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兵，這個詞我想大家都是不陌生的，那么在古代，軍隊是如何處置逃兵的呢？東漢末年的戰亂中，曹操集團逐漸獲取中原控制權。曹操將他軍隊中的士兵一律劃為“士籍”，戶口單列，世襲為兵。士兵家屬集中遷居到許昌一帶居住，作為人質，如果士兵有逃亡、叛降行為，就連帶處罰其家屬。士家的女子不得外嫁，只能在士家之間通婚。另外，曹操還特意制定“士亡法”。原來東漢末年的法律規定，凡是士兵逃亡的，官府可以逮捕其妻子、子女進行拷打，追究其去向。曹操覺得這樣處罰還不足以威懾士兵，在“士亡法”中規定，逃亡士兵的父母、妻子、子女、兄弟都要株連處死。

《三國志·魏志·盧毓傳》記載了一件“士亡法”公布不久后的案件。有一位婦女白氏，由父母包辦嫁給了一個士兵，才過門沒幾天，連丈夫的面都沒見過，那個士兵就因失蹤被判定為逃亡。負責審判的大理寺依據“士亡法”判處白氏死刑。上報到朝廷，門下省“賊曹”的官員盧毓引經據典加以反駁，說：“女子要經與丈夫見面同房，才成為人婦，所以《詩經》有‘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而《禮記》又說，女子如果沒有在丈夫家的祖廟牌位前見過祖宗，死后要歸葬娘家，因為她還沒有成為人婦。這位白氏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法官就要判她死刑，那么正式成婚的如何來加重處罰？法律對此并無明確規定，法官只是在比附判案，那么按照儒家經典‘附從輕’，比附類推論罪應該從輕處罰。《尚書》也說‘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白氏是經過了正式禮聘及過門的程序，可以處刑，但處死刑就過重了。”曹操聽了他的匯報，感嘆說：“盧毓的意見是對的，他引經據典，使孤嘆息。”白氏由此才逃得一命。

中國古代戰爭中，士兵都是被強制服役的農民，在大多數時代，當兵并不能帶來身份上、經濟上的明顯好處。在“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孝經》)的文化環境下，當兵要冒身體毀傷、陷己不孝的下場，也很難得到精神上的激勵。因此古代統治者為了能夠驅使士兵為自己賣命，只好嚴懲逃兵。曹魏的“士亡法”并非個案。

現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處置逃兵法律，是在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軍爵律》兩條條文。一條是規定士兵每五人編為一“伍”，其中有一個士兵逃亡的，其余四人都要受罰兩年的勞役。這種連坐法使全體士兵出于自身安全考慮而互相監視，大概是各國軍隊普遍實行的。另外一條規定，如果在戰場上“失蹤”，軍隊已經上報他陣亡、國家對他的后人進行了撫恤、授予爵位，可是后來查明他是在戰場上逃跑，并沒有死，就要剝奪他后人所得的撫恤及爵位。這人日后回到家鄉，就“以為隸臣”，成為國家奴隸。

商鞅變法后，秦國的士兵在戰場上斬獲敵軍一個首級就可以獲得一級爵位，國家按照爵位來分配土地，授予種種法律上、社會生活上的特權。因此秦國軍隊總的來說士氣高漲，被孫卿子評為是戰國最強的軍隊，“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因此逃兵問題或許不那么嚴重，處罰還不算很重。

唐律的《捕亡律》將逃兵罪名區分為已出征臨戰時的逃亡、平時鎮守駐防時的逃亡兩大類。凡是軍隊已出征上戰場，士兵逃亡一日徒一年，一日加一等，逃亡超過十五日判處絞刑。如果是在作戰時逃亡的處斬首。凡是平時鎮守駐防，士兵逃亡一日杖八十，三日加一等，最高加到流配三千里為止，沒有死罪。唐末五代時期軍閥混戰，為了防止士兵逃跑，朱溫(后梁太祖)下令在士兵臉上刺上軍號(用針刺字后再涂上墨汁)，在道路關口設立崗哨盤查，發現刺字的逃兵就予以處死。這個辦法迅速被各個大小軍閥采用，也被宋代繼承，士兵一律刺面，并設“逃亡之法”。刺面的禁軍逃亡，滿一日處斬首。北宋仁宗改為逃亡滿三日，斬首。北宋神宗王安石變法期間改為逃亡滿七日，處斬首。這個法律一直維持到南宋滅亡，只不過各代皇帝往往下詔特赦逃兵的死罪。

明律繼承了唐律將逃兵罪一分為二的立法原則，但不采用按照逃亡日期來定罪量刑。《兵律·軍政》規定，軍官軍人出征時逃亡的，初犯杖一百，充軍繼續出征;再犯者處絞刑。而各地駐防軍人逃亡的，初犯杖八十，繼續服役;再犯杖一百，發往邊遠地區充軍服役;三犯處絞刑。

清律沿襲了明律的規定，只是將兩種逃兵罪名的絞刑都改為“絞監候”。可是在后來的清代條例里，卻不分出征、駐防，只要是“在營”的將士逃亡的，一律加重為斬立決。在戰爭結束前自首的，發遣到各省駐防八旗為奴;戰爭結束后才自首的仍然斬立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