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成年的皇子，其名字都有可能被寫在“正大光明”牌匾后的錦匣中，因此，在競爭的過程中，既不能“不作為”，又不能“亂作為”，純粹破壞的就少，更多致力于建設才能更有機會。對于一個政權來說，這樣的權力競爭秩序，無疑是良性得多了。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農歷，下同)，晨9時，乾清宮西暖閣。

大清國中央領導班子齊集于此，聆聽入關后的第三代領導核心雍正皇帝發表重要講話。與會的領導人有“總理事務王大臣、滿漢文武大臣、九卿”(《雍正實錄》)。

這是一次特殊的“中央全會”。

所有與會者官帽上的紅纓都已經摘去——這天正值雍正皇帝生母、仁壽皇太后烏雅氏“梓宮”(棺材)即將“發引”(出殯)，清晨雍正皇帝親自主持了“祖奠禮”。

皇太后烏雅氏死于五月二十三日。外界的政治耳語對于雍正皇帝十分不利：雍正的帝位奪自一母同胞的十四阿哥允 ，烏雅氏因此遲遲不愿晉位皇太后，并在與雍正激烈爭吵后自殺身亡。

“祖奠禮”之后，雍正召集了“中央全會”，講話的重點果然就是最為敏感的帝位問題，不僅涉及了他自己的即位，更多地談到了如何確立接班人的制度安排。顯然，這是他早已深思熟慮的一個話題，選擇這個時機發布，也絕非巧合。

那些被敏感詞頻頻轟炸著耳膜的與會者們，只敢認真聆聽、努力領會，他們并沒有想到，這一天的“西暖閣講話”，對于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來說，或許是政治體制上一個重大變革的開始……

“西暖閣講話”

官方的《雍正實錄》，對“西暖閣講話”有著詳細的記載。

在這篇講話中，雍正皇帝首先提到了他自己的即位：“我圣祖仁皇帝(康熙)為宗社臣民計，慎選于諸子之中，命朕纘承統緒。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倉猝之間一言而定大計……”

有關雍正接班的合法性，一直是清史的一個謎，而從《雍正實錄》的這段記載來看，康熙駕崩、雍正即位的“倉猝之間”，僅是“一言而定大計”，可以肯定當時并無遺詔，或者更為確切的說，當時并未出示遺詔。

《雍正實錄》的記載是否可靠？清代的各朝實錄，都是其后一朝以官方之力，根據原始檔案組織編纂，這種實錄，當然會為親者諱、尊者諱，而不會故意抹黑。《雍正實錄》的編纂是在乾隆年間，可見，至少在乾隆看來，其父雍正接班時靠“一言而定大計”，并沒有什么值得忌諱的，或者說，至少是難以篡改的史實。否則，他完全可以記錄為“宣讀傳位詔書后、承繼大統”。

那么，是否真有康熙的傳位詔書呢？在保存至今的清宮檔案中，確實有這份傳位詔書，但雍正即位之際未能及時公布這份最能洗清嫌疑的文件，令這份傳位詔書的起草時間成為疑點。但是，無論何種情況，雍正即位時的“倉猝”，顯然對其刺激頗深，這應該是激發其在接班人制度實現改革的重要因素。

隨后，雍正皇帝話鋒一轉，談到了接班人的問題：“今躬膺圣祖付托神器之重，安可怠忽，不為長久之慮乎。當日圣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憂悴，不可殫述。今朕諸子尚幼，建儲一事，必須詳慎，此時安可舉行？然圣祖既將大事付托于朕，朕身為宗社之主，不得不預為之計。”

“二阿哥”即康熙皇帝的嫡長子胤 ，在康熙的諸子中排行老二，不滿兩歲時就被冊立為太子，但在康熙晚年卻父子反目，兩度被廢。這段故事充滿了戲劇性，經過各種文藝作品的傳播，至今可謂家喻戶曉。

雍正在這段話中，先提出接班人似乎不應過早確立，但又不能不確立。顯然，這是一對矛盾，如何化解呢？雍正拋出了他的化解之策：

“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于匣內，置之乾清宮正中、世祖章皇帝(順治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后，乃宮中最高之處、以備不虞。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數十年、亦未可定。”

康熙之前，歷史上的帝位傳承，即便有遺詔或傳位詔書之類，皇帝的親筆也絕非必備手續，往往是近臣代筆，皇帝無非簽字甚至僅僅加蓋玉璽。正是從雍正開始，傳位詔書由皇帝親筆撰寫，以防止“盜版”，被作為制度性安排的重要內容。至于秘密立儲，到關鍵時刻才公布，更是前無古人的一次制度創新。

這就是清代秘密建儲制度的開端。在這個制度下，接班人選已經確立，但卻秘而不宣，而其最終揭曉的流程則又是公開宣告了的。

顯然，這首先繼承了康熙皇帝不再公開立儲的原則經驗：康熙兩廢太子后，就不再公開宣布接班人人選，以免父子相疑、兄弟相爭。其次，也汲取了康熙皇帝在操作流程上的教訓：康熙雖然秘密選擇了接班人(以其英明這應是必然之舉)，卻未設定非常時刻的自動發布程序，這一關系江山社稷的重大決定，自始至終只有其一人掌握，而在其彌留的“倉猝之間“，根本難以有效發布。

康熙在操作層面上的這一疏忽，是導致雍正即位合法性缺陷的關鍵：如果雍正是篡位者，則康熙的疏忽為篡位者提供了機會；如果雍正并非篡位者，則康熙的疏忽導致本來堂皇正大的事變得鬼鬼祟祟。歷史再度驗證了細節決定成敗。

無論雍正即位是否“正”，他都必須彌補上這個令他困擾終身的缺憾，那就是在繼承康熙皇帝秘密建儲原則的同時，確定并公開宣布建儲方式尤其是非常時期接班人信息發布的預案。

雍正對操作細節的擔心，依然存在。為保萬全，除了將接班人的名字密封藏于“正大光明”匾額之后之外，“又另書密封一匣，常以隨身”。這一細節，是其子乾隆皇帝72歲時(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回顧總結接班人制度時所談及，被記載在《乾隆實錄》中。這樣的雙保險，就確保在任何情況下，傳位詔書都能被不折不扣地傳達。

至此，會議結束，雍正“乃命諸臣退，仍留總理事務王大臣，將密封錦匣收藏于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后，乃出”。這個細節不容忽視，被留下來見證歷史上第一次“秘密建儲”實際操作的“總理事務王大臣”，正是雍正的最大競爭對手之一、八阿哥胤禩。雍正此舉，既可以理解為懷柔，也可以理解為一種變相的警告——我連接班人都安排好了，且如此妥當，你就死了心吧！

老大難問題

“西暖閣講話”及傳位詔書的密封密藏，標志著中國皇位繼承制，在新的歷史時期與時俱進了，“秘密建儲制”自此成為中華帝國晚年的主流。

從周朝開始，中國的皇位(王位)繼承，乃至民間的代際繼承，都是嫡長子繼承制。根據《春秋公羊傳》的表述，就是：“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所謂“嫡子”，就是正妻(皇后、王后)所生之子，而庶子就是正妻之外的妾(妃嬪、侍婢)所生之子。繼承的順序，先看嫡庶，再看長幼，嫡子中年齡最長者為第一繼承人；在沒有嫡子的情況下，才輪到庶子們，庶子的繼承順序根據其生母的地位高低排列。這種順序，實際上是“子以母貴”，兒子的繼承順序依賴于母親的地位，而兄弟之間的長幼只在同一母親或同一等級的不同母親下才起作用。

嫡長子皇位繼承，有兩個原則，一是嫡長子優先，二是公開立儲。這個制度，將皇子之外的人排除在了繼承范圍之內，基本杜絕了來自其他血緣關系的競爭。但是，皇子之間的競爭烈度并未能消減。雖然很少有人挑戰嫡長子繼承制的原則，但是，“嫡長子”畢竟仍然是相對的，通過改動排隊人的數量，完全可以造成“后來居上”，而“插隊加塞”的最有效辦法，就是將排在前面的候選人從政治上打倒，甚至從肉體上予以消滅。

面對最高權力的巨大誘惑，朝堂之上的大臣朋黨，后宮之中的妃嬪宦官外戚等，各有山頭，各有所擁戴的皇子，各種利益集團自然便展開了博弈甚至廝殺，步步驚心。縱觀二十四史，圍繞接班人而展開的爭斗，幾乎是所有宮廷悲劇及大多數朝堂悲劇的源頭，歷代政權都因此而消耗了大量的資源，圍繞“國本”的爭斗恰恰成為“國本”被放血的巨大傷口。

而皇帝與儲君之間的矛盾，也因為權力的分享，而變得詭異起來。

公開冊立儲君的意義，首先是通過明確接班人，鞏固“國本”。其次，也是要給予接班人“實習”的機會，在實踐中學習和鍛煉能力，更在實踐中塑造威望、培養團隊，因此，儲君一般都被賦予協理政務、監國、撫軍等權力，尤其在皇帝出巡或親征的時候，太子往往成為“代理皇帝”，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但是，自秦始皇以來，中國的最高權力向來就是“排他性獨占”的，對這種權力的任何分享，即便是接班人“實習”性質的分享，也可能成為不安定的因素。中央出現了實質上的兩個核心，原先的權力平衡自然受到影響。大多數朝代，這種父子之間的爭權并不嚴重，作為接班人的兒子一般謹小慎微，慢慢熬過“實習”期，但是偶爾也會出現激烈的對抗。

清代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入關之前，基本實行的是“汗位推舉制”，保持了相當的軍事民主制，八旗旗主享有很大的發言權。到康熙手中，有感于皇位更替時宗室干政、大權旁落，遂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師法中原傳統，確立了嫡長子繼承制度，并預定接班人、冊立太子。這實際上剝奪了八旗旗主參與確定接班人的大權，加強了皇權，建立了一個領袖、一個核心，在立國之初有效地減少了圍繞接班人的權力爭斗。

然而，獨裁大權難以分享的宿命，也伴隨著康熙及太子胤礽。

胤礽從2歲進入“第二核心”，數十年下來，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太子黨”，而與皇權產生了摩擦。

康熙后來兩廢太子，原因之一是皇子們的爭奪。他雖然確定了嫡長子繼承制，但清初百廢待舉，其兒子們又皆非碌碌之輩，各有用武之地，也各有勢力范圍。康熙本想培養一批賢王，將來可以輔佐太子，避免出現明朝那樣試圖強干弱枝卻造成干枝都弱的悲劇。但是，權力的極大誘惑及腐蝕性，令這種“集體領導”就變成了“集體臨時工”，有功則攬，有過則諉，眾皇子見太子無能，難免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覬覦之心，這嚴重阻礙了太子發揮“第二核心”的領導作用。在惡性循環之下，太子進退失據，不斷犯錯，終于導致被廢。此外，康熙廢太子的另一個原因，是其本人與太子也發生了權力上的摩擦，加上其他皇子的煽風點火或者落井下石，導致父子相疑。

因此，在被接班人的問題長期困擾之后，康熙最終實際上選擇了秘密立儲的辦法，既避免父子之間的權力摩擦，也能有效保護將來的接班人免于夭折。

秘密建儲的確定

經歷了接班人問題上的一連串打擊，康熙對于嫡長子繼承制的兩條原則“立嫡不立賢”、“公開建儲”都發生了懷疑，這在他有關接班人制度的兩次重要談話中有所體現。

第二次廢太子之后，朝野都不敢涉及接班人這個敏感話題。直到次年(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左都御史趙申喬打破沉默，提出“皇太子為國本、應行冊立。”為此，康熙召集“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九卿”等，在“中央全會”上闡述了自己的看法。

據官方文獻《康熙朝實錄》的記載，康熙首先表達了自己對于再度立儲的審慎立場：“建儲大事，朕豈忘懷？但關系甚重，有未可輕立者。”

對于是否需要過早設立接班人，康熙質疑道：“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努爾哈赤)，并未預立皇太子，太宗皇帝(皇太極)亦未預立皇太子。漢唐以來、太子幼沖、尚保無事；若太子年長，其左右群小，結黨營私，鮮有能無事者。人非圣人誰能無過，安得有克盡子道如武王者？今眾皇子，學問見識，不后于人，但年俱長成，已經分封，其所屬人員，未有不各庇護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將來無事乎？”

這位已經60歲的皇帝，似乎已經對于人性惡極度悲觀，他說：“爾諸大臣、俱各有子。凡人幼時猶可教訓，及其長成，一誘于黨類，便各有所為，不復能拘制矣。”因此，在這次中央全會上，他明確宣布：“立皇太子事，未可輕定，特召集爾眾大臣，明示朕意。”

四年之后，康熙似乎考慮成熟了，他拖著病體，在乾清宮東暖閣再度召開中央全會，這次會議上，康熙發表了長篇講話，并且自我說明這就是他的遺囑：“此諭已備十年，若有遺詔、無非此言，披肝露膽、罄盡五內，朕言不再。”

這篇講話，涉及了諸多內容，大至清朝政權的合法性問題，中至他個人的自我評價，小至帝王的職責與養生。但核心的，依然是接班人的安排。

康熙先談及自己的身體，“近日多病、心神恍忽、身體虛憊，動轉非人扶掖步履難行。”正因此，接班人的問題成為他所關心的頭等大事。他說：“漢高祖傳遺命于呂后，唐太宗定儲位于長孫無忌，朕每覽此、深為恥之。或有小人希圖倉卒之際，廢立可以自專，推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豈肯容此輩乎？”顯然，這是一個強烈的信號：康熙要在自己還清醒的情況下，處理好接班人的問題，免得在“倉卒之際”被“小人”利用。

他并不忌諱討論身后之事：“今臣鄰奏請立儲分理，此乃慮朕有猝然之變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諱……立儲大事、朕豈忘耶？”但是，他明顯提出：“惟是天下大權、當統于一。”這其實也是明確宣告，即便重設接班人，也不會給予其明確的地位和權力，以便確保皇帝大權獨攬——顯然，唯一能做到兩全的，就是秘密立儲。

這次談話之后1個多月，群臣集體奏請早立太子，并提出太子應在皇帝督導下“贊襄辦理”政務，而不是分權。康熙欣然同意，令大臣先裁減太子儀注，但在一切預備就緒后，康熙卻并沒有冊立太子，直到4年之后去世，再無公開宣布過他心目中的接班人究竟是誰。

康熙的兩次談話，實際上基本確定了其改革接班人選拔制度的原則：一、接班人的選擇，由皇帝乾綱獨斷，他人不能參與和插手；二、改立嫡為立賢；三、實際交接班之前，太子只能贊襄政務，而不應分享權力。

從康熙的行動來看，他已經開始嘗試“秘密立儲”了。而且，在長達4年的時間內他始終對此沉默，完全可以理解為他已經準備了在關鍵時刻公布接班人的方式，比如密詔，但是，對保密尺度的過度掌握，令康熙在生命最后時刻的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失控了，這給雍正的繼位合法性蒙上了濃重的疑云。

康熙在操作層面上的瑕疵，被雍正立即彌補上了。雍正的“西暖閣講話”，標志著秘密建儲制的成熟與應用。此時(1723年)，離八旗入關僅僅79年，大清王朝依然被朱元璋“胡人自古無百年運”的預言而深深困擾著，正在努力探索如何突破這一百年宿命的方式。

7年之后，雍正在駁斥一些官員對秘密建儲的懷疑時，說：“凡一州縣之官，必欲得其人以治之，況儲貳關系宗社蒼生而可易言建立乎？設建之不得其人，則必招天下后世以付托非人之議；建不得人而更易之，又起奸逆狂瞽以輕動國本之譏；乃慎重詳審不早建儲，又致陸生楠輩有無本之國之謗。”

這段話說明了秘密建儲的幾個優點：一、不對外公布，可以慎重且從容選擇接班人；二、發現人選不妥，可以隨時“更易之”，無非換張詔書而已，不會影響政局，成本和風險幾乎為零；三、“國本”依然得到保障，倉猝之間不會導致國家無主。

經由這一制度接班的第一個皇帝，就是乾隆。乾隆對這一制度推崇備至，認為它解決了“不可不建儲，而尤不可顯立儲”的難題，“最為良法美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下旨：“世世子孫所當遵守而弗變”。

自此，直到清亡，這一秘密建儲制度，成為大清王朝最高權力更替的國策。

尾聲

與之前歷朝歷代相比，大清王朝的君主們，在勤政方面，無疑都是相對最為優秀的一群。這除了他們作為少數民族政權，始終有一種臨淵履冰的危機感之外，在接班人選擇階段的優勝劣汰，無疑也起到了相當大的“鯰魚效應”。

圍繞最高權力的爭奪，從來沒有停止過。

在接班人明確的情況下，壁壘分明：接班人的利益最大化就是維穩、不出問題，這導致了接班人的行為準則是“不作為”，韜光養晦，但是，韜光養晦久了，即便原先還是有些本事的，也往往過了保質期，真的就成了草包和廢物；而競爭者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先將接班人打倒，這導致了他們的行為準則是“先破壞、再建設”，甚至“只破壞、不建設”，這樣的競爭是惡性的，其對政權根基的沖刷力很強。

推行秘密建儲制度后，接班人不再明確，陣營也就模糊了。每一個成年的皇子，其名字都有可能被寫在“正大光明”牌匾后的錦匣中，因此，在競爭的過程中，既不能“不作為”，又不能“亂作為”，純粹破壞的就少，更多致力于建設才能更有機會。對于一個政權來說，這樣的權力競爭秩序，無疑是良性得多了。

政治是講究實際的。只要“權力無限大”這個前提依然存在，選擇接班人的關鍵，就并不在于采用秘密抑或公開方式，而是如何防止有限的體制內資源被消耗到無限的內耗之上，甚至最終危及政局和政權。立賢且秘密建儲，這種看似彈性的暗箱操作，相比剛性的嫡長子公開繼承，成本小、風險低、收益大，更能有效實現維穩和可持續發展。清王朝能突破“胡人自古無百年運”的宿命，獲得268年的壽命，不能說與這一制度上的更新毫無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