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畏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早年即已立志干一番大事業的王莽施盡渾身解數，經過不懈奮斗，終于奪取劉氏天下，建立起自己的新朝，推行全面改制，企圖挽狂瀾于既倒，卻最終事與愿違，在綠林、赤眉大暴動的烈火中化為灰燼，身敗名裂，釀成中國歷史上一出大悲劇，這不但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更是一種值得反思的文化現象。

王莽改制的背景

早在西漢中期，土地兼并，流民問題就逐漸出現了，權貴者利令智昏，攫取財富、魚肉民眾肆無忌憚，樂此不疲，生活窮困潦倒、失去土地的農民數量急劇增多，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最大因素。對此，當時的大儒董仲舒在上書對策之時就有十分形象又非常貼切的描述，即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書·食貨志》)，透露出整個社會貧富懸殊的形勢之嚴峻。

考察整個中國古代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每個王朝的中期一般都會發生土地兼并的現象，當然，朝廷出于維護統治的長遠核心利益之考慮，也都會用各種方式來加以抑制和消解，盡可能地拖上一段時間，西漢中期的情況就是這樣。不過，令人十分遺憾的是，這個問題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決，這除了受土地私有化的本質屬性強烈驅動之外，也跟漢武帝發起的漢匈戰爭直接有關系。眾所周知，漢武帝反擊匈奴非常必要，正如漢武帝本人所稱：“朕不變更制度，后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 (《資治通鑒》卷二十二，武帝征和二年)

但是反擊匈奴也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任何事物都是利弊相雜的，反擊匈奴也給漢朝帶來很多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經濟的衰退、民生的凋敝。“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書》卷七，《昭帝記》);“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天下騷然……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 (《藝文類聚》卷十二引荀悅《漢紀》佚文)

其次，是導致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社會動蕩一觸即發。長期征伐匈奴的戰時體制條件下，服役、租稅、酷刑、征調、瘟疫、饑饉、水旱，使得廣大民眾精疲力竭、痛苦萬分，不得已鋌而走險，以武力反抗西漢王朝的政治統治，導致整個社會面臨大動亂、大洗牌的深重危機：“盜賊滋起……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群太守、都尉，殺二千石。” (《漢書》卷九十，《酷吏傳》)

其三，是封建統治集團內部產生較嚴重的分化與對立傾向，這嚴重影響了封建統治機器的正常運轉。漢武帝任用酷吏，迷信巫蠱，搞得上下不安，人人自危，極大地激化了統治者內部的矛盾，以至于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后聽邪臣之譖言，衛后以憂死，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 《新論·識通》)。

我們知道，在農業社會里面，人口是最重要的生產力。沒有青壯年了你還耕什么田，田地都荒廢了，“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田地荒蕪，城郭空虛”(《鹽鐵論·未通》)，這意味著老百姓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這種情況下，他們為了生存下去，只能有兩個選擇：或依附于那些豪強以求庇蔭，或者成為流民討一份生活，與之相應，“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余”，豪強地主的土地則是越來越多，財富高度集中于極少數人的手中，貧富懸殊，矛盾叢生。

這個問題漢武帝的后期就普遍出現，并且日趨嚴重、弊端叢生，漢武帝以后，經霍光等人的政策調整，曾出現了短暫的中興，即所謂“昭宣中興”，但是好景不長，到了漢元帝、漢成帝期間，土地兼并、流民失所的問題又日趨嚴峻，統治者覺得這個問題需要正視，需要改變，但是他們改革思路卻存在著重大誤區，當時他們覺得自己父祖輩解決土地與流民問題方面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盡了積極的努力，但是效果卻不是太好，為什么會是這樣，他們簡單地認為，原因在于其父、祖搞了法家那一套，“漢家自有制度，霸王道雜用之”(《漢書·元帝紀》)，內法外儒，表面上是獨尊儒術，但實際上做的是法家的東西。結果是抱薪救火，南轅北轍，使得問題無法得到真正的解決。

現在，漢元帝自以為是地認為還是儒家的仁政德治才為最好的治國方略，所以他大規模、全方位起用儒家進入中樞。換人做事，以圖振衰起敝，挽回頹勢。儒家的學說，作為一種政治理念當然是很好的，從孔子以來一直到歷朝歷代影響也很大，冠冕堂皇，高雅美妙，但問題在于，儒家學說在政治操作的層面缺乏實用性，其理念很難得到具體的落實，即所謂“迂遠而闊于事情”“博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以補民;累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墨子·非儒》)。換言之，它往往是一種理想態，而不是一種現實態，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而僅僅是成為一種形式上的一種提倡，所以在實際社會的層面，土地、流民等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愈演愈烈，積重難返。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歷史造就了王莽這一特殊“改革家”。王莽是外戚，他姑姑王政君先后為皇后和皇太后，得益于這種特定優勢，王莽很早就進入政治核心圈子，并體現出一種難能可貴的政治敏感性，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強烈而崇高的歷史使命感。他對西漢社會所存在的問題有極其清醒的認識，他看到了土地兼并，民眾流離失所是窒息社會生機、導致社會動亂的關鍵之所在問題。所以他知道再也無法因循守舊，而必須有所改變，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漸漸羽翼豐滿，一步步進入了權力中樞，氣候已成，形格勢禁，最后他就在全國上下的期待與擁戴下，由“攝皇帝”而“假皇帝”而真皇帝，用新朝取代了西漢。

王莽代漢，用儒家觀點來說，就是所謂“篡漢自立”，對此，我們不必拘泥于道德的說詞而隨前人起舞，無須給王莽硬按上一頂“篡漢”的帽子，因為哪個人當皇帝都是一回事，只要他能對老百姓，對民眾好就可以，對歷史的發展起到正面的作用就可以。

王莽代漢自立以后，他對當時社會政治生活中的致命癥結益發看得清楚了，他認為當時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土地高度集中，落在了少數豪強與權貴的手上，這些豪強權貴把普通老百姓，弱勢群體剝奪了還剝奪，而這些富人是錦上添花。至于政府，則根本沒有盡自己的應有職責，沒有對弱勢群體體現自己的關懷與幫助，做雪中送炭的好事，一句話，就是未能行“天之道”，“高者抑之，低者舉之”“損有余以補不足”！

在王莽看來，有兩個關鍵問題是無法回避躲繞的，第一個問題，即土地問題。第二個問題，是老百姓的人身自由問題。實際上在漢朝，王莽“篡”漢之前的漢平帝時代，也有好多人已經看到了這個問題。他們也想有所改變，有所調整，比如說非常有名的一個大臣叫師丹，他當時就提了一個很好的建議，叫做限田限奴議，主張限制土地兼并，限制老百姓轉為奴隸。但是，這個設想觸犯了那些既得利益的權貴集團，遭到激烈的反對，于是被束之高閣，無疾而終。

等到王莾大權在握，可以施展抱負時，他解決問題的思路，就是從土地與人身自由這兩個核心問題切入，抓綱舉目，以一馭萬，當然他還有其他的問題需面對，但他認為這也是跟上述關鍵點連帶著的。至于解決的手段，就是推行“王田”制，提倡“私屬”化。“今更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余田于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漢書·王莽傳》)在王莽看來，推行“王田”制是理所當然的，符合儒家學說治國的基本原理：《詩經·小雅·北山》上明確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雖然名義上你占了土地，但是歸根結底，田是國家的，所以應該循名責實，一律改成“王田”。天底下的蕓蕓眾生，說到底都是國家的子民，講奴婢多難聽，那就改名叫做“私屬”。

很顯然，王莽推行“王田”制的主觀動機是要變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為皇帝專制集權基礎上的土地國有制;王莽主張“私屬”化的基本初衷是要給更多的人以人身自由，較大規模地解放生產力。應該說，他主觀的動機，的的確確是想解決當時影響社會不安定，導致社會矛盾激化的兩個核心問題，對王莽改革的主觀動機之合理性、積極性，今天沒有必要予以否定。

王莽改制的悲劇之深層次原因

然而，王莽這場轟轟烈烈的“改革”實踐在現實生活中徹底碰壁，以悲慘的失敗而告終。導致這一局面，其關鍵問題就在于王莽搞的一刀切的做法，是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注定行不通的。那些在土地兼并、人身占有上獲得最大利益的權貴集團，是一定會千方百計抗拒和反對這種改革“新政”的。很顯然，這些利益集團要他們分一杯羹出來，那是比殺他的親爹媽都還要疼的事情，所以遭到了激烈的反彈。

當然，王莽改革并不僅僅局限于“土地”與“奴婢”這兩個方面，它還包括商業上的一種高度集權的國家管制，所謂五均六筦，由國家來全面控制商業。另外，在民族關系方面，王莽認為，原來對匈奴太溫和、太友好了，需要加以改變，改變從更改名號入手，故給匈奴的首領一個充滿蔑視的貶稱“降服單于”。此外，新莽王朝職官制度建設，也完全按照《周禮》這一套，在王莽看來，漢代的官名不行，古代的官名好，西周的官名好，所以他要改換，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王莽改革里面帶有非常明顯的復古色彩，是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的一種追求。

而事實上，土地兼并、流民失所的格局已經形成了，土地兼并已經到了這個程度了，要走回頭路，或者說想去改變它，真是積重難返，難乎其難。王莽實際上光是提出他很好的想法，而這個想法很遺憾，脫離了實際政治的現實。這一點，時人區博給王莽的上書中就有一針見血、切中肯綮的批評：“井田雖圣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迄今海內未厭其弊。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跡，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用今天的話講，就是逆水行舟，反時代的潮流。

這中間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其理想主義的一種追求和漢末——也就是說王莽新朝——的那種政治現實、社會現實中間隔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你王莽的改革到底定位在哪里，你依靠誰來改革，你要扶持誰，你要打擊誰，這個問題是沒有辦法繞開的。毛澤東講過，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你王莽的改革要成為集團的意志與努力，你就不能單槍匹馬去搞所謂的“改革”，不能是你王莽單個人赤膊上陣，你的依靠還是你的統治集團。

統治集團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你得跟他講道理，告訴他們：你們如果任憑土地兼并發展下去，后果會不堪設想，這樣做的歸宿，可能我們最后是同歸于盡，玉石俱焚，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你們一定要釋放出一定的利益，讓老百姓能有基本的生活條件。總之，你必須千方百計跟他們講清楚這層道理。說白了，要爭取統治集團，社會精英團體的內部成員，對他的改革取得理解，同時加以支持，總之，要取得這樣的共識：要犧牲暫時的利益來實現你的長遠利益，要犧牲眼前的利益來滿足長遠利益，犧牲枝節的利益來滿足根本的利益。犧牲表面的利益來滿足實際的利益，犧牲局部的利益來滿足全局的利益，遺憾的是，王莽他沒做好這些工作，這是其改革一起步就迷失方向、陷入困頓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缺乏廣大民意基礎的支持。王莽他只有一種改革的思路，而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沒有傳承就不能追求創新，沒有穩定就無法侈談發展，盡管王莽有很好的初衷，但是他的措施不配套，那有時候比不搞更麻煩。他搞了個王田，地主與豪紳得不到足夠的補償的話，當然要抵制：我們好不容易占有了這么些土地，好不容易儲蓄了這么些錢了，可是，現在朝廷一紙詔令下來，告訴你體制改革了，你的東西被一筆勾銷了，不再算是你的了，而是政府的了，政府又沒有做出相應的補償，那誰也接受不了。所以他失去了統治集團內部的支持，這是王莽的王田政策推行不下去的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因為你侵犯了這些權貴集團的核心利益，而權貴集團核心利益在遭受侵犯的同時你又沒有做適當的補償和說服解釋工作，這樣的必定是行不通的。

按道理說，廣大普通民眾應該支持王莽的改革，畢竟，王莽的作為，客觀上是照顧弱勢群體，為大家解套。可是，實際上老百姓也不怎么擁護王莽的決策，原因很簡單，因為老百姓并不能從中得到明顯的好處。第一是口惠而實不至，不可能實現，老百姓覺得，他現在先要溫飽，或者先不至于被餓死才是硬道理，至于以后每個人得多少畝田地之類，當然是好事，但畢竟還相對遙遠，因為，他覺得在現實生活之中土地分到手以后他也沒法耕作。

老百姓也許覺得真的要作為一個獨立的自耕農的話，有時候比當奴婢還要痛苦，因為當奴婢那個時候有人家給你罩著，能勉強生存下去，“(地主豪強)賑贍窮乏，務施九族”“存問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休農息役，惠必下浹”。(《四民月令》)你有飯吃了，你只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按部就班干活就行了，而一旦成了自耕農的話，各個部門都來收稅，什么麻煩都來了，力役勞役都來了，全部得自己去面對了，他沒有這方面的足夠心理準備，更沒有這個能力去迎接生存中新的挑戰。

王莽錢幣

有時候好處太大的時候，他不知道怎么去消化它。一個是不可能實現，那如果真的能實現的話，老百姓會支持嗎，也不會支持。為什么，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于有大族、豪強罩著，安排好的生活，而不必像自耕農那樣自生自滅，因為個體經濟，一下雨，一鬧旱災，一鬧蝗蟲，顆粒無收，他就徹底破產了，難免凍餒而亡了。反之，如在大族豪門這棵大樹底下討生活的話，這塊田遭災了，但另外的土地很可能沒有遭災，他們還有依靠，還有飯吃。與其羨慕與追求虛幻的“幸福”，還不如老老實實過一種雖然辛苦但卻實在的生活。

很顯然，王莽他這場改革從效果上看，乃是權貴集團與普通民眾這兩邊都不討好。眾所周知，政治就是一門行為藝術，是利益分配與調整上的巧妙博弈。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你只能討好不同利益方的其中一頭，你要兩邊都想討好，兩邊都搞平衡，有時候反而會顧此失彼。捉襟見肘，左支右絀、疲于奔命，結果是兩頭都得罪。王莽在改革實施過程中，完全是按他的理想的模式一廂情愿來做，卻脫離了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的實際，土地兼并私有化，已經到這個程度了，你要搞公有的，要回歸到周的統治模式格局里邊，那只能是一種天真浪漫的幻想。一種超越現實的追求，而這樣的脫離實際的理想，注定了王莽的改制只能是以一出歷史的悲劇而告終。

(作者黃樸民為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館長、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