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飲食方面，中國人向來很少有什么特定的禁忌，龔鵬程在《生活的儒學》一書中話說：“從比較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國人的禁食范圍最窄，幾乎什么都吃。”即便是酒類這樣很多社會都曾從宗教上嚴厲禁止的事物，在中國歷史上執(zhí)行得也不嚴格，而且常常隨著形勢的變化而波動;國家雖然多次禁酒，但多是出于實用性目的的臨時舉措，至于在全社會層面上達成禁酒的共識，或像美國那樣，以宗教為由將禁酒上升為國家政策和法規(guī)，那可說是從未有過。

這當然與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有關：作為一個至遲在秦漢時代就已建立起早熟的政治體系的國家，宗教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并不十分重要，而儒家又堅定秉持關注此世生活的信念，除了某些特殊儀式期間有飲食禁忌(如居喪期間不能飲酒或齋戒時要吃素)外，并無特定的嚴格戒律;甚至即使犯戒也不過只是受到罰款或“越禮”、“敗德”這樣的指責，除了虔誠的佛教徒之外，基本不必擔心死后要受地獄之火炙烤。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飲食禁忌

在其他社會中，這卻往往攸關重大。在基督教傳統(tǒng)中，酒和面包象征著基督的血與肉，社會學家涂爾干認為一些社會禁酒的起因可能就在于“(葡萄)酒和血的外在相似性”，有著祭祀上的重要性。近代以來歐美社會的禁酒運動，雖然常舉出“飲酒引發(fā)犯罪”這一看似世俗的理由，但實際上背后的推動力往往來自宗教界。在經(jīng)歷了工業(yè)化和城市化之后，像衛(wèi)斯理這樣的宗教人士擔憂于社會的失序和混亂，認為飲酒是一種墮落的不良習慣，試圖在人們心中重建道德秩序。1809年誕生于英國的素食主義運動，就是源于當時一群“圣經(jīng)基督徒”(BibleChristian)教會的成員聚在一起發(fā)誓禁食酒肉。到19世紀中期，英國興起大規(guī)模的禁酒運動，以至于在全國各地的數(shù)千個禁酒集會上，與會者都用飲茶來表明自己反對飲酒的態(tài)度。這一風潮后來吹到美國，在1920年代前后禁酒運動高潮的時期，不飲酒被視為一個優(yōu)秀基督徒有別于那些“墮落的天主教徒”的素質(zhì)，因為天主教領圣體儀式中的“酒和餅”象征著基督的“血和肉”，而新教反對偶像化，認為不飲酒是恪守教義、對家和共同體負責的表現(xiàn)。

在伊斯蘭教國家，飲酒也是被嚴厲禁止的行為，甚至連咖啡，由于一度被視為一種酒精飲料，也不被許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小說《我的名字叫紅》中的教長就宣稱：“飲用咖啡是一項嚴重的罪行！”按照伊斯蘭教法，飲酒可被處以公開鞭笞的刑罰。在世俗主義占上風的20世紀初期，伊朗國王禮薩汗便以公開飲酒表明自己對教士階層的蔑視;然而在巴列維王朝1979年倒臺之后，飲用和售賣酒類在伊朗再度成為遭到嚴禁的非法行為。有時世俗的共和政權也禁止飲酒，例如利比亞的卡扎菲在1969年政變中推翻國王上臺后最初的政策之一就是實施禁酒。并不奇怪的是，由于既需要提神又不能喝任何帶酒精成分的飲料，因而在中東和英國一樣，最終不喝任何酒精的茶都成了當?shù)厣鐣畹俟痰牧晳T。

中國人在飲食上“不講道德”

不獨對酒類，在對其它“成癮性非必需品”的態(tài)度上，中外的差異也是如此。茶飲料由于不含酒精，很難使人把它和“罪惡”聯(lián)系起來，因而無論在中東還是歐美，都未遭遇反對;但在金代，朝廷官員卻由于茶葉消耗量大增，消耗國家財源而紛紛要求禁茶。金宣宗元光二年(1123)，據(jù)省臣奏：“今河南、陜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銀二兩，是一歲之中妄費民銀三十余萬也。”(《金史》卷四九食貨志四)當時禁茶的措施包括：規(guī)定飲茶者的范圍，不得隨意儲存、饋獻和出售茶葉。

即便是紙煙這樣看來明顯危害健康的成癮消費品，中國最初也并未把它和道德聯(lián)系起來。據(jù)劉文楠《近代中國的不吸紙煙運動研究》，中國人早先反對吸煙的理由都是“會引起意外火災”，而且往往僅限于特定范圍;而直至19世紀中葉之后，“在英美基督教節(jié)制觀念興起的背景下，對酒精和其他成癮品如鴉片、煙草等的批判才開始與‘個人品性’、‘意志’、‘節(jié)制’這類帶有強烈道德色彩的詞匯聯(lián)系起來”，而這本身“帶有很強的道德和宗教色彩”。但盡管如此，從后來1930年代初國民黨推動的新生活運動來看，之所以禁煙，其給出的理由也大多都像當年曹操的禁酒令一樣，是出自現(xiàn)實考慮：煙酒屬于不正當消費，民眾應杜絕不必要的浪費。在這一點上，國共兩黨的考慮點幾乎一樣。相比起來，伊斯蘭地區(qū)和歐美卻慣于將吸煙視為罪惡——最著名的可能就是希特勒，他素食、禁酒，還是激烈的禁煙者，認為靠吸煙獲得樂趣比燒死猶太人還邪惡。

從對待酒、茶、煙的態(tài)度可以看出，中國社會(尤其是政治家)往往更多是從社會秩序、國家財源等政治角度來思考其利弊的，而極少會上升到認為消費它們屬于“罪行”，乃至其本身是否“邪惡”的地步。如果在意的僅僅是這種現(xiàn)實中可能造成的社會危害性，那么在情勢發(fā)生變化時，它們就很可能不再被視為具有危害，而無法構成社會共同體必須遵守的絕對禁忌。

“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何中國人在飲食方面百無禁忌——因為他們無須擔心觸犯戒律。這歸根結底是因為中國社會的宗教性最為淡漠，很早就建立起了世俗政治主導的社會秩序。但凡宗教居于較重要地位的群體，總會有一套嚴格的飲食禁忌，因為這是他們保持自身特性的重要規(guī)范。在《圣經(jīng)舊約·利未記》中，上帝列出了長長的禁食清單;伊斯蘭教除了眾所周知的禁食豬肉外，據(jù)清初回族學者劉智《天方典禮》記載，還禁食鷹、鷂、虎、狼、狗、獅、豹、熊、象、狐貍、貓、驢、騾、龜、蛇、蟹、鱉、青蛙等，此外還禁食血液、自死物和未誦真主之名所宰之物。

相比起來，中國人給人的印象差不多是“什么都吃”，而這在西方人眼里看來，往往顯得不是稀奇古怪，便是貪婪墮落，因為從他們自身的角度來看這難以接受。美國外交官EdmundRoberts1832年到訪廣州，事后有這樣的記錄：“他們的生活習慣最為墮落殘忍;賭博四處流行，并且已然上升到一種毀滅而且罪惡的地步;他們服用致命藥物和烈酒給自己帶來快感;他們還是粗暴的雜食家，地上跑的、走的、爬的、天上飛的、水里游的，實際上幾乎所有可以吃的東西，不管是海里的、還是土里的，哪怕是別人看來最惡心的東西，他們都會貪婪地往嘴里送。”反過來，中國人則很難理解外國人放著美食而不吃——例如歐洲到處橫行的大閘蟹。

的確，中國歷史上極少特地禁食某種食物——即便有，也不是出自所有人都認可的宗教戒律。梁武帝雖然戒酒肉，但他并沒有具體針對哪一種肉食，此后的帝王從未再發(fā)布類似的詔令;唐代倒是禁止捕殺或食用鯉魚，但那僅僅是因為唐朝皇室的“李”姓與“鯉”同音，而一旦唐朝滅亡，這禁令自然也失效了;雖然歷代也禁止屠牛、吃牛肉，但這只是因為需要牛來耕地，而不是像印度那樣把它視為“圣牛”——在印度，早在5世紀的笈多王朝時期就已下令，將殺死一頭母牛等同于殺害一位婆羅門祭司，認為這是極其嚴重的罪行。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曾說美國是“圣狗之邦”，因為狗在美國是禁食的，但中國的狗肉館也多的是，只是近年來受新傳入的動物保護思潮的影響，才開始有組織反對吃狗肉。

即便與同屬東亞文化圈的日本相比，中國人在食物禁忌方面也算得是相當隨便的。傳統(tǒng)上，中國人僅僅認為遵守社會等級、無須奢侈浪費，所謂“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佛教雖然傳入中國，但吃素禁酒并未成為全社會共識，而日本則在675年第一次頒布《肉食禁止令》之后，自7世紀后半期至8世紀中后期，幾乎歷代天皇都一再下令禁止肉食，食肉逐漸被視為粗鄙和野蠻，到鐮倉時代中期，連魚肉也開始禁食。在全社會幾乎斷絕肉食數(shù)百年后，直至明治維新時才由天皇宣布解除肉食禁令，結果引發(fā)不少激烈反應，明治五年(1872)甚至發(fā)生了御岳的神職人員為了勸諫天皇禁食肉食而闖入皇宮的事件。

對于中國人何以在飲食方面如此百無禁忌，流行的說法認為中國人口眾多、歷史上又天災不斷，因而不得不變成什么都吃。中國確實曾長期苦于食物短缺，但這無法解釋為何同樣食物匱乏的社會(如印度)寧可挨餓也不像中國人這樣雜食，也不能解釋為何到了富足和平的時期，連中國的富人們也還是樂于吃雞爪、內(nèi)臟和毛血旺。或許真正合理的解釋是：中國人從來不曾讓宗教戒律束縛住自己的胃口，而更多地從現(xiàn)實角度出發(fā)靈活應對。其結果，不僅讓中國菜獲得了遠比其它菜系更為豐富多樣的食材來源，而且，正如美國學者小尤金·安德森在《中國食物》一書中所說的，“相對較少的飲食禁忌，使中國人取得了舉世無雙的成就：無與倫比地維持社會平衡，長期養(yǎng)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