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員，常常自稱“奴才”，既見于官方文件、奏章之中，也常常出現在官員覲見皇帝之時。今天人們對此似乎難以理解，但在清代，卻是情理中之事。

奴才一詞，亦作“奴財”，“駑才”，在中國北方各地，尤其是北方少數民族中，是一個常見詞匯。魏晉以降，常常作為賤稱、卑稱或詈罵之詞，出現于歷史記載之中。《晉書》卷101《載記第一·劉元海》：“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同書卷103《劉曜載記》：田崧罵楊難敵曰：“若賊氐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為國家鬼，豈可為汝臣，何不速殺我”。《魏書》、《北史》及《通志》等書《爾朱榮傳》：“葛榮之徒，本是奴才”。《舊五代史》卷70，姚洪責罵董璋：“爾本奴才，則無恥，吾忠義之士，不不忍為也”。《資治通鑒》卷102《晉記二十四》：“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眾不足畏，況數十萬乎？”至明清時期，宮內宦官常常自稱為奴才，也被人罵作奴才，如《明史》卷244《楊漣傳》：“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若曹不聽入，欲何為？”。

另一方面，在北方民族中，臣與奴才本屬一意，并無多少分別。如《宋書》卷74《魯爽傳》：“虜群下于其主稱奴，猶中國稱臣也”。《通志》卷136同此：“北方群下言于其主稱奴，如中國稱臣也”。《隋書》卷84《北狄》：“沙缽略謂其屬曰：何名為臣？報曰：隋國稱臣，猶此稱奴耳。”(《北史》、《通志》同此說)臣與奴才二詞通假，起自于北方，由來已久。清入關以前，奴才一詞已出現于官方文獻中，《清稗類鈔·稱謂類》：“當未入關以前，滿洲曾貢獻于高麗，其表文，自稱‘后金國奴才’。可見奴才二字之來歷，實為對于上國所通用，其后逐相沿成習耳。”可見，滿洲舊俗，以奴才與臣相等，并不以為有辱國體。

清廷起于北方，滿語中有阿哈(Aha)，漢語意譯為“奴才”。沿其舊俗，奴才一詞在社會上也得以廣泛使用，當時及后世各種小說中也常有反映。《紅樓夢》33回：賈政說寶玉“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罷了”。32回：“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們奴才了。”第9回：“李貴等一面撣衣裳，一面說道：哥兒可聽見了？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個體面，我們這些奴才白陪著挨打受罵的。”第39回，襲人笑道：“拿著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呆呆的等著。”《兒女英雄傳》第3回：“咱們這個當奴才的，主子就是一層天，除了主子家的全得靠后。”清·孔尚任《桃花扇·聽稗》：“正排著低品走狗奴才隊，都做了高節清風大英雄！”《儒林外史》第27回：“被他媽一頓臭罵道：倒運的奴才，沒福氣的奴才。”《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難逢夫》：“公子暗想：“在這奴才手里討針線，好不爽利，索性將皮箱搬到院里，自家便當。”在很多時候，奴才及其衍生詞語都是賤稱和含有貶意的，如《紅樓夢》第45回，賴嬤嬤轉述斥責自己兒子的話：“你一個奴才秧子，仔細折了福！”

入關后，這類詞語有時也出現在正式官方文獻中和煌煌上諭之中，如雍正五年十一月，雍正帝上諭中有“此等卑污之習，皆始自包衣下賤奴才”之語在此種背景下，稱謂用語中出現“奴才”一詞，是極其自然的事情了。那么，清代官場及官方文獻中何時開始正式規范“奴才”這一稱謂，并逐漸形成一代制度呢？

資料表明，清入關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并未對奏章中稱奴才或稱臣進行統一規定。沿襲入關前滿洲舊俗，旗人面見皇帝及在給皇帝的奏折中，有用臣的，也有自稱奴才的。順治、康熙時期，并無相關規定。《欽定八旗通志》卷首之九：雍正元年八月，清廷試圖統一相關稱謂：“凡奏章內稱臣、稱奴才，俱是臣下之詞，不宜兩樣書寫，嗣后著一概書寫臣字。特諭。”(亦見：《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2與此同)雖然如此，我們看到，雍正時期的奏章中，仍然是兩稱并存，同為旗籍官員，既有稱臣的，也有稱奴才的。漢文文獻如此，滿文文獻也如此。如滿文文獻中，雍正四年四月，“寧夏將軍席伯等奏報嚴管駐防邊塞滿洲兵丁折”，后附署名為“將軍臣席伯、副都統臣蘇圖、副都統臣蘇穆爾濟”，雖為旗籍官員，奏折中署名自稱為“臣”。而同為駐防將軍，雍正四年十月，荊州將軍吳納哈奏折中，自稱“荊州將軍奴才吳納哈謹奏：為奏聞事”，正文開頭即稱“竊奴才看得”云云(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下冊，黃山書社1998年版，第1407頁)，雍正帝亦并未因自稱“奴才”、“臣”而表示批評或斥責，而是照常批以“知道了”等語。

直到乾隆前期，此種兩稱并存的情況仍然可以見到。筆者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檔案中見到，乾隆十年，鑲黃旗官員策楞奏折中自稱為“兩廣總督臣策楞，謹奏為請旨事”，而同為高官，乾隆十三年，安徽巡撫訥敏在奏折中通篇自稱奴才，“安徽巡撫，奴才納敏，跪奏為奏明仰祈睿鑒事：奴才蒙皇上天恩，補授安徽巡撫”云云。同為旗員，稱臣與奴才均有，且不分文武，兩稱并存。

然而，乾隆前期，旗員稱呼問題已經開始出現變化。一個典型事例是，乾隆六年，貴州官員張廣泗上奏請求將長子留在自己身邊，按制外放官員成年子女不得留于任所，以免造成以“衙內”身份擾亂地方的情況出現，但有特殊情況可以提出將子女一二人留于身邊。這一奏折本身并無什么問題，但張氏奏折中，自稱為臣，而將兒子稱為奴才，乾隆帝為此專門下旨，對張進行訓斥：“張廣泗奏請將伊子隨任一摺，據稱仰懇天恩。俯準臣長子奴才張極暫留任所等語。張廣泗系漢軍，請將伊子隨任，原為一已私事，折內應寫奴才。乃自寫臣，伊子寫奴才，殊屬不合，可寄信訓飭之。”乾隆諭旨中特地提出張氏為漢軍旗人，私事折內自稱為臣，而將兒子張極稱為奴才，“殊屬不合”，指出正確的作法是私事奏請，“折內應寫奴才”。這表明，雖然旗籍官員奏章中仍然兩稱并存，但這一現象已經引起清廷的注意，對于旗下官員私事折，已經開始要求稱“奴才”，以維護滿洲舊俗。

至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對官員自稱進行規范。不過，這一次與雍正元的要示統一自稱為“臣”不同，乾隆帝要求公事與私事分開辦理：“滿洲大臣奏事，稱臣、稱奴才，字樣不一。著傳諭：嗣后頒行公事折奏稱臣;請安、謝恩、尋常摺奏，仍稱奴才，以存滿洲舊體。”

至此，清代官場稱謂中，奴才與臣的稱呼規矩基本確定。《清稗類鈔·稱謂類》記載了奴才稱呼運用的基本情況：“不獨滿洲也，蒙古、漢軍亦同此稱，惟與漢人會銜之章奏，則一律稱臣。”同時，“漢人之為提督總兵者，稱奴才，雖與督撫會銜，而稱奴才如故，不能與督撫一律稱臣也。王公府邸之屬員奴仆，對于其主，亦自稱奴才。”

大體上說，官方文件及正式場合稱奴才的，有兩種情形：

第一種情形：滿洲等旗下官員，覲見皇帝、皇后時，自稱奴才。在奏折中也使用奴才這一自稱，無論官職尊卑，甚至官居大學士、尚書之職，仍然自稱為奴才。而漢族官員無論在覲見還是奏章中，都自稱為臣。這時稱奴才，顯示出清自乾隆以后，對滿洲舊俗的極力維護。其背后，則是這一時期，旗人集團受到漢俗影響的加劇。乾隆時期，一些旗籍貴胄與高官，對漢文化的熟練掌握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乾隆本人也是漢文化的踐行者，但為了扼止這種趨向，朝廷對“國語騎射”的強調也較前加強。正因為如此，乾隆時統一旗員對上稱謂時，一反雍正初年的態度，規定除公事折以外，一律回歸舊時的“奴才”稱呼。同時，這一稱呼也體現出旗人與皇家的一種親近關系。其中包括八旗漢軍人員，也視同滿洲人員，覲見或上折時均稱奴才。這也說明，在八旗中，雖然漢軍地位、待遇都低于八旗中的滿、蒙旗人，但清廷從未把他們完全等同于漢人，比如，八旗選秀女時，漢軍從來都是列入備選序列的，也說明了身份上的一致性。區別稱謂，一方面保存了滿洲舊習，另方面也體現出正式場合中，滿漢官員一體。其原則是區分公與私，公事稱臣，其他事項則仍可稱奴才。皇帝對于奏折中稱謂不合要求的情況，曾專門下諭申斥，如乾隆三十八年，御史天保、馬人龍二人會銜上奏，報告監考教習情形，因旗人天保在前，所以折中二人一體稱奴才。乾隆對此大為不滿，專門進行糾正：公事奏折，滿漢官員均應稱臣，“今天保、馬人龍此折，朕所不取”，強調：今后滿漢會奏公事折，要一體稱臣。但是，嘉慶以后，旗下官員漸漸恢復舊俗，常常是無論公事私事，均自稱奴才，只有與漢臣一同會銜上奏時才一體稱臣。

第二種情形：清制中，武職官員對皇帝，也自稱為奴才，雖然與督撫大員會銜上奏，都自稱為奴才。究其初制，或有深意，但行之既久，則視為習慣。乾隆三十八年，涼州鎮總兵喬照在升職后的謝恩折中自稱為臣，既違背了武職人員稱奴才的慣例，也違背了謝恩折稱奴才的制度，遭到乾隆帝嚴斥：“武員即官至提督，亦稱奴才，此乃向來定例，喬照豈容不知？雖臣仆本屬一體，稱謂原無重輕，但喬照甫加總兵，即如此妄行無忌，足見其器小易盈，著傳旨嚴行申飭。”皇上的意思，無非是說喬照這人器量太小，剛一升了個總兵，就志得意滿，以大臣自居。乾隆三十九年，福建提督甘國寶奏請陛見，請安折內自稱為“臣”，受到乾隆申飭，“此皆無知寡識所為”，并再次重申：“向來武職具折，例稱奴才，”“著傳諭各督撫、即行知照各提鎮，一體恪遵，毋致違舛。”

此種規矩為后世所沿用，道光六年，副都統兼西寧辦事大臣穆蘭岱在奏折中自稱為臣，遭到道光帝嚴斥，此前你一個武職人員，因為與漢員會同奏事，所以稱臣，這次你單獨上奏，竟也稱臣，“仿效文職，殊屬非是”。道光帝在上諭中還強調說：“此際各省將軍都統等奏摺，并無一繕寫臣字者”(《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103)，可見，武職人員一概稱奴才而不稱臣，已成慣例。

至咸豐二年，將武職稱奴才之規矩推廣至武科舉人，令“嗣后中式武舉引見。俱一律奏稱奴才。如再有錯誤。即將該提調等奏參。”

清末，反滿浪潮迭起，人們對旗員與漢官的不同稱謂多有議論，清廷宣布：“我朝滿漢文武諸臣，有稱臣、稱奴才之分。因系舊習相沿，以致名稱各異。……當此豫備立憲時代，尤宜化除成見，悉泯異同。嗣后內外滿漢文武諸臣陳奏事件，著一律稱臣，以昭畫一而示大同，將此通諭知之。”(《大清宣統政紀》卷30)推行不久，清王朝即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土崩瓦解了。

清自乾隆時確定此制，并與整個清王朝相始終。其初制，本意在維護旗下舊俗，提示旗籍與武職人員時刻記住自己的身份，保持所謂“國語騎射“，隨時準備效忠于王朝統治，這也推動了這一稱呼在社會上的廣泛使用。客觀上，這一稱謂也區別了旗人與漢臣的身份，“滿人稱奴才，有時可以稱臣;漢人稱臣，無時可以稱奴才”魯迅先生說“在清朝，旗人自稱‘奴才’，漢人只能自稱‘臣’’。這并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賜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別于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于‘奴才’”。這當然是排滿浪潮影響下對“奴才”一詞的理解，卻也道出了清代旗人與民人身份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