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堂(1899年2月7日——1951年2月5日)，字瑤階，山東省廣饒縣人，黃埔軍校一期，抗日戰爭中國將領，中華民國陸軍中將。與李延年、李仙洲、王耀武合稱三李一王。1899年3月16日(清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初五)出生于山東省廣饒縣大王橋河西的一戶地主家庭。1951年2月5日，李玉堂被國民黨當局殺害于臺北碧潭。1983年，經山東省人民政府批準，追認李玉堂為革命烈士。

1924年，李玉堂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1939年10月—1942年1月，日軍集結兵力，三次進犯長沙，李玉堂率部給予沉重打擊，取得抗戰史上聞名中外的三次長沙大捷。

1947年3月，李玉堂升任徐(州)兗(州)綏靖區司令官兼整24軍軍長。徐兗綏靖區名為負責徐州至兗州一線的治安，保障津浦鐵路濟寧——徐州段和南陽湖、昭陽湖、微山湖的水運線，而實際上李玉堂只對兗州地區負責。地區雖小，但李玉堂手頭上僅有的一個正規軍——整編第20師卻在這個時候被國防部撥給鄭州綏靖公署直接指揮了，而新歸屬指揮的傘兵總隊也僅是名義上的隸屬關系，這些情況使得只能指揮兩個保安團的李玉堂頭疼不已。自從內戰全面爆發以來，李玉堂手上的三個整編師都陸續脫離了他的指揮，使李幾乎成了一個空頭司令。他雖然數次請求原部歸建，或者另調部隊由他指揮，但是都沒有引起國防部的重視。

1947年12月，徐兗綏靖區司令部和整24軍軍部正式并編為第10綏靖區，李玉堂改任第10綏靖區司令官(副司令官楊漢域，參謀長蕭圭田)，這個時候他所能指揮的只有山東保安第3旅和一些縣區保安部隊。

1948年4月，國軍在膠濟路上的重要城鎮濰縣、周村相繼失守，濟南、青島兩個重點防御城市之間的聯系被切斷。隨后，解放軍的注意力又轉移到擊破津浦路，分割濟南、徐州兩座城市上。李玉堂掌握相關情報后，立即命令部隊積極備戰，挖掘戰壕，修筑城防工事。同時李玉堂再電國防部求援，終于盼來了整編第12軍(軍長霍守義)這支部隊。李玉堂在有了正規軍后似乎有了底氣，企圖依靠整12軍和地方保安團隊共約兩萬八千余人來堅守兗州。

欲保住兗州，必先守住曲阜，于是李玉堂派遣整12軍所屬第111旅的兩個團前往接防。但是當111旅旅長孫煥彩率部抵達曲阜時，卻發現迎接他們是解放軍的槍炮，原來曲阜此時已被解放軍團團包圍。孫煥彩帶著部隊退回兗州后，李玉堂命令該旅再次出戰，勢解曲阜之圍，結果孫旅在遭到解放軍打援部隊的重創后再次退回了兗州。6月11日曲阜被解放軍攻陷。至20日，兗州已被解放軍全部包圍，李玉堂只能困守以待援軍。

1948年7月1日，解放軍開始攻擊兗州外圍。李玉堂將守備重點放在西關，在經過反復爭奪之后，西關守軍于7月7日被殲滅殆盡。至此，兗州外圍盡失。12日下午17時，解放軍發動總攻，李玉堂在城內指揮所屬殘部拼死抵抗，三小時后城防被突破。李玉堂指揮殘部進行巷戰，堅持至13日中午，退據城東。下午三時許，整12軍軍長霍守義商請突圍，李玉堂見勢不可為，同意了霍的要求，并下達了突圍命令。李玉堂自率領保安旅殘部向徐州突圍，霍守義率整12軍殘部向濟寧突圍。兩路突圍部隊結果被先后擊破，李、霍兩人皆成為了解放軍的俘虜。

被俘后的李玉堂因冒充士兵而沒被發現，之后在解放軍押解俘虜后移時乘機逃脫，沿途又化裝成農民，潛入微山湖中一個村莊內躲藏，隨后又在當地一名漁夫的幫助下到了臨城，繼而坐火車抵達徐州。然而等待他的卻不是撫慰，而是國防部頒布“永不敘用”的撤查令。這位戎馬二十八年的抗戰名將遭此變故，也只能無奈的避居于上海。

1949年2月蔣中正宣布下野，李玉堂認為復出的機會來臨了。他首先在廣東省政府主席薛岳的部下充當高級參議。11月又被任命為海南防衛總司令部(總司令薛岳)副總司令。擔負起防衛海南的重任。

1950年1月兼任東路軍總指揮。

2月，抵制薛岳指揮的第32軍軍長趙琳被撤職，李玉堂又兼任該軍(副軍長康樂三，轄康樂三第252師、柴正源第255師、耿若天第256師、馮陳豪第266師)軍長，并擔負文昌、瓊東、加積、榆林一線防務。

在海南身兼三職的李玉堂對于即將解放海南的解放軍來說是值得策反的重要人物。于是，在李玉堂之妻陳伯蘭和內兄陳石清的聯絡下，解放軍同李玉堂取得了聯系。

1950年4月，李玉堂與解放軍的聯絡隨著海南戰役的開始而中斷了。由于他一直沒有下決心發動部隊起義，便只能指揮著32軍負隅頑抗。

4月19日，李玉堂抽調所屬第252師向澄邁友軍防區增援，結果被解放軍三個師圍殲。32軍的其余部隊于4月25日在萬寧遭到重創，其殘部于28日撤往臺灣。

李玉堂率領殘部抵達臺灣新竹后，再次被撤去軍職。繼又因為夫人陳伯蘭與中共地下黨有聯系而被逮捕。根據李玉堂的舊部胡林亭(原第32軍第255師警衛營副營長)的回憶，李之被捕，主要是由于其從事策反的隨從副官李剛暴露所致。李剛被捕后受刑不過，交代出李玉堂的夫人與內兄陳石清從香港到海南策反李玉堂一事。而李玉堂在得知李剛被捕后，立即寫信給在高雄工作的陳石清，要他趕快逃命。這封信結果被保密局特工截獲，李玉堂因此被捕。

審理此案的審判長錢大鈞經過調查，認為李對他夫人的通共情況并不知情，于是按照《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第九條，知匪不報的條例判處李玉堂七年徒刑，繼而增加為十五年徒刑。遺憾的是當蔣中正在批示這一判決時，竟然親自在判決書上批了一個“恥”字，于是這位得到過青天白日勛章的抗日名將就這樣被決定了最終命運。

1951年2月5日，李玉堂及其夫人陳伯蘭同被押赴臺北碧潭刑場執行死刑。李在臨死前留有遺書一封，內言“我命已矣！但事與我無關。總統命令，已無申訴余地，我死后望有公論。我無對不起國家之事，國家如此對我，于國家何益？實為共匪所快。我不足惜，不過一生為國，如此下場，心有不甘耳！……和平后，葬我于徐州云龍山……。”

1983年7月20日，山東省人民政府經過國務院批準，追認李玉堂為革命烈士。其理由如下：“1949年，李玉堂任海南防衛副總司令期間，中共通過關系策反李玉堂，李接受中共的條件舉行起義。因交通中斷，李玉堂未及時接到中共關于起義的指示，即隨國民黨軍隊撤往臺灣。碧潭。”山東省人民政府的這一決定使李玉堂成為了革命烈士。但是在二十多年后的2004年春節過后不久，臺灣政府又公開發表了一則提名為“李玉堂將軍及夫人陳伯蘭沉冤昭雪并頒予‘恢復名譽證書’”的啟事，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李玉堂原配李氏，續娶陳伯蘭，皆無所出，有一養女李國英，居于臺北，后移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