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農民造反這個問題，崇禎犯了在遼東問題上的相同錯誤，因為各類政策的失當，導致原本局限于一地的戰爭，演變成蔓延全國的戰火。

在崇禎元年陜西動亂初起時，在如何對待的問題上，明王朝就意見不一。起初地方官為逃避責任，對造反真相大力隱瞞，總幻想著來年天災過了，農民自然偃旗息鼓。但天災卻年年持續。到崇禎三年（1630年），陜西已經大亂四起，主要的農民軍勢力多達十多股，總數三十多萬人。這時候的明王朝剛剛經歷過北京保衛戰，京城周圍正滿目瘡痍，自然不愿再啟戰端，所以“主撫”派占據上風。一直主張招撫農民軍的御史楊鶴被任命為陜西三邊總督，趕赴陜西平亂。

楊鶴是個好官，在崇禎元年（1628年）動亂初起時，他就提出“元氣”說，認為老百姓是國家元氣，不能輕易殺戮。之前在官場上，他也“有清明”，是腐敗官場上難得的廉潔人物。可應對這樣的事件，僅廉潔明顯不夠，楊鶴很認真，對農民軍采取寬容政策，禁止官軍任意殺戮，而且也很勇敢，多次不顧危險單獨進入農民軍大營，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勸說，更鐵面無私，殺掉了陜西當地一批頗有民憤的官員。

忙活到崇禎四年（1631年）初，陜西境內十多路農民軍盡數接受招撫，共招降農民軍十多萬人，看似成績不錯，但多表面文章，楊鶴的方式，基本是“求人投降”，只要對方肯投誠，什么條件都答應，甚至允諾農民軍可以保留軍隊武裝，留在原地駐扎，這樣的做法，顯然治標不治本。

要招撫，就要給錢，崇禎先后撥給楊鶴十五萬白銀，看似不少，但分攤到每個農民軍手里，也不過半兩白銀。何況，各路農民軍雖接受招安，但實力并未受損，一旦楊鶴的錢花完，大災又不停，重新造反是遲早的。到崇禎四年八月，各路反軍紛紛撕毀合約，再扯反旗，明朝的十五萬兩白銀打了水漂，楊鶴本人被充軍流放。

招撫不行，就剿滅，這時候的主角，變成了洪承疇。

洪承疇，字彥演，福建南安人，楊鶴招撫陜西的時候，他是陜西參議，對楊鶴的招撫主張，他向來堅決反對，戰事重起后，陜西當地大潰，官員紛紛逃命。洪承疇非但不跑，反而自己臨時招募了一支千人民團，奔赴平亂前線。他的第一仗是在陜西韓城，擊潰了攻打韓城的王左貴部，李自成此時正是王左貴部的前鋒將軍。這一仗王左貴敗的很慘，其部隊幾乎被打散。李自成也因此與王左貴走散，之后一段時間，他只是陜西當地的一股散兵游勇。

卻也因禍得福。

被洪承疇追的走投無路的王左貴，在是年年底向洪承疇投降。但洪承疇不是楊鶴，接受王左貴投降后沒幾天就翻臉，派兵偷襲王左貴，王左貴本人及身邊部將皆被殺死，如果李自成還在王左貴麾下，恐怕也難逃這場滅頂之災。

王左貴覆滅之后，洪承疇得到重用，不到半年的時間，就成了陜西三邊總督，這時期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王喜胤和神一魁這兩股最大勢力上，崇禎四年（1631年）十月起，洪承疇開始全力圍剿王喜胤，這時他手里最大的王牌，就是擔任延綏副總兵的曹文詔，曹文詔是孫承宗的舊部，手中還有孫承宗練兵的骨血---1000名戰斗力強悍的遼東騎兵。

僅用兩個月時間，曹文詔就在甘肅河曲擊斃了王喜胤，這時候的李自成，正在王喜胤部將王自用麾下效力。又經過了三個月時間，另一股陜西最大農民軍勢力神一魁也全軍覆沒。在這期間，李自成追隨王自用，從曹文詔的追殺里逃脫出來，流竄到陜西，山西的交界地帶。這時候陸續集結到此處的，約有二十多萬各路農民軍敗兵。明王朝鎮壓農民起義的第一個拐點已經出現：此時洪承疇和曹文詔已平定陜西大部，如果與陜西交界的山西，河南兩省可以配合作戰，封鎖農民軍進入的要道。這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就會戛然而止。

在這個關鍵時刻，崇禎五年（1632年）十一月，王自用主持農民軍各頭領開會，列席會議的李自成，從此開始有了自己的名號—闖將！他成為這次會議的三十六位頭目之一，與他一道列席的，還有著名的“闖王”高迎祥，“八大王”羅汝才。會議商談的結果，就是王自用被推舉為首領，二十萬農民軍兵分五路，進入山西。這時擔任山西巡撫的是許鼎臣，在此之前，洪承疇已經上奏，要求山西務必守住關口，即使不能阻擋農民軍，也要盡可能的拖住，他在后面夾擊，必可大獲全勝。

許鼎臣也很積極，張口向崇禎要兵，明王朝一口氣調來了賀人龍，李卑，艾萬年三位總兵，都是能征善戰的勇將。可偏偏許鼎臣無能，他最大的毛病就是朝令夕改，今天命部隊駐甲地，第二天想想不對，又沒來由的駐乙地，還沒等他部署好，各路農民軍就長驅直入了。結果，本是陜西一省的暴亂，至此變成了中原大亂，雖然之后明朝調曹文詔入山西，一度重創農民軍，但農民起義在中原的燎原之勢，已經不可阻擋。

李自成在進入山西后，也迎來了他命運的又一轉折，他的老上級王自用在崇禎六年（1633年）病故了，麾下的兩萬兵馬盡被李自成接管，但剛接管了沒兩天，曹文詔進入山西，各路農民軍皆遭慘敗。幸運的是，這時候曹文詔主要針對的，是農民軍中實力最強的紫金梁部，曹文詔一直把紫金梁追到河北，而這時的李自成，卻與張獻忠，高迎祥等人合伙南下，進入了河南境內，此時的他，又是高迎祥麾下的干將了。

河南的軍事行動進展的很順利，農民軍連戰連捷，一直轉戰到河南武安。但就在武安當地，他們遭到明將左良玉部阻擊，遲滯了數日后，卻發現已身陷包圍圈中---這時曹文詔精心設計的包圍圈，武安四周，匯集了包括山西總兵曹文詔，京營總兵王撲在內的十萬明軍，封死了農民軍突圍的所有出路。包圍圈內，幾乎云集了高迎祥，張獻忠，羅汝才，李自成等所有明末農民起義的精英，畢其功于一役的機會，似乎就在眼前。

但就在農民軍要發動總攻前，設計這個包圍圈的曹文詔卻被調走了，職務從山西總兵平級調動成大同總兵。原因是曹文詔與河南御史劉令譽不睦，被回京述職的劉令譽告了黑狀，罪名是“養寇自重”，即把曹文詔現在故意示弱誘引農民軍武安會師的方略，說成是“養寇”，這正犯了崇禎的忌諱，曹文詔被調到暫無戰事的大同邊鎮，剛到任沒三個月，就趕上皇太極繞道大同進犯，曹文詔僅憑手中兩千多兵馬，與皇太極八萬精兵血戰十五天，硬是保住了大同重鎮，迫使皇太極撤退，崇禎卻非抓住他失去邊地縣城的小錯，非但不獎賞，反命他“戴罪立功”。

而更要命的是，曹文詔精心設計的河南包圍圈也破產了，曹文詔走后，明軍失去了最能征善戰的將領，參與包圍的各路部隊誰都不敢出頭沖鋒，與農民軍干耗到冬天后，代理曹文詔指揮的京營總兵王撲，在收受農民軍賄賂后，中了農民軍的“詐降”計，在包圍圈上讓出一條口子，滿以為農民軍會出來投降。結果十多萬農民軍趁機突圍成功。這次的后果更嚴重：各路農民軍突圍后化整為零，分別去了不同的省份，山西，陜西，河南，湖廣皆蔓延戰火。中原大亂，從此開始。

李自成去的地方是陜西，他跟隨高迎祥打了幾個勝仗后，接著遇到了主持陜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五省軍務的“五省總督”陳奇瑜。比起曹文詔的猛打猛沖，陳奇瑜的戰略是“追而小打”，從崇禎七年（1634年）二月起，陳奇瑜和農民軍發生了二十三場戰斗，全是小規模廝殺，打完了立刻收手，只尾隨其后追擊，追擊的結果，就是迫使農民軍再次進入了一個陷阱---陜西車廂峽。這是陜西南部長五十里的一個山谷，兩面群山環繞，通道極其狹窄，且只有南北兩個出口，早被明軍封死。高迎祥，李自成的八萬農民軍，就這樣再次進入了死地。

但這次農民軍再次使出老辦法---詐降+行賄。被困十幾天后，農民軍開始請求投降，深知這套把戲的陳奇瑜起先不肯，但農民軍又賄賂他身邊的將領，陳奇瑜雖是清官，卻架不住身邊屬下的連番勸說。加上此時明軍兵力確實不足，就準許了農民軍投降，撤出了對峽谷南口的封鎖，結果，農民軍在出谷后再次發動反擊。重創了陳奇瑜之后，再次進入河南地界。

自此，李自成的實力大為膨脹，他成為了高迎祥麾下的實力派人物，明末的農民起義，終于成為明朝的大毒瘤，大明局勢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