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在這段時間內發生了很多歷史的秘聞。今天，我們來說的是順治與多爾袞的秘聞！

順治元年四月三十日，在武英殿舉行過登極大典的李自成帶著一顆惆悵的心離開了這座他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北京。他的身后，躊躇滿志的多爾袞殺將了進來。多爾袞相信，他才是這座城市的主人。

年方七歲的順治帝福臨就是在這樣的時刻被帶到北京的。他站在了這座城市里，站在了皇宮面前。毫無疑問，他被震撼了。紫禁城以它的威嚴和宏偉傳達了漢文化的先進和傲慢。不錯，它最精華的部分皇極殿在戰火中是被焚毀了，可這座皇宮的氣質還在。順治帝福臨置身其間，先在行殿換上了皇帝禮服，然后由百官做先導，從永定門經正陽門、大明門、承天門進入皇宮武英殿，正式舉行登極大典。

應該說這是大清王朝的第一次，此后的差不多270年時間里，這樣的儀式重復了十多次。必須說明一點，這是個山寨版的登極大典，是由原崇禎朝的禮部官員仿照明代皇帝登極禮而制定的。在這個意義上，大清雖然在軍事上征服了大明，可在文化層面上，它卻不可能征服。作為游牧民族，大清國連皇帝的稱謂都沒有，何來登極大典之類的禮儀呢？所以在文明的交鋒中，漢文化毫無疑問顯示了它的鋒利和有容乃大。

當然，年方七歲的順治帝福臨不可能明白這些形而上的問題，他甚至不識字。于是接下來，問題出現了，皇帝要啟蒙，要讀書寫字，是學滿文好還是學漢文好呢？

多爾袞對這個問題顯得漫不經心。他真實的想法也許是不學為好——作為一個利益沖突者，多爾袞顯然不愿意這個小皇帝有所作為。但其實他自己已經被高度漢化了——一種文明對另一種文明的顛覆或者說覆蓋，有時是不由分說的。在進京第六天時，多爾袞就作出了這樣一個指示：“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不僅如此，多爾袞還對漢族人才表達了求賢若渴的意思。他接下來的一道命令是這樣的：“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其避賊回籍，隱居山林者，亦具以聞，仍以原官錄用。”一時間，很多搖擺不定的舊明官員選擇了為新王朝服務。多爾袞的政府繼續保留了大部分明朝的職官和施政措施及施政理念，他甚至允許官員穿戴明朝服飾。漢文化、漢人思維在大清王朝不僅繼續存在，還得以發揚光大了。在這一點上，多爾袞顯然沒有成見。

可唯獨對順治帝福臨，多爾袞不愿意漢化他。盡管時任大學士的馮銓、洪承疇以及都察院承政滿達海等漢滿官員都幾次建議多爾袞要及早為福臨請帝師，特別是漢文老師，但多爾袞卻置之不理。漢文明對福臨來說是被人為地屏蔽了，以至于他14歲親政后，竟然看不懂大臣們上的漢文奏章。由此，順治皇帝福臨產生了一種焦慮——這是文化的焦慮，也是文明阻隔所帶來的焦慮。在滿漢文明的夾縫中，這個叫福臨的少年找不到出口，更看不到那一片奇異的風景。

至此，學習就成了順治帝福臨抵達漢文明的原動力。在接下來的九年時間里，少年皇帝福臨成了一個愛學習的孩子，他通讀了《春秋》、《左傳》、《史記》、《資治通鑒》等漢文化的經典著作，并漸漸有了漢人思維。比如有一次他看《明孝宗實錄》，就學以致用，召用了尚書梁清標等人進宮做自己的政治顧問。

當然，一個人的進步很多時候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整個國家要與時俱進。順治皇帝明白，制度比人更重要。在對漢文明的吸納過程中，順治發現科舉制真是個好東西。天下人才，盡在一張紙中。由此，在順治朝，翰林院中有許多新進之士都是他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此外，順治十七年，順治還將翻譯成滿文的《三國志》分發給滿族高級干部們閱讀，以從中汲取漢文明的智慧。

在這一年里，順治還作出了一個重大調整：統一滿漢文武官員的年薪。在此之前，同品級的滿漢官員年薪并不一致，滿族官員的要來得高。順治此舉可以說是在經濟行為上向漢文明致敬。尊重，有時是要物化和量化的。

順治的狠是“陰狠”，他的政治手腕在這一年體現得淋漓盡致。

雖然多爾袞猝死，可他的勢力并沒有猝死。追隨多爾袞的強權人物羅什、鰲拜、額克蘇等不認為順治有翻天的可能。對順治來說，力量依舊是不對等的。多爾袞死后八天，遺體被運回京城。順治帶領文武百官一身孝服，在東直門外五里地跪迎。順治不僅親自主持了追悼會，還向多爾袞的靈柩行三跪大禮，同時哭得眼淚一把鼻涕一把，令羅什、鰲拜、額克蘇等人心下大安，覺得大清的天還是多爾袞的天。人走了，茶沒涼，他們的前途還在。

當然，為了把功課做扎實，羅什、鰲拜、額克蘇等人逼著順治做了兩件事。第一，以皇帝的規格安葬多爾袞；第二，追授多爾袞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順治不僅照單全收，做了這兩件事，他甚至還追封多爾袞的元妃為“義皇后”，將夫婦一同升襯太廟祭享，即視同一位真正的皇帝。這一切讓羅什們感覺這個小皇帝不是一般的乖，那是相當的乖。

但是有人開始行動了——

濟爾哈朗自小就生活在努爾哈赤的宮中，由努爾哈赤加以撫養，從青年時代起他就追隨努爾哈赤南征北討，因戰功受封為和碩鄭親王，世襲罔替，是八大鐵帽子王之一。濟爾哈朗與努爾哈赤的兒子們關系很好，尤其與皇太極的關系更是非同一般。皇太極死后留下了權力真空，豪格和多爾袞開始爭奪帝位，濟爾哈朗就采取折中的辦法，立皇太極的第九子福臨為帝，并由他和多爾袞輔政。

事實上在接下來的歲月中，濟爾哈朗是很壓抑的。很明顯，多爾袞并沒有給他多少輔政的機會——他被邊緣化了。因此，多爾袞一死，濟爾哈朗就立馬開始了撥亂反正的行動。先是拿回傳國玉璽，交到看上去一臉無辜的順治手中，緊接著他對多爾袞反攻倒算，揭發多爾袞當政時，對待他的政敵豪格極為不公，并于順治五年將其迫害致死——做人，不可以無恥到這個地步！

應該說，濟爾哈朗的行動是有群眾基礎的，因為當年帝位之爭時，反對過多爾袞的兩黃旗大臣被打擊報復的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大批。積怨終于在壓抑多年后爆發了。這些重新揚眉吐氣的人對多爾袞極為憤恨，紛紛開始擺事實講道理，揭發多爾袞意圖篡位奪權的險惡用心。

順治八年二月，多爾袞生前曾制有八補黃袍等物的事實被揭發出來，毫無疑問，這是多爾袞圖謀不軌的鐵證。雖然此人生前已經做到皇父攝政王的位上，但攝政王畢竟不是皇帝，于是諸王大臣開始群起而攻之，稱多爾袞狼子野心，實不可赦。

于是，一臉無辜的順治馬上下詔，將多爾袞削爵，撤出宗廟，開除宗室，追奪所有封典，籍沒家產入口入官。此后不久，又下令平毀多爾袞陵墓，并鞭尸示眾。這個舉動聽上去很有些駭人聽聞，但是年輕的順治以他的暴力行動向世人詮釋了什么叫作不共戴天、你死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