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并不是沒有給清王朝機會，清王朝統治者也不是沒有試圖做過種種努力。一切偉大的變革都起源于對歷史與現實的反思。

接替乾隆帝的嘉慶固然有革新的企圖，但其思維還是歷代王朝“中興”的套路，與近代化的模式大相徑庭。歷史的慣性在于，一個王朝建立了，祖宗家法也就出現了，任何試圖改變祖宗家法的改革，都很難得逞。祖宗家法是不可輕易改變的，專制下的朝政更是不可隨意批評議論。嘉慶五年（1800 年），當翰林院編修洪亮吉上書言事，痛陳數十年來之弊政時，立刻就逆了龍鱗，被流放到新疆。建言者犯忌，剛剛出現的改革新氣象瞬間即逝。前前后后，中國錯失了近二百年的歷史機遇期。如果要追尋 1912 年清王朝終結的深層原因，目光至少要上溯到這個時期。

西方的資本主義正在瘋狂地增長，資本的原始積累刺激著資本家及其政府的貪婪欲望，炮艦加掠奪的血腥利潤獲得方式，刺激著商人們把目光伸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自馬可?波羅以來就被描述成富庶繁榮的東方，更是他們垂涎欲滴的對象。而古老的中國，在閉關鎖國、孤芳自賞的夕陽下，根本沒有意識到黑暗即將降臨。

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機遇，將自己封閉起來，并不等于安然無恙，這是清王朝不同于中國歷史上其他王朝的顯著時代特征。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也就是嘉慶、道光時期，中國的危機開始加深。為擺脫貿易的不平衡，西方列強開始了罪惡的鴉片貿易。轉瞬間，貿易的順差變成了逆差，白銀外流越來越多，越來越快。中原已無可用之兵，國庫更無可用之餉。不平衡造成的矛盾和沖突，最終需要武力來解決了。

（圖）龔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sè）人，號定庵（ān）

任何腐朽的時代，都有睜著眼睛清醒的人。道光十九年（1839 年）暮春，細雨蒙蒙，繁花盛開，在中國社會即將發生重大轉變的前夕，后來被稱為“中國的但丁”的著名學者、詩人龔自珍辭官寂然南歸。他看到過、享受過盛世的繁華，歸途所見，卻使他更深切地預感到中國社會已病入膏肓，不可救藥。頹風日盛，江河日下，“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世界中心可能已經轉移，大清王朝的殘山剩水已經“日之將西，悲風驟至”，等待大清、等待中國的，可能是一種并不美妙的結局。舊時代不可挽回，中國必須“走出中世紀”。但龔自珍對中國怎樣才能走出中世紀并沒有知識儲備，他還不可能知道西方資本主義的真正意義，他只是內心預感到中國應該盡早變法。

龔自珍認為：“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意思是說，祖宗之法是有弊端的，與其讓外力來改革，不如自己先起來改革，至少這樣還可以保全自身吧？他看到了危機，看到了新奇，但是，他同樣不可能認識到如何來改革，如何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西方世界。“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正說明他內心的苦悶與彷徨。

在龔自珍生活的時代，大清政治體制已經嚴重僵化，高度的專制與集權，使皇權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缺乏監督。貪婪奢靡的腐敗之風已經吹遍了官僚階層的上上下下。思想的禁錮與落后的經濟意識，塑造了清王朝冷酷呆板的性格與面孔。這個未老先衰的王朝步履蹣跚，沒有巨大力量的沖擊，顯然已無力改革。這位曾發出“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中國改良主義先驅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秋天突然辭世。

錯過了自我革新，錯過了與時俱進，也錯過了與世界同步的機會。道光二十年 (1840 年 )，中國與英國爆發了一場戰爭。這場戰爭在中國因其內涵被命名為“鴉片戰爭”；而在英國，則因其訴求被命名為“通商戰爭”。雙方的命名各有其理由，中國在訴說自己的委屈，英國則在強調自己的目的。

（圖）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緊閉著的大門被迫打開，五口通商讓外國物品比較順暢地進入中國。這極大地沖擊著中國的自然經濟，但也為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調整、為新的生產方式的發生提供了極為恰當的機會。先前肆虐中國的“倭寇”隨著五口通商不剿而滅，合法貿易漸漸成為中外貿易的主導，海關收入在清王朝財政收入中的比重漸趨增加。一個新的經濟形態呼之欲出，中國緩慢步入近代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似乎又有了新的轉機。

大門雖然是被迫打開的，但如果清王朝能夠痛定思痛，及時抓住這個歷史賦予的被動機遇，迎難而上，君臣同心，上下同心，勵精圖治，仍然可以有一番作為，也還有希望避免日后更為悲慘的命運。

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七月，力主抵抗的林則徐被清政府視為“肇事者”發配伊犁。途經鎮江時，他與老友魏源一聚。回顧往事，林則徐、魏源感慨萬千；遙望漫漫前途，林則徐大約不敢奢望還有機會重返中原。臨別時，林則徐將尚未完成的《四洲志》托付給魏源，希望魏源修訂、充實，并盡快出版，以開拓國人的世界視野。

遵照老友的囑托，魏源將《四洲志》擴編為《海國圖志》，并于兩年后在揚州初刻五十卷本。《海國圖志》是中國人用主權、鮮血和生命換回來的經驗教訓。這部書詳細介紹了世界各國的歷史、地理、資源、行政、社會、教育等，其編輯主旨就是打開國人眼界，讓國人能“睜眼看世界”，激勵國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圖）《海國圖志》

沒有一個強大的民族和國家不是在學習中成長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造就了一代梟雄。“師夷長技以制夷”，是一個偉大的進步思想，是傲慢的中央帝國在被征服后的最佳選擇，也是最后的選擇。中國被打敗了，不是想翻盤嗎？可以，但是首先要放下身段，俯首來了解那些曾經被藐視為“夷”人的情況。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本來就是中國圣賢的教誨。魏源按著這樣的思路往下走，順理成章，無可挑剔。清王朝按照這個方向往下走，路雖艱難，但仍可見一線光明。

然而，“天朝大國”的惰性實在太強大了，失敗很快就成為被忘卻的過去，醒來的雄獅似乎打了個哈欠又睡著了。中國辜負了林則徐、魏源的一片苦心，歷史再次停滯了。左宗棠在為《海國圖志》作序時憤然寫道：“書成，魏子歿，廿余載，事局如故。”

“事局如故”是說這二十多年根本沒有什么變化。林則徐、魏源的心聲根本無人理會。令人感嘆的是，《海國圖志》在中國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但卻在日本掀起了很大的波瀾。不少日本知識界的人都讀過這本書，這本書啟發了他們以近代的眼光來審視西方，規劃日本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