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周海嬰在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中對魯迅的死因提出質疑，由此引發了一場爭論，迄今為止仍未平息，而且已被列為“魯迅生平疑案”之一。

現在來講這件事情，其實是舊話重提。十幾年前，周海嬰在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中對魯迅的死因提出質疑，由此引發了一場爭論，迄今為止仍未平息，而且已被列為“魯迅生平疑案”之一。這里只就其中所涉及的一個環節稍作梳理。說來并無新鮮材料，均見載于《魯迅全集》。然《全集》雖非稀見，有些發議論、抒感慨的人卻好像不大查閱。魯迅身后，大家針對他說了太多的話，眾聲喧囂之中，也許應該聽聽當初魯迅自己對此如何說法。

《魯迅與我七十年》有云：“叔叔(按指周建人)接著說：……記得須藤醫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請魯迅到日本去治療，遭到魯迅斷然拒絕，說：‘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個方面做出什么決定呢？再聯系到魯迅病重時，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對我講，你尋妥看過即可，這里邊更大有值得懷疑之處。也許魯迅有了什么預感，但理由始終不曾透露。我為租屋還代刻了一個化名圖章。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發展很快，終于沒有搬成。”

王元化為此書所作序文則云：“須藤醫生曾建議魯迅到日本去治療，魯迅拒絕了。日本就此知道了魯迅的態度，要謀害他是有可能的。像這樣一件重大懸案，至今為止，沒有人去認真調查研究，真令人扼腕。”

不如先來“認真調查研究”一下《魯迅全集》。我用的是一九八一年版，面世于周海嬰著書、王元化作序之前，二位容或讀到。據周海嬰《一樁解不開的心結須藤醫生在魯迅重病期間究竟做了些什么？》一文，周建人說那番話是在一九六九年冬，《魯迅全集》出版時，他還健在。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許廣平致曹白信(注明“由魯迅擬稿，許廣平抄寄”)云：“至于轉地療養，就是須藤先生主張的，但在國內，還是國外，卻尚未談到，因為這還不是目前的事。”此乃魯迅首次提及“轉地療養”，的確出自須藤的建議，但顯然并未指定日本。魯迅自本年“三月初罹病后，本未復原，上月中旬又因不慎招涼，終至大病，臥不能興者匝月，其間數日，頗虞淹忽”(六月十九日致邵文熔)，六月六日起連日記都停筆了，至三十日才又續記。所以說“這還不是目前的事”。

七月六日，魯迅致曹靖華：“本月二十左右，想離開上海三個月，九月再來。去的地方大概是日本，但未定實。至于到西湖去云云，那純粹是謠言。”這里首次提及出行時間，也首次提及要去日本，但距致曹白信已有十余日，當是經過了一番考慮;但講“大概”、“但未定實”，說明還在考慮之中。

七月十一日，魯迅致王冶秋：“醫生說要轉地療養。……青島本好，但地方小，容易為人認識，不相宜;煙臺則每日氣候變化太多，也不好。現在想到日本去，但能否上陸，也未可必，故總而言之：還沒有定。現在略不小心，就發熱，還不能離開醫生，所以恐怕總要到本月底才可以旅行，于九月底或十月中回滬。地點我想最好是長崎，因為總算國外，而知道我的人少，可以安靜些。離東京近，就不好。剩下的問題就是能否上岸。那時再看罷。”至此就很清楚了：去日本，乃是魯迅自己比較若干可能的去處之后所作出的決定——旨在安靜養病，不受打擾。仍講“還沒有定”，卻已與先前意思有所不同，現在所顧慮的主要是入境問題。然而因為病情緣故，致使行期由“本月二十左右”推遲到“本月底”了。

七月十二日，魯迅日記云：“下午須藤先生來診并注射訖。”治療暫告一段落。但十五日日記即云：“九時熱三十八度五分。”同日致曹白信(注明“魯迅口述，許廣平代筆”)云：“注射于十二日完結，據醫生說：結果頗好。但如果疲勞一點，卻仍舊發熱，這是病弱之后，我自己不善于靜養的原故，大約總會漸漸地好起來的。”十六日日記：“下午須藤先生來診并再注射。”魯迅再次陷入“還不能離開醫生”的境況。十七日，魯迅致許壽裳：“弟病雖似向愈，而熱尚時起時伏，所以一時未能旅行。現仍注射，當繼續八日或十五日，至邇時始可定行止，故何時行與何處去，目下初未計及也。”

七月二十三日，魯迅日記：“下午須藤醫院之看護婦來注射，計八針訖。”治療又告一段落。同日致雅羅斯拉夫普實克：“我因為今年生了大病，新近才略好，所以從八月初起，要離開上海，轉地療養兩個月，十月里再回來。”行期由“本月底”推遲到“八月初”了。

八月一日日記：“上午邀內山君并同廣平攜海嬰往問須藤先生疾，贈以蘋果汁一打，《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一本。即為我診，云肺已可矣，而肋膜間尚有積水。衡體重為三八.七啟羅格蘭，即八五.八磅。”二日致沈雁冰：“注射已在一星期前告一段落，肺病的進行，似已被阻止;但偶仍發熱，則由于肋膜，不足為意也。醫師已許我隨意離開上海。但所往之處，則尚未定。先曾決赴日本，昨忽想及，獨往大家不放心，如攜家族同去，則一履彼國，我即化為翻譯，比在上海還要煩忙，如何休養？因此赴日之意，又復動搖，惟另覓一能日語者同往，我始可超然事外，故究竟如何，尚在考慮中也。”同日致曹白：“我的病已告一段落，醫生已說可以隨便離開上海，在一星期內，我想離開，但所向之處，卻尚未定。……總之，就要走，十月里再談罷。”這是魯迅病情最樂觀的一段時間了，已經說“在一星期內，我想離開”;但“赴日之意，又復動搖”——具體原因，他講得明明白白。

魯迅去世后不久，黃源在《魯迅先生》一文(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中所述，與此正相符合：“那時天氣漸漸熱起來，他本想七八九三個月往日本去養病。起初想到鐮倉，那里須藤先生有熟人，可以就近照料，但覺得離東京太近，怕新聞記者繞纏。后來想到長崎，有一天我去，看見書桌上放著兩本《長崎旅行案內》之類的旅行指南書。但在長崎沒有熟人，他覺得住Hotel太貴，住‘下宿’或租‘貸家’又太麻煩。‘那時我要一天到晚給他們(指家里的人)當翻譯了。’他說。‘我想告雨來幫忙吧，她暑假里在東京反正天熱，不讀什么書，有些事情她可幫許先生應付。’我說著。……‘不，她從東京趕去路太遠，過些時再說罷。’他婉辭謝絕了。”所提到“雨”即許粵華，筆名雨田，黃源當時的妻子，正在日本留學。

八月七日，魯迅致曹白：“我還沒有走，地點和日期仍未定，定了也不告訴人，因為每人至少總有一個好朋友，什么都對他說，那么，給一個人知道，數天后就有幾十人知道，在我目前的景況上，頗不方便。信件也不轉寄。一者那時當停止服藥，所以也得更減少看和寫;二者所住的地方，總不是熱鬧處所，郵件一多，容易引人注意。”同日致趙家璧：“我的病又好一點，醫師囑我夏間最好離開上海，所以我不久要走也說不定。”但就在這一天，日記云：“往須藤醫院，由妹尾醫師代診，并抽去肋膜間積水約二百格蘭，注射Tacamol一針，廣平，海嬰亦去。”自此先是須藤助手錢君，繼而須藤自己每日來注射，魯迅又復“不能離開醫生”了。

八月十三日，魯迅致沈雁冰：“說到賤體，真也麻煩，肺部大約告一段落了，而肋膜炎余孽，還在作怪，要再注射一星期看。大約這里的環境，本非有利于病，而不能完全不聞不問，也是使病纏綿之道。我看住在上海，總是不好的。”同日日記：“夜始于淡[痰]中見血。”病情更嚴重了。

八月十六日，魯迅致沈雁冰：“轉地實為必要，至少，換換空氣，也是好的。但近因肋膜及咯血等打岔，竟未想及。楊君夫婦之能以裝手勢貫徹一切者，因兩人皆于日語不便當之故也。換了我，就難免于手勢急中開口。現已交秋，或者只我獨去旅行一下，亦未可知。但成績恐亦未必佳，因為無思無慮之修養法，我實不知道也。倘在中國，實很難想出適當之處。莫干山近便，但我以為逼促一點，不如海岸之開曠。”則赴日本的念頭并未完全打消，而日本之外，他始終沒有明確說出一個打算去的地方。

八月二十日，魯迅致趙家璧：“待到去信轉輾遞到，他寄回信來，我又不在上海了，……我想在月底走，十月初回來。”次日日記：“下午須藤先生來注射，于是又一環畢，且贈松魚節三枚，手巾一合。”但二十三日日記云：“九時熱七度八分。”二十五日致母親：“男病比先前已好得多，但有時總還有微熱，一時離不開醫生，所以雖想轉地療養一兩月，現在也還不能去。到下月初，也許可以走了。”這是魯迅最后一次預計出行時間。

接下來他提到此事，就顯得更加悲觀，八月二十五日給母親寫信后，“須藤先生來診”，當日致歐陽山：“我比先前好，但熱度仍未安定，所以至今說不定何時可以旅行。”二十七日致曹靖華：“我的病也時好時壞。十天前吐血數十口，次日即用注射制止，醫診斷為于肺無害，實際上確也不覺什么。此后已退熱一星期，當將注射，及退熱，止咳藥同時停止，而熱即復發，昨已查出，此熱由肋膜而來(我肋膜間積水，已抽去過三次，而積不已)，所以不甚關緊要，但麻煩而已。至于吐血，不過斷一小血管，所以并非肺病加重之兆，因重癥而不吐血者，亦常有也。但因此不能離開醫生，去轉地療養，換換空氣，卻亦令人悶悶，日內擬再與醫生一商，看如何辦理。”二十八日致楊霽云：“現醫師不許我見客和多談，倘略愈，則擬轉地療養數星期，所以在十月以前，大約不能相晤：此可惜事也。”

八月三十一日，魯迅致沈雁冰：“我肺病已無大患，而肋膜還扯麻煩，未能停藥;天氣已經秋涼，山上海濱，反易傷風，今年的‘轉地療養’恐怕‘轉’不成了。”先前還說“下月初，也許可以走了”，現在取消計劃，或與前一日日記所載“下午須藤先生來診”不無關系，亦即魯迅所說“再與醫生一商”。黃源《魯迅先生》則云：“因為熱度始終未退，醫生不準他遠行。”

魯迅此后幾封信里，所說都是這個意思，如九月三日致母親：“大約因為年紀大了之故罷，一直醫了三個月，還沒有能夠停藥，因此也未能離開醫生，所以今年不能到別處去休養了。”七日致曹靖華：“至于病狀，則已幾乎全無，但還不能完全停藥，因此也離不開醫生，加以已漸秋涼，山中海邊，反易傷風，所以今年是不能轉地了。”十五日致王冶秋：“我至今沒有離開上海，非為別的，只因為病狀時好時壞，不能離開醫生。現在還是常常發熱，不知道何時可以見好，或者不救。北方我很愛住，但冬天氣候干燥寒冷，于肺不宜，所以不能去。此外，也想不出相宜的地方，出國有種種困難，國內呢，處處荊天棘地。”

以上就是魯迅擬議赴日療養，而最終未能成行的始末。由此可知，周海嬰轉述周建人所說“記得須藤醫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請魯迅到日本去治療，遭到魯迅斷然拒絕，說：‘日本我是不去的！’”，以及王元化所說“須藤醫生曾建議魯迅到日本去治療，魯迅拒絕了”，并非事實，不能構成推論的前提。至于魯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致許杰信所云：“我并沒有豫備到日本去休養;但日本報上，忽然說我要去了，不知何意。中國報上如亦登載，那一定從日本報上抄來的。”也不難理解：既然沒有去成，自不愿別人以此作文章。

順便說一下，其后魯迅欲遷居法租界事，他自己也有解釋。十月十一日，魯迅日記：“同廣平攜海嬰往法租界看屋。”十二日，魯迅致宋琳：“滬寓左近，日前大有搬家，謠傳將有戰事，而中國無兵在此，與誰戰乎，故現已安靜，舍間未動，均平安。惟常有小糾葛，亦殊討厭，頗擬搬往法租界，擇僻靜處養病，而屋尚未覓定。”

我講這些，只想說明“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此而已。有朋友說，“種種跡象表明，他內心已經預言了‘七七’事變后日本對中國的全面侵略，并‘提前’表明了自己不屈的姿態。”對此恕我稍有異議。我覺得魯迅大概預言不了將近一年之后發生的事，他赴日療養的打算即可視為一個例證;當時局勢非常復雜，不光魯迅，就連包括當軸諸公在內的其他人同樣也預言不了。魯迅甚至沒有想到自己就在這年十月十九日辭世——僅僅二十一天前，他還在致雅羅斯拉夫普實克的信中說：“我前一次的信，說要暫時轉地療養，但后來因為離不開醫師，所以也沒有離開上海，一直到現在。現在是暑氣已退，用不著轉地，要等明年了。”然而魯迅已經沒有明年了。這是他筆下我讀了最感辛酸和絕望的一節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