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是南造云子策反的？

談起李士群，熟悉抗戰特工史的人會立即想到“七十六號”——這個在日本侵略者卵翼下孕育出來的汪偽政權特工組織，總部設在南京中央路76號，是屠殺抗日志士的“魔窟”。而原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統)特務的李士群，走到汪精衛政權旗下，可能也是因為南造云子。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于1907年。20年代初，李士群進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讀書。這時期他受大革命高潮的影響，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并去蘇聯留學。第一次國內革命失敗后，李士群在上海以“蜀聞通訊社”記者的身份，從事共產黨的地下活動。不久，李士群為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逮捕。為了避免工部局將他引渡給國民黨政府，他托人走通了青幫“通”字輩季云卿的門路，由季云卿通過巡捕房的熟人，將他保釋出來。后來，李士群向季云卿投了門貼，從此與上海幫會拉上了關系。這時，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的特務正以上海為重點，活動非常猖獗，共產黨組織屢次遭到破壞。1932年，李士群被“調查科”逮捕。他眼見地下斗爭處境艱難，看不到前途，又貪生怕死，很快就自首叛變。

1937年底南京淪陷前夕，國民黨政府、黨部撤離南京，李士群與特務石林森、夏仲高奉命“潛伏”，住在南京中央路76號。三人雇傭了兩個女傭，年紀都在20歲左右。不久，李

上海百樂門。1942年4月，南造云子從此處下車執行任務時，早已等候多時的三軍統特工同時亮槍射擊，將南造云子擊斃于此處士群就和其中的一個勾搭上了，后來兩人一起跑到漢口。這個“女傭”實際上是日本特務機關派出的特務。在她的勾引下，李士群終于下決心改換門庭投靠日本人。

1938年上半年，李士群讓這個“女傭”先赴香港，為自己的出逃先行準備。同年夏秋之交，原任國民黨株萍鐵路特別黨部特務室主任調任他職，李士群繼任。李士群在領到國民政府發放的特務費用后，就吞沒了這筆款子，避開“中統”在廣州一帶布置的耳目，繞道廣西、云南，經河內、海防，逃往香港與女特務會合。李士群到達香港后，在“女傭”的陪同下，拜見了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村豐一。中村豐一認為李士群在香港人地生疏，難以發揮作用，便把他介紹給在上海的日本大使館。

這個女間諜在史籍中從未出現過真實姓名，但從其年齡、偽裝身份、活動能量看，與南造云子極為相似。而日本方面對南造云子的活動記錄中，也單單缺失了從南京監獄逃脫后近1年的記錄。南造云子直到1938年底才返回上海，在這之前，很可能是剛逃出監獄的南造云子大膽藏身于李士群情報站，并奉命對李士群站進行策反。

南造云子是否利用過戴季陶？

戴季陶，1891年1月6日出生于四川廣漢，是民國煊赫一時的風云人物。他才智過人，文筆優美，曾被蔣介石稱為“筆桿子”，任考試院院長長達20年之久，還擔任過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特種外交委員會委員長、國史館館長等高級職務，曾兩次出任中山大學校長，后又當上國民黨中宣部部長。戴季陶曾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但旋即成為強硬的反共中堅。戴季陶和孫中山、蔣介石都有著非常密切的、不同尋常的關系，又風流倜儻，故事多多，所以一直是社會公眾關注的“熱點”人物。戴季陶生性多愁善感，情感細膩豐富，他的“哭”在國民黨高層中最為有名，幾乎和與當年的劉備齊名。他逢有感傷，輕則淚流滿面，重則當眾嚎啕。但是在國共爭斗和特工組織方面，戴季陶可謂心狠手辣，不留情面。

戴季陶在16歲時留學日本，就讀振武學校。在日本生活的時期，戴季陶曾與一名日本女子同居，而后查明，這名日本女子是黑龍會所指派的。深受黑龍會等日本社團的影響，戴季陶逐漸對日本消除警惕，歸國后成為國民政府的親日派之一。

1934年6月，由于溫泉招待所間諜網的成功布設，南造云子成了日本間諜中新崛起的一張王牌。南造云子在上海接受日特機關的指令：“去南京潛伏，相機行動。”這次，南造云子把目標投向了國民政府元老、親日派高官戴季陶。

南造云子到了南京，立即著手“拜訪”原來在南京認識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一面收集情報，一面編制保護網，打開情報活動的局面。在這段時間，他與在溫泉招待所就認識的戴季陶逐漸搭上了關系。在稍加提示后，戴季陶的親日思想就開始重新抬頭，反映為他在1933～1937年間對日軍在華侵略極度懷柔的政策。

而另一份史料的說法是：1935年春的一個晚上，南造云子在躲避軍統特工的追捕時為戴季陶遇見，南造云子的美貌令戴季陶心旌搖蕩。讓戴季陶為之傾心。他明明知道對方身份可疑，卻仍然收留她躲了幾日，讓她逃脫了追捕，以后兩年里，戴季陶都在暗中保護著這個日本女間諜。

不管南造云子如何與戴季陶勾搭上的，在南造云子在南京活動的數年間，她數次憑借此關系逃脫追捕，轉危為安。在軍統的一次盯梢行動中，南造云子成了嫌疑目標，被軍統便衣暗暗跟蹤其后。此時南造云子仍不緊不慢地開車向前駛去，麻痹跟蹤者。在戴季陶住所附近，她突然加速，直奔戴季陶公館。門房認得南造云子，就準其進去了。特工看到跟蹤對象進了戴季陶公館，知道非一般人物，唯恐被他告狀，不敢在戴公館附近久留，狡猾的南造云子就這樣躲過了追捕。

戴季陶受親日思想的影響和南造云子的誘惑，在國內的政治立場上開始出現微妙變化。1936年“西安事變”中，張學良實行兵諫，逼迫蔣介石抗日。親近蔣介石的國民黨元老中，只有戴季陶一反常態，公開支持國民政府中另一個親日派何應欽，支持出兵討伐張學良、轟炸西安的計劃，認為“非如此不能救出領袖”。最后領袖救出來了，蔣介石也對戴季陶一反常態的立場產生了懷疑。

1937年1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中統局長陳果夫對此向蔣介石作了專題匯報，蔣介石顯然也對戴季陶的做法很不滿，但他與戴的關系太密切了，還下不了裁處的決心，只是表示，以后中央高層重要會議暫不通知戴季陶參加，同時限制他閱覽中央文件的范圍。

1947年，上海正氣書局出版了署名“仇章”的反諜紀實小說《別了，支那間諜網》。小說披露出許多鮮為人知的內幕秘聞，多次提到某“黨國元老”的庇護，雖未點戴季陶的名，但在社會上已經引起不少議論。

另據戴季陶的妻弟趙文田20世紀70年代在海外撰文回憶：1948年7月，戴季陶曾收到一個署名“徐叔平”的人來信。信中稱，他任過中央日報軍事記者，他已經掌握了戴季陶當年勾結南造云子損害國家民族利益的若干材料，擬寫成書在海外出版。但考慮到他與戴并無仇怨，犯不著毀壞戴的一世名聲，如果戴愿意出20根金條，他即可交出材料。戴季陶先是嚴詞拒絕，后又同意照辦，取回材料后，即付之一炬。從此以后他終日憂心忡忡，精神幾近崩潰，終于在1949年自殺身亡。

但在1937年，無論蔣介石還是國民黨其他高官，都不知道戴季陶身邊藏著一個日本間諜，“鬼點子”很可能就來自南造云子的枕邊風，使一貫做事圓滑世故的戴季陶失去了正常理智，倒向何應欽等人一邊，助長了何應欽乘機奪權的計劃，差點兒置蔣介石于死地。這大概算得上是南造云子間諜生涯中，又一個拙劣的刺殺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