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變前，上海一席談

1936年9月中旬，楊虎城將軍自西安到上海，對外界說是“赴滬就醫”。當時我在上海治病，住在楊明軒先生家里。楊將軍派人來找我，要我到靜安寺路于右任先生家中與他見面。

見面后，我發覺楊將軍情緒很煩躁，精神狀態欠佳。他先詢問了我的病情，接著劈頭就說：“希仲，你送我到美國去吧！中國我是呆不下去了。”他的話使我一時摸不著頭腦，不知怎么回答。還沒等我開口，他又叫我談談對時局的看法。他說：“這里沒外人，可以大膽地講。”我本來在他面前講話就不拘束，所以就毫無遮掩的放了一陣“炮”。

我說：“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帝制，但北洋政府不得人心。現在蔣介石比北洋政府還壞，專制獨裁，排除異己，我們學校的美國人都說他沒有民主。”見他沒有任何表示，我繼續說：“紅軍東渡抗日，是全國人都擁護的。蔣介石不抗日，民眾只有跟共產黨走了。我準備回陜后，即召募家鄉子弟到陜北去，加入紅軍的行列。我已經打聽到我的同學習仲勛的消息，準備和他取得聯系，請楊將軍支持我的行動。”

楊將軍聽我想組建軍隊，當即表示支持，并說槍和錢他都愿意給，但要我跟他干，不要去陜北。他說：“要抗日，不一定到陜北去，跟我一樣么！”他要我早些回陜，把愿意抗日的朋友都找來，他保證予以接納和安排。

談了一陣，楊將軍的情緒逐漸好轉，滔滔不絕地講了1個多小時。他嚴厲批評蔣介石的賣國獨裁，排除異己，把已經千瘡百孔的中國弄得更加一塌糊涂，國債累累，民不聊生。他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尤為憤慨，氣憤地說：紅軍的戰斗力很強，消滅紅軍只是幻想，吃盡苦頭的是雜牌軍。“人家(指雜牌軍)費大氣力奪得一城一地后，他(指蔣)就派文職人員來做官當老爺，還美其名曰‘兩賢并立’。戰爭中的損失不但不給補充，甚至連番號也保不住，還指責你剿共不力，要軍法從事。”“人家自籌資金買幾條槍，他不但不準，還要興師問罪。人家稍有不滿，便說有通共嫌疑，真是豈有此理！”

交談中，楊將軍幾次提到我父親胡景翼，稱贊他“首都起義”時的氣概。他又談到1926年抗擊劉鎮華圍攻西安的事，說當時城內彈盡糧絕，他準備死守鐘樓，決以死戰。他說：“劉鎮華圍城8個月，我的困難比天大，就是因為有犧牲精神，才堅持到勝利。現在的敵人雖比劉鎮華強大得多，但我們也不是當年的樣子了。”他還說，我們也得講求方式，謹慎從事。面對民族危亡，蔣介石又決心打內戰的形勢，一定要聯合一切抗日力量，拋棄前嫌，共同對付日本侵略者。”

我說我要改變主意了，先不去陜北，跟楊將軍一起抗日。他高興地說：“我知道你是不會離開我的。”

事變中，受命渭北行

西安事變爆發后，我在上海同時接到楊將軍和楊明軒先生的電報，要我和李子健速回西安。我倆即刻起程，一進潼關，就被馮欽哉的部隊扣留了。幸虧下級官兵不認識我們，我倆就花錢買通看守，連夜逃脫。趕到蒲城，找到楊將軍的弟弟楊茂三，要他送我們回西安。

途經富平縣時，聽說紅軍已經南下，而富平、臨潼、閆良一帶的地方武裝實力人物，聚集在金城堡楊介石家開會，企圖抗擊紅軍。富平縣的地方民團約有3000多人，零散武裝也不少。他們若在壞人煽動下與紅軍發生沖突，就會影響張、楊二將軍的大局。我和李子健商議，決定趕往金城堡去做勸說工作。

我們到了楊介石家，見客廳里已擠滿了人，我二叔胡景璦也在其中。富平西鄉的頭面人物嚴子格正在叫嚷，說紅軍是“蓄意犯境”，主張要打紅軍。張明軒等人隨聲附和，議論紛紛。

我們與眾人見過面之后，立即解釋說，現在是張、楊、紅軍“三位一體”的軍事聯盟，紅軍南下是支援張、楊兩將軍，防止中央軍進犯，希望大家以大局為重，不要影響楊將軍的部署。

客廳里頓時平靜了下來。人們面面相覷。我把二叔拉到一旁，向他說明紅軍實行改編后要東渡抗日，在本地并不久住，讓他不要聽信周公甫(民團團總)那伙人的話，而要支持紅軍。二叔聽后，起身不辭而別。他一走，對全場影響很大。嚴子格見狀也不做聲了。會沒有開成，對抗紅軍的喧囂也平息了下來。

回到西安已是深夜。第二天清早，楊將軍派車來接我們吃牛肉。見了面，楊將軍表揚我們制止富平民團企圖鬧事的做法。我問楊將軍，紅軍南下為什么不通知地方？他說，當時考慮地方及團總背地里什么事都可能干，若通知了，他們有準備，反而會造成麻煩，所以不事先告知，準備在事后派人去做解釋工作。

楊將軍當即說要派我去渭北各縣巡視，協調紅軍與地方的關系，幫助紅軍解決一些困難問題。他命人用電話通知了各縣，要我翌日就出發。當晚，隨周恩來在西安的工作人員劉秉琳來找我，說周恩來副主席派他與我同去渭北工作。劉秉琳是大革命時期的中共黨員，我倆1931年就已相識。

我們到富平縣找到縣長劉明哉，要他配合工作。他向我們介紹了富平地方武裝的情況和頭面人物的態度，并說明他對這些人毫無約束力。我隨即逐一登門拜訪這些人，說明楊將軍的意圖，勸他們支持紅軍在渭北進行改編。

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在耀縣召開動員大會，號召各縣做好接待紅軍的工作。方仲如主持大會，楊明軒、楊曉初和我都講了話。會后我剛回到富平縣，劉明哉就趕來報告，說中央軍樊崧甫部快開進縣城了。我立即趕回莊里，派人去給駐耀縣的許權中部送信。數小時后，許部孟慎言營跑步趕到。樊崧甫派人前來交涉，說覓子鎮和莊里鎮是他們的防地，威逼孟營撤走，否則武力解決。我們不讓步，但力量薄弱，打起來恐守不住，于是迅速派人去皇甫給紅軍送信。賀龍聞報，當即率紅二方面軍主力南下。賀龍、關向應、朱瑞、甘泗淇駐莊里，前敵總部任弼時駐雷村。對峙局面形成。蔣軍派代表來談判，要求進駐莊里。紅軍態度強硬，他們也就縮了回去。

紅軍改編的問題正在談判。改編前，國民政府不給供應軍糧，因此，解決紅軍的糧食問題就是最突出的問題。賀龍等紅軍領導人找我商量，讓我出面向地方富戶和糧商們“借”。我和二叔商量后，先由我家拿出存糧百石送給紅軍。然后登門拜訪借糧對象，逐家逐戶做工作。又宴請這些人，耐心說明為紅軍籌糧就是抗日愛國行動。經過半個月的工作，籌糧千石以上，紅軍改編前所需的糧食解決了。

楊將軍得知我們所做的這些工作后，非常高興，讓楊明軒寫信來表揚我們，要我們繼續幫助紅軍做好地方工作。

后來，我到涇陽、三原去了解情況，準備回西安向楊將軍匯報。這時傳來了楊將軍被蔣介石“撤職留任”的消息。我心中十分沮喪，又折回到莊里，想聽聽賀龍老總對時局發展的看法。賀老總建議我參加紅軍，召集地方愛國青年，組建起一支“富平師”，槍和干部由紅軍幫助解決，并指派朱瑞具體幫我。

正在我們為組建部隊忙碌的時候，接楊明軒先生來信，說蔣介石逼迫楊將軍出國“考察”，楊將軍要我和楊明軒隨他同去。賀老總看過信之后說，楊將軍要你同行，說明他需要你照顧。組建部隊的事可以暫且擱置，等回來后再說。賀老總還叮囑我要去一下蘇聯，了解一下第三國際和蘇聯政府對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見解，并讓朱瑞給蘇聯友人寫了一封信交我帶上。并要我回國后一定再來找他。

這樣，我便告別紅二方面軍諸位領導人，回西安做出國前的準備工作。

楊將軍在歐洲的演講，引起蔣介石的極大不滿，參謀總長何應欽來電指責將軍的言論“過激”，“給政府的外交制造了麻煩”。我和楊明軒認為這對楊將軍回國很不利，勸他注意言辭，將軍也有所意識。只是李昆他們以為“沒有什么了不起”，一味宣傳楊將軍的言論。

回國后，一別成永訣

后來，圍繞回國的問題發生了爭論。大多數人認為，可靠人土如孫蔚如等，無一來電提到回國之事，國內情況不明，楊將軍的安全沒有保障，主張暫時不要急于返國。特別是宋子文在電報中說“吾兄雖未奉電召，弟意宜自動返國”的話值得懷疑，恐有陰謀。但李昆卻極力主張楊將軍早些回國。他認為蔣介石迫于社會輿論，一定會起用楊將軍，宋子文的電報必定是蔣介石的意思。李昆是中共歐洲支部的負責人，在留學生中有一定威信，他的話很有益惑力。楊將軍曾對我說李昆是代表共產黨的，要尊重他。

雙方爭論不下，我又找楊將軍單獨談。我說：“你曾主張殺蔣，他能叫你安寧嗎？張學良與他有特殊關系，至今未獲自由，你萬萬不可掉以輕心！”但楊將軍急于回國，顯得不耐煩。他時而沉默不語，在屋子里踱來踱去;時而激昂陳辭，抒發自己內心的感慨。他說，西安捉蔣時早已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了，要緊的是國家的前途。我們與蔣斗，只是逼他抗日。他現在已經抗日了，我們若不赴沙場而安居海外，就會遭人恥笑，蔣介石也會因此誣蔑我們貪生怕死。所以我們應當回去，使任何人無話可說。楊將軍痛切地說：“只要抗日，哪怕當他的馬騎我都干！”

楊將軍報效祖國的赤誠令人感動，但我仍為他的安全擔心，進一步勸他;“問題是蔣介石容不容你。如果人家連個馬騎都不給你怎么辦？”將軍不同意我的說法，認為我把事情看得太悲觀，對西安事變估計不足。他相信宋子文，對宋的電報毫不懷疑。

我說服不了楊將軍，便想去說服李昆。李昆如能改變態度，楊將軍就有可能同意暫緩回國。我找到李昆一起出去吃飯，耐心說明在楊將軍回國安全沒有十分把握的情況下，不宜立即回去，希望他對國內情況做些了解后再作決定。李昆不僅不聽我的建議，還以批評的口氣說：“楊將軍回國對黨和進步力量是有利的，你是將軍的晚輩，更不應惹他生氣，不要阻擋他回國的主意。”

回國在即，我還想最后再勸楊將軍改變主意。將軍還沒有起床，我便闖進他的房間。我講得很激動，他卻說：“已經決定的事情不好再改動了。”還批評我對李昆的看法不全面。我大聲說：“你即使回到中國也回不到陜西。”楊明軒聞聲趕來，勸我冷靜，把我拉到他的房里。

1937年10月28日，楊將軍和隨行人員及10多位留學生一同離開巴黎去馬賽。29日從馬賽乘法輪“哲波利”號回國。

在船上，我一直沒去楊將軍的房間。一天，他派人來叫我去。看到我后，他長嘆一聲，說：“還生我的氣嗎？連你都不擁護我了，還回國干啥？”我沒有說話。他又說：“你送我去美國好不好？”我一聽要去美國，立刻高興起來。但這時船已快到香港了，楊將軍只好說到香港再作商量吧。

11月26日凌晨，船到香港。一靠碼頭，便有戴笠派來的特務蔣國光上船來“迎接”，而岸上卻沒有任何歡迎的人。他們把楊將軍安排到九龍半島酒店住下，其他人員則住在別處。別人去拜訪楊將軍，周圍監視的人都要查問。當我再去酒店看望楊將軍時，他神情憂郁，握著我的手竟然說不出話來。我心中難過至極，卻無話可說，眼淚不由自主奪眶而出。

1938年元旦過后，聽到楊將軍被扣的消息，我心中憤怒難平。香港一別，竟成了我與楊將軍的最后訣別。我懷著無法挽回的悔恨，從西安去了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