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古代社會，男尊女卑提現(xiàn)的淋漓盡致，但我國古代還是有不少女主對這男尊女卑的性別歧視作出極力反抗，譬如說武則天、呂后、慈禧，當然，慈禧是大家都反感的對象。既然古代男尊女卑，那么怎么會有機會讓這些女主干政？

在中國古代政治的觀念中，女主(太后主政或女皇)似乎是一個挺負面的政治名詞，從儒家經(jīng)典《尚書·牧誓》開始，就有以“牝雞無晨”(母雞不能報曉)諷喻女性不能掌權的理論基礎，后世又有漢武帝駕崩前以“主少母壯”為由賜死鉤弋夫人的政治實踐。到了近現(xiàn)代，出于對慈禧太后與江青這些女主的憤恨，我們便不斷自我強化著“牝雞無晨”的歷史記憶，有意無意的將“女主”地污名化從歷史照進現(xiàn)實。

但諷刺的是，牝雞無晨的政治觀念在現(xiàn)實政治中卻屢屢被打臉。據(jù)朱子彥先生做過的一項統(tǒng)計，中國古代臨朝稱制的女主高達40人之多：秦國1人，西漢4人，東漢6人，北魏2人，唐代2人，宋代9人，遼代3人，元代11人，清代2人。

那么，問題來了，男尊女卑的古代中國為何不拒絕女主？在那個漫長的男權時代，如果女主政治還能頂住壓力且大行于世，背后一定有一些極其強大的邏輯，以至于連“男權”這個硬約束都可以碾壓過去。當然，這里有一個基本邏輯，即中國古代皇權是受限制的，合法性是需要得到士大夫階層的認可與合作的，因此，我們可以默認的是，“女主政治”之所以如此有生命力，一定也是得到由男性構成的士大夫階層的認可的。

女主政治雖然與“牝雞無晨”的政治觀念相背，但卻與另一政治觀念——“家天下”天然結盟。說白了，在皇權的觀念系統(tǒng)中，男尊女卑固然是件挺重要的事，但“家天下”才是核心啊。保證皇權不被其他家族篡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女主可以為這一終極目標服務，什么男尊女卑這些小問題都可以暫時忽略。

在中國古代，女主的出現(xiàn)最直接的原因往往是皇帝年紀小，需要有人幫皇帝攝政。中國的政治精英們在不斷試錯中逐漸發(fā)現(xiàn)，什么大臣啊、什么王叔啊，都特別不靠譜，要么極其跋扈，要么直接就改朝換代了，只有太后(女主)才是最靠譜的。?？偙笙壬凇豆糯侍蟆胺Q制”制度存在、延續(xù)的基本原因》一文中指出，與其他辦法相比，女主在維護幼主帝位免遭篡奪和保證王朝統(tǒng)治的延續(xù)上，保險系數(shù)要大得多。

太后為什么靠譜？因為是親媽呀，母親總是要維護親兒子的皇位吧。對此，一個似乎成立的反例是武則天，這位“武周”的開國皇帝不就是搶了自己兒子李旦的皇位么？

但是，武則天還是將“皇嗣”的位置留給了李旦。事實上，武則天不是沒有考慮過將皇位傳給侄子，這樣做的好處也“顯然易見”，“武周”將可以由武家人傳承下去，武則天這個開國皇帝才會更有意義。但正如狄仁杰曾對武則天進言的那句話“姑侄之與母子孰親”，在這么沒有爭議性的問題面前，武則天果斷選擇了“母子”。而到了晚年，武則天的政治安排則明顯趨向于廢掉“武周”，她一駕崩就讓兒子恢復李唐吧。

即使是武則天這樣在歷史上素有“虎媽”形象的女主都舍棄不了兒子，其他兒女心腸重的女主就更不用說了，他們的執(zhí)政除了滿足個人對權位的貪戀之外，根本目的還是為兒子守住江山。

用“母子親情”來界定女主與皇權的關系，很可能還是太狹隘了。在中國歷史上，也有一些太后與小皇帝的關系并非是母子。?？偙笙壬醒?，即使幼主并非親子，由于二者在制度上仍是母子關系，“女主”同樣因幼主方能取得至高無上地位，因此必然要維護其君位。

或許可以這么說，除了“母子親情”之外，在制度上，女主與小皇帝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命運共同體。在中國古代的政治結構中，女主的出現(xiàn)自然會導致“外戚”這一政治勢力的興起。但從根本上，女主重用“外戚”不是為了撼動皇權，而只是為了培育自身的政治勢力。當“外戚”企圖篡奪“皇權”時，女主從來都是選擇站在皇權這邊。在中國帝制歷史上，從未有“母后”同意父兄篡位的先例。

作為王莽的姑姑，太后王政君自然曾是王莽政治上得勢的最大支持者。但當她得知王莽的最終目的是改朝換代時，自稱是“漢家老寡婦”，痛罵王莽是“狗豬不食其余”，堅決與王莽劃清界限。

還有一個例子是北周的楊太后。當他聽說父親楊堅(后來的隋文帝)要篡位時，也極其憤怒，這還是考慮到當時的北周靜帝并不是楊太后的親生兒子。

在父子相承已成為傳統(tǒng)的帝制時代，母權沒有傳續(xù)的途徑，并且是皇權的天然維護者。正是基于這一考量，無論士大夫階層如何出于男權價值觀反感女性當政，最后都只好“放任”并支持40位女主的出現(xiàn)。

除了作為皇權的天然維護者之外，在帝制時代，女主政治之所以得以在士大夫集團不斷的“半推半就”中延續(xù)，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可能就要歸結于女主不錯的執(zhí)政績效了。

這背后的意義在于，第一，女主通過自己的執(zhí)政成績部分破除了“女性不適合搞政治”的污名化觀念;第二，用現(xiàn)代的政治觀念來看，“績效合法性”也有其生存空間，換句話說，即使你的政治模式有違于主流政治價值觀(男性做皇帝)，只要你經(jīng)濟搞得好，老百姓有東西吃，你就有了繼續(xù)執(zhí)政的合法性。

甚至可以說，中國歷史上的女主的平均執(zhí)政成績要高于男性皇帝。在我們很多熟悉的女主中，其中不僅不乏“大帝”級別的，更重要的是，其中基本沒有淪為底線以下的昏君暴君這一級的。

有趣的是，女性易出偉大政治家這個似乎很普世。如果要搞英國歷史上最偉大國王的評選，伊麗莎白一世和維多利亞女王一定都是前幾名的種子選手;在俄國歷史上，除了彼得一世以外，另一個可以被稱作“大帝”是葉卡捷琳娜二世;西班牙的伊莎貝拉女王，她是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的贊助者，也是現(xiàn)代西班牙的締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