是直非茍安目前，且將袒護洋人，為一己固寵保榮之計，此臣所沒齒鄙之，膠固不化者也”。殺雞自然是給猴看，點名批完崇厚，奕譞便轉話鋒于總理衙門數年方針上面。在他看來，洋務運動之所以興起，“首誤于茍且依違，繼誤于剿撫無定，尤誤于內外臣工，情不聯屬，秉政者既無定見，疆吏將帥亦無所適從”。基于此判斷，醇郡王指出“庚申（1860年）必應和約，現在必應羈縻，將來必應決裂”，故洋務僅是一時權宜，必須勤練兵勇，“一旦翻然決裂，將以天下之兵之民，敵彼蕞爾數國，如越之滅吳，唐之服突厥”。那么具體如何籌劃驅洋計劃？奕譞拿出了自己的六條方案：“一、請垂詢督撫，以收集思之效也”；“二、請密飭王大臣各抒所見，以濟時艱也”；“三、請收民心，以固根本也”；“四、請擯斥異物，以示天下也”；“五、請召見宿將，以備不虞也”；“六、請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詳查夷人入城數目，以免患伏肘腋也”。若說一、二、五、六條只是陳詞再提，那三四兩條則實屬不懂世局的荒謬之言。說穿了，奕譞的主張即驅逐洋人，抵制洋貨，可知這種天真到只堪發噱的念頭，排拒西方現代文明的舉動，在彼時皇族及士林中，影響力依舊甚廣。

不久，朝廷諭旨內閣集體會商醇郡王所上奏折內容。參與討論者，有素來仇視洋務的大學士倭仁、吏部尚書朱鳳標、刑部尚書瑞常及尚在北京盤亙述職的直隸總督曾國藩。耐人尋味的是，經過一番議論，眾人推舉曾國藩起草對奕譞奏折的意見書。此折代表了朝中保守力量的立場。同時該文又撰于曾國藩之手，想來其對醇郡王的主張并無太多異議。那向來以胸懷開明、積極洋務面貌示人的曾氏，其實內心深處仍對洋人持仇視態度，否則他應不會對通篇意欲驅逐洋人的奏折保持認同。可見身居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作為士大夫典型代表的曾國藩，其做人與做事存在著巨大反差、矛盾與糾結。而一年后的天津教案，則不啻將他的思想與行動徹底撕裂成兩個根本無法彌合的極端。

對奕譞的這份奏折，清廷以內閣復議的形式做出回應后便再無反響。然其象征意義在于，這是醇郡王保守立場的首次公開“亮劍”，且收到不少重臣之抱團附和，故朝中的保守勢力終于從皇室中尋覓到領袖人物。因之，立場保守且態度強硬的鷹派已漸趨成型。一旦中西事務上出現大的變故，鷹鷙即展翅出擊。

天津教案爆發后不久，時任江蘇巡撫的丁日昌曾數度密函恭王，表達對津案看法。丁氏贊同曾國藩“中國現在力量不及，只有曲意求和之一法”的觀點，稱此“真深識遠慮之談”。應當說，這符合恭王處理津門事件的思路。

于此之外，丁日昌還預見到圍繞此案，朝堂之上必定出現反對聲音，故丁力勸恭王為首的決策層“現在事機緊急，守備則萬不可缺，至于或戰或和，應由宸衷獨斷，不可為眾論所動搖”。此言堪稱發自肺腑。不出其料，主張對外強硬的議論很快甚囂塵上，盈滿樞廷。

政見不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背后裹挾著由宿怨和利益澆筑而成的冰冷私見。恰如開篇所敘，此際朝廷中已呈兩股力量對峙之態。不過打響這場廟堂之爭頭炮的陣前先鋒，卻是兩名漢人軍機：李鴻藻與沈桂芬。李氏本與倭仁、徐桐等人走得甚近，又因之前同文館風波、丁憂奪情事件，與恭王集團結下舊怨，故其出馬反駁情理之中，不必贅言。此處尚需費些筆墨交代一下沈桂芬。沈氏字經笙，載籍順天宛平，實為江蘇吳江人。他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進士，由翰林升至日講起居注官，后外放陜甘學政，經數年磨練，在咸豐七年（1857年）即兼任禮部侍郎銜，進入“部長俱樂部”。若非此后于咸豐八年（1858年）、同治四年（1865年）兩度丁憂返鄉，其理應先于李鴻藻進入軍機。較之書生本色的李氏，沈曾于同治三年出任山西巡撫，經此歷練，其門面氣局為之大開，“治事精敏，在上前敢言能辨，同官咸服其才”。同治六年，沈氏起復便徑直入值軍機，兼任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諸要職，后因其處理洋務之才識深受恭王青睞，被召入總理衙門委以當家大臣重任。寥寥數年，沈占據軍機、衙門兩大要津，儼然成為南派京官之魁首。

李、沈朝堂交鋒，源于御史賈瑚所呈質疑總理衙門偏袒洋人策略的折子。7月17日，李鴻藻與沈桂芬、寶鋆圍繞此折，展開激烈辯論。李“謂賈瑚言是，宜有明詔督責；寶、沈皆不以為然”。兩宮認同李之觀點，故頒旨明發。沈、寶豈能善罷甘休，又堅稱“津民無端殺法國人，直是借端搶掠”。李又與之力爭。既然樞桓之內，寶鋆與沈桂芬乃同一戰壕盟友，且背后大樹為恭王，故李孤身一人沖鋒搏殺，讓人看來可謂不智，只會令其形勢愈發孤立。然愈是孤立，愈對李氏有利，因一來如此貌似不惜代價的拼爭，可積累自己于清流之中的名聲與資本，二來唯有如此才能激起醇郡王等鷹派人物的支援。

果如李氏所料，次日奕譞便上折議論津門一案。據翁同龢判斷，“醇邸封事，今日特諭恭邸入內看折，恐彼此尚有執持也。”可見雙方政見迥異，必在廟堂有一番惡戰。7月23日，翁氏看到“醇邸兩次折底，極暢達”。午初二刻，諸王、軍機大臣、御前大臣、總理衙門諸臣一同召見于乾清宮西暖閣。“兩宮及上南向坐，未垂簾，垂詢良久。惇、醇兩邸持論侃侃然，恭邸持之堅，卒如曾國藩所請。五刻多始退，汗出沾衣，有跪不能起者。”這番辯論耗時不可謂不久。翁同龢當時在場，他記到：兩宮太后先咨詢諸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惇親王首奏曰：“曾某亦不得已，惟民為邦本，民心失則天下解體。”醇郡王趁勢再添一把旺火，“極言民心宜順，并天津府縣無罪，陳國瑞忠勇可用，并詆及總理衙門照會內有‘天津舉事者及大清仇人’之語，斥為失體。”

面對鷹派咄咄逼人之勢，寶鋆、董恂不甘示弱，與之強辯，甚不惜“惡語相侵”。兩宮見雙方爭執不休，不得不出面勸架，“因言夷人是我世仇，爾等若能出一策滅夷，我二人雖死甘心，且皇帝幼沖，諸事當從長計較。”然倭仁仍不依不饒，認定“張、劉兩員（天津府縣）既是好官，不宜加罪。”瑞常與朱鳳標“同聲應之”。眼瞅諸位親王、重臣紛紛發難，董恂只得采用“拖刀計”，反問眾人：“此時不知天津又作何局面，焉能往來問答耶？”醇邸倒是不吃這一套，繼續質問，“極論素日無備，故臨事以“無可如何”四字塞責。自庚申至十年，試問所備何事？且言此次綸音如措詞有失體處，臣等仍當糾正。”既然場面上不占優勢，暫時無力扳回，恭王只得做出妥協，答應醇郡王等的要求。

清議可畏，難以駁倒；惇王、醇郡王貴為天潢貴胄，不得妄動，于是恭王集團只得逐一擊破其余重臣。先是拿李鴻藻祭旗。9月7日，當天軍機處議事很長，恭王諸人團團圍住李鴻藻，輪番駁斥，李“頗被排擠，大抵所謂一日不朝，其間容刀也”。半月后，恭王諸人“見起時又力詆艮老（倭仁），意在排擊清流，可畏也”。又一鷹派中刀。

于是，在處理涉外事務上，恭王集團又一次險勝。

雖未能在津門事件上力壓恭王一頭，取得更多話語權，但奕譞此次角力亦非毫無所獲。正因備受醇郡王言行之鼓勵，當時的三品官員徐桐受人慫恿，欲上書言事，“大略謂樞廷不宜兼通商大臣”，幸被好友翁同龢阻止。然翁氏私下亦對總理衙門不滿，認為今后皇族宗室中終有主峰可指，值得追隨。

當然初出茅廬的醇郡王畢竟不是六哥敵手，氣量亦不夠寬廣。此事之后，他極度憤懣，以“在事諸臣，汲汲以曲循夷心為務”，故而恥與同列為伍的理由，負氣辭去一切差使，直到第二年正月方才銷假歸來。而此刻慈禧真正瞅準了妹夫直爽勁爆且城府不深的弱點，決心給予權力，為己所控，與恭王抗衡。一年后（1872年），朝廷晉封奕譞為醇親王。一場手足斗法的大戲徐徐拉開帷幕。

其實，或許就在辯論津門一案時，恭王已大概料知今后的宦涯將是一條更加荊棘的坎坷途；而汲汲于權力的醇王，卻怎么也未想到，等待他的，會是一條陰險詭譎的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