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為什么出家

對歷史上的高僧，人們關注的是他們的佛學修為，但對弘一法師，人們更關注他出家的動因。破產說、遁世說、幻滅說、政界失意說，不一而足。而事實上，這些解釋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因素，背后的深層因素，還在他兒時接受的儒家思想。

弘一法師：出家的儒者

郁達夫說，杭州的特產有兩樣，一是夏天的蚊子，一是廟里的和尚。據郁達夫在西湖邊上的觀察，每隔五分鐘，就可以看到“繅衣禿頂的佛門子弟，漫然闊步在許多摩登士女的中間”。

蚊子多容易理解，而寺廟究竟有多少呢？有人夸張地估計，民國時期，杭州的寺廟多達兩千多所，而西湖更是寺院的叢林。

據說，南宋之前的西湖荒涼，人稀，卻是和尚的福地。然后，香客來了，文人也開始與和尚交游。再然后，西湖就成了游人如織的景點。

盡管廟宇已經蕩然無存，但說到虎跑寺，人們還會隱隱約約知道這是座名剎。事實上，它是西湖邊上的大寺之一，高僧輩出，但能為普通人熟記的高僧卻只有兩位：圓寂在此的濟公，還有在此剃度的弘一法師。

佛事鼎盛的杭州，有幸接納了弘一的剃度，但這一剃度，卻引發了千古爭議，弘一為什么棄榮華、妻子如弊履，盛年出家？對此，人們提出了破產說、遁世說、幻滅說、政界失意說，還有弘一學生豐子愷的“三層樓”說，不一而足。

其實，諸如破產、遁世、幻滅等原因，只能算是浮在表層的影響因素而異，而深層的原因，還在于他的儒者身份。

“男兒若論收場好，不是將軍也斷頭。”年輕的李叔同意氣風發，也希望投身革命，先是追隨康梁，而當辛亥革命勝利的時候，也歡欣鼓舞：“雙手裂開鼷鼠膽，寸金鑄出民權腦。算此生，不負是男兒，頭顱好。”

1911年，他家的產業遭受了兩次致命的打擊，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號倒閉，這使得李家的百萬資產蕩然無存。在這樣的情況下，李叔同對辛亥革命還是沒有絲毫怨懟，只是發泄著河山光復的喜悅。

破產說和挫折說都認為，李叔同在家族企業的危機后生活困頓，同時因為缺少抗打擊的能力而遁入空門。但事實上，他的財務狀況并沒有到如此不濟的地步。

1917年，赴日學習音樂的劉質平經濟拮據，向李叔同求援。此時的李叔同基本上靠薪金度日，因此，他從工資的一百零五元薪水中抽出二十元，寄往日本，資助過程直到劉質平學成歸國。可見，工資度日已經綽綽有余，生活并不拮據。而從劉質平的角度看，如果不是知道老師有錢，他也是不會開口求援的。

事實上，李叔同的出家，還在于他的儒者身份，他有建功立業的念頭，現實卻丑惡卑劣，因此，又激發了他文化血液中的歸隱思想。

辛亥革命結束后，軍閥之間還在混戰，南北之間更是吵得不亦樂乎，而許多士人諂媚逢迎。民國初年的氣氛并沒有想象中的美好，民主被空置，民生仍然凋敝，列強依然環伺……

儒家文化有“用行舍藏”的原則，李叔同在革命后期的幻滅中，就是遵從了這樣的古訓，所謂的“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現實的政治和社會生活是丑陋的，讀書人看不破，但他們又是堅定的理性主義者，所以，士人可以在革命潮流中放聲吶喊，一旦轉到丑陋的政治運作，他們就會手足無措，產生“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感慨時。這個時候，歸隱，就是一條不錯的選擇。

在中國傳統士人的視野里，隱，就意味著依佛傍老。而李叔同首先選擇的，還是道家的歸隱途徑。所以，李叔同這位歸國后常研讀宋明性理之學的循循儒者，“后來忽然信了道教，案上常披著道教的經書。自己關起房來研究道學。”

他學道學不是好玩，而是玩真的。他開始試驗斷食，希望通過“不食人間煙火”求得身心的靈化，從而回歸老子所說的“嬰兒”狀態。事實上，他也真的跑到深山，斷食二十余天。據夏丏尊的回憶：“第一星期逐漸減食至盡，第二星期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星期起，由粥湯逐漸增加至常量。”三星期后，感覺脫胎換骨。

這個時候，他改名李嬰，興起了懷舊、倒退回嬰兒期的念頭。“茅屋之椽，老梅一樹，樹底迷藏捉”又成了詩歌的主題。

對道家文化的推崇，是他決定歸隱時的第一次選擇，而他最終選擇了佛教，則和他的交游圈子有很大的關系。可以說，杭州佛事繁盛的氛圍，以及周圍師友們的影響，加速了李叔同邁向佛門的步履。

從清末直至抗戰前夕，浙江文化領域的名士們形成兩個圈子。第一個圈子以魯迅為代表，還有秋瑾、徐錫麟、陶成章、蔡元培、章太炎，致力革命，壯懷激烈，是儒者中的革命家。而第二個圈子則以馬一浮為精神領袖，其中有李叔同、夏丐尊、經亨頤，以及屬于晚輩的豐子愷、劉質平，是儒生中的隱逸者。

馬一浮在五四運動前后就過著隱居的生活，并在杭州一帶宣揚佛學。在現代學者看來，馬一浮卻是“新儒學”的典型代表，西方文化、佛學以及道家思想，都與儒學相會貫通，成為新儒學一代大師。

李叔同男扮女裝

據豐子愷的回憶，李叔同學佛，正是響應了馬一浮的倡議，對馬一浮這位僅僅大3歲的同齡人，李叔同當成了自己的名師，他說，馬一浮是“生而知之”高人。

學佛之后，李叔同經常在虎跑寺等寺院留連，有一次還在那邊住了半個多月，自己覺得十分愉快，也和大和尚們一起吃菜蔬。回到學校的時候，也就是1917年的下半年，他開始吃素。

到冬天的時候，他請了許多經，如《普賢行愿品》、《楞嚴經》、《大乘起信論》等，在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佛像來，如地藏菩薩、觀世音菩薩等等，天天燒香。放年假的時候，他沒有回家，而是在虎跑寺過的年。

1918年正月，他在虎跑寺拜一位老和尚為師。農歷二月初五日是李叔同母親的忌日，他提前兩天到虎跑誦了三天的《地藏經》，為母親祈禱。這個時候，他還在學校任教，卻已經決定出家了，所以，在五月底，他把自己課程的考試提前，趕回虎跑寺。

這次，他開始穿出家人的衣裳，準備第二年剃度。夏丏尊看他沒有出家，卻穿出家人的衣裳，就說：“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沒有什么意思的，所以還是趕緊剃度好。”李叔同最終在1918年農歷七月十三日剃度，落發為僧。

馬一浮提倡佛法，自己卻只是居士，且用佛法來理解儒學，也常常說，信佛不一定要出家。事實上，民國時期的許多名士都有讀經的習慣，卻并不出家。

號稱章瘋子，敢罵光緒皇帝為“小丑”的章太炎讀佛經，嬉笑怒罵的斗士魯迅也讀佛經，因為佛經可以撫慰心靈，做一種權宜的穩遁。但真正要拋撇妻孥，去忍受寂寞、苦守古佛青燈，他們是做不來的。所以，他們也有隱逸的想法，卻難以實現。

李叔同不同，除了作為儒者內心的痛苦之外，還有更多讓他拋棄塵世的理由。

李叔同的父親晚年禮佛，常常請僧人到家中誦經和拜懺。而臨去世的時候，更是延請高僧，在病榻前反復誦念《金鋼經》，整個喪事期間，按照老人的囑咐，逐日分班誦經，送他往西天。

每逢這種場合，他都會與年紀相仿的侄兒李圣章扮和尚，用床罩做僧衣，口誦佛號。而年級稍大的時候，更是自封“大和尚”。

家里一位姓劉乳母，也常常教李叔同背誦《名賢集》中的格言詩，如“高頭白馬萬兩金，不是親來強求親。一朝馬死黃金盡，親者如同陌路人”。榮華盡頭是悲哀的意思，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了，所以，13歲的李叔同就能寫出“人生猶似西山月，富貴終如草上霜”的詩句，佛意十足。用佛學的眼光看，他已經具備通達佛門的“根器”和法緣了。

和他相對照的是，魯迅的童年也有類似的經歷，他曾經拜過一個和尚為師，并取法名為“長庚”。不過，他接觸到的是佛經中的因果報應，那些“帶復仇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所以還當過騎馬招魂的“義勇鬼”。而老祖母和長媽媽給他講的故事中，也多太平軍等排滿的故事。

此外，母親以及他的日籍妻子也是心頭之痛。李叔同奉母至孝，卻對母親有強烈的負罪感。母親24歲守寡，44歲早逝，用屈辱、痛苦的小妾生活換來了他的快樂童年。李叔同由此對一夫多妻沒有好感，他的原配夫人是芥園大街俞家茶莊的小姐，結婚的時候，他18歲，整個婚姻由母親包辦。而在日本期間，他又娶了個日籍女人，這個妻子，他甚至沒有留下名字，好事者附會的名字有千葉子、福基、薰子等等。

因此，他難以面對九泉之下的母親，也同樣難以面對異國他鄉的弱女子。道德感強烈的李叔同，默默忍受著自責帶來的痛苦，最終，他出家為僧，一了百了，“豈為阿女戀塵世，真愛合當斷情癡”，正是古代士人們的慣常法門。

所以，遁世說和幻滅說的某些方面是合理的。不過，他的遁世，是為了化解自身內心的道德煎熬，他的幻滅，是對王后將相方面事功的幻滅。但他沒有逃避自己的責任，也沒有對一切說空。他依舊關注自己的兒子的成長，也終身不敢忘記母親的養育，而當國難當頭的時候，佛門高僧發獅子吼，誓以佛門殘軀“殉教”救國。

不過，盡管他從儒家的教條出發出了家，當身處佛門的時候，他還是成了真正的佛教徒。譚嗣同說：“佛教精微者極精微，誕謬者極誕謬。”上至慈禧太后、恭親王，下至深山貧婦、市井販夫，用佛教來超度亡靈，祈福避禍、生子發財時，大智大慧如弘一法師，看到就是佛學的精深義理。正如章太炎一句話“佛教的理論，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

除了佛教精深的義理，弘一法師對戒律也很有興趣，他選擇的是戒律最嚴的律宗。之所以這樣，或許是他內心的結依舊不能完全釋然。母親，異國妻子，還有家國之事，都難讓人心安。

他的守戒，讓人瞠目。以不殺生為例，他對生命的重視達到了精微的程度。據豐子愷回憶，請弘一法師到自己家小坐的時候。法師每次在藤椅上坐下時，都要把椅子搖一搖。屢次三番，豐子愷忍不住問，大師會答：“椅子藤條間，或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要把它們壓死。先搖一搖，以便走避。”

修行期間，穿粗布衣衫，一日兩餐，不吃菜心、冬筍、香菇，因為這些菜蔬價格比其他的貴。夏丏尊曾贈送一個進口白金水晶眼鏡，他轉送泉州開元寺，變賣折大洋五百購買米糧，供僧人齋飯。

縱觀弘一法師的出家，首先是在儒學的指引下，開始尋求隱逸的生活，而后，佛教拓展了儒學資源中的隱逸方式，讓他過著一種完全苦頭陀的修行生活，苦其心志，而修其精神。幻滅，挫折，失意，都是幻像。

李叔同出家拒見妻子 妻子跪求相見無果

三十七歲時，李叔同與佛結緣，思索良久，最終決定出家。他將自己多年來視若珍寶的書籍、字畫、折扇、金表都贈送給了友人，就連衣服也一件不留。同事、朋友紛紛相勸，他都絲毫不為所動，攜帶了幾件布衣和日常用品就頭也不回地去了杭州虎跑寺。

去了之后，他立即換上僧人的衣服，屋子自己動手打掃，支個木板就當床，別人想幫忙，他一律不許。而且只吃素食，就連白菜里加點香菇，他都不會動一下筷子。

為了避免家人阻撓，他事先甚至沒有跟妻子溝通。直到他進了寺院，妻子才得知消息，到寺院尋找。可是，無論妻子在房門口如何苦苦哀求，他都避而不見，妻子索性跪在那里不走。見此情景，連同去的人都忍不住落淚，李叔同卻只是托人捎了一句：“當作我患虎疫死，不必再念。”

雖然已經出家，但家人并沒有忘記他，還是偶爾會寫家書來。每逢收到家書，別人都拆開細看，唏噓不已，李叔同卻一眼也不看，托人在信封后面寫：“該人業已他往，均原封退還。”別人覺得很奇怪，家書看一下又沒事，只要不回就是了，為什么非得退還呢？李叔同答：“既然出家，就當自己死了。如果拆閱，見家中有喜慶事，定會開心，若有不祥事，易引掛懷，還是退了好。”

為了避免親人朋友打擾，他的禪房上貼著四個字：“雖存若歿”，將所有探訪的腳步阻止在門外，真是絕情到極致。

豐子愷說，李叔同是一個“做什么像什么”的人，無論詩詞音樂，還是繪畫戲劇，他樣樣認真到極致，就連出家，他也比別人做得決絕、徹底。或許，正是因為做什么事都如此專心，斷絕其他念頭，他才能成為令人景仰的弘一法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