咳咳，雖然說的人不少，但是希望有人能夠深入地說明一下。其實孫策襲許的結果恐怕大多數人都不會持樂觀態度，但是我覺得此問題的價值在于探討官渡之戰前后的天下大勢以及江東的內部局勢。在下以為能夠比較完整地把握這一問題的人并不會多。

作為我個人，自然也有自己的看法。俺就結合一些關于此事件的容易為人忽視的史料，隨便說一下，或者說獻個丑。

孫策的行事和決策的風格，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

異想天開，殺伐果決。

這種性格，算是一把雙刃劍。孫策喜歡下棋，在處理自己的事業時也好冒險，喜歡下大棋。這給他帶來了開創東吳基業的成功，也給他的悲劇埋下伏筆。

1。張纮的人脈以及在許縣的動靜

想說一個很容易被人忽視的人物，趙昱。此人被稱為“徐方名士”，被二張引為師友，莫逆之交。可是趙昱得罪陶謙，最后被笮融所殺。

趙昱曾為陶謙別駕，和王朗共事，而孫策獲王朗后，曾欲讓張昭勸說他。

而當時在袁紹手下任事的陳琳和張纮也有不淺的交情，以至于后來有人稱贊陳琳文才時，陳琳謙道：我不過是小巫耳，張纮才是大巫。

漢末流行的士大夫之間的結交之風和清談風，以及上面種種，都表明當時的徐州名士之間來往密切，形成了一個圈子。而趙昱在這個圈子中占據著比較重要的位置。

陶謙縱容笮融，輕薄士人，間接坑死趙昱一事，得罪了以趙昱為中心的徐州士人圈子(至少是最有影響力的一個名士圈子)，恐怕也是徐州名士大量南渡的原因之一(當時南渡的徐州名士見《孫策傳》二張、秦松、陳端，以及陳矯、徐奕、徐宣等，各見本傳)。

《張纮傳》注引《吳書》：初，瑯邪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紘孝廉，昱后為笮融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

而孫策建安四年遣使至許，先是因為對虞翻的信賴而欲遣虞翻(即便是虞翻，也因為盛名在外與北方名士多有交往)，最后卻派了張纮去，也是看中了張紘在北方的名聲和人脈，所以能夠在朝中很好地周旋。

而正如預想的，“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張纮“述策材略絕異，平定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王室”。這是示好朝廷，正如孫策此前一貫的做法，而張纮一直都在維護著孫策人畜無害的對外形象。

而在此前一年，王朗不愿事孫策，曹操剛將其徵走。

曹操對張纮的拉攏也是顯而易見，“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纮為掾，舉高第，補侍御吏，后以纮為九江太守。”

曹操此舉實在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張纮實際上算是孫氏集團的死忠，讓這樣一個人去做貼近孫氏勢力，而且還掌控薄弱的淮南的太守，意欲何為。

淮南是之前袁術盤踞多年的地方，那里的袁術舊勢力其實是親附孫氏的。直到建安十四年的時候，陳蘭、梅成還和孫權首尾而反叛曹操，結果五子出其三，還加上臧霸等人，才平定了這場叛亂。

如果張纮直接反叛了呢？

而張纮的反應更是匪夷所思。“纮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固辭。”張纮執意一定要留在中央的原因是？九江太守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甜頭了，是我我就接受了。

后來孫策死后，張纮還在朝中力保了少主上位政局不穩的江東，居功至偉。

2。劉表

談到這時候的劉表，當然得說張羨。

孫策搞定劉勛之后順便西伐江夏的舉動，和曹操當時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四處插一腳的舉動也是有關系的。曹操當時還在對付呂布，然后準備集結力量和袁紹決戰，對于麻煩的南方，他的策略就是令二虎相食。

◎《討逆傳》注引《江表傳》：(建安四年)策被詔敕，與司空曹公、衛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等”所包含的就是張津，不過這和本話題無關，不論。)并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術死……

而《孫策討黃祖上表》中言到“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范、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恰逢那時候長沙太守張羨叛亂，此表中呂范、程普去領了叛亂的荊南的另外兩郡，至少說明了孫策支持張羨的態度。

后來臨近官渡的時候估計是張羨及其兒子的叛亂已經被平定，劉表全勝，豪強歸服。“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馀萬”，“州界群寇既盡”。

而曹操這時候仍然無力南顧，于是他復授孫賁長沙太守，欲令雙方繼續相爭。

《討逆傳》注引《志林》：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案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袁紹破后也。書云：“授孫賁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為桓王於前亡，張津於后死，不得相讓，譬言津之死意矣。

而孫策也不笨，曹操的這個舉動，其實已經示弱于人。

3。孫策

關于張纮“荊揚對”和孫策襲許的矛盾，其實沒啥好指責的。

本來一個戰略的提出就是基于當下局勢，正如指責魯肅沒能全據長江和諸葛亮的隆中對最終沒能實現一樣，都是沒有意義的。很多時候，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當發生大變讓原先的策略變得不再合適的時候，適時改變才是重要的，而不是抱著原先戰略到死。

官渡之戰，千載難逢的北方內斗之時。從自身發展的角度，當然穩扎穩打為上。但是從長遠來看，遏制曹操的發展勢頭或許更為重要？否則曹操一統北方，在當時江南開發程度、人口基數皆不及北方的情況下基本結局是注定了。這一段有點YY了，不喜可無視。

不過孫策在北方幾乎沒有什么有豪強支持或者民眾支持的跡象(除了淮南這一塊原屬袁術的地區外)，所以我覺得孫策此舉究竟是在開疆拓土還是純粹就是為了在焦頭爛額的曹操那里再加一錘子，難說。

從孫策本人來說，他喜歡單獨一人外出的事情其實應該很多人都知道。而他喜歡一個人去外面的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說，是喜歡思考人生。(見《虞翻傳》正文)而又“恃其勇，行不設備”，最終“故及於難”。

所以只有孫權知道孫策行蹤的說法其實站不住腳。而孫權那時候的官職是陽羨長，只不過有時候隨軍出征(還有一次單獨出征，見《陳登附傳》注引《先賢行狀》)。孫策遇刺前后，他可能根本不在孫策身邊，何以得知孫策行動？而孫策死后孫權的真情流露的表現以及仰賴眾人輔佐也說明了他那時候壓根沒有早熟的大哥那樣的政治手腕，還十分稚嫩。

所以孫權陰謀論可以休矣。

4。周瑜

其實周瑜在孫策時依然是很受倚重的，整個東吳歷史上的中護軍，只有周瑜一人，后面皆分為左右護軍。領這個官職的人本該待在統治中心，可是孫策卻留下周瑜在巴丘。而另一方面，周瑜遙領江夏太守的身份，就代表了他是孫策留在西邊對付劉表的重要棋子。如果孫策真的北上，真正的威脅除了自身內部的不安定因素以外，就只剩下西邊劉表。所以周瑜被外放，和太史慈、孫賁一起直接應對孫氏集團這個最重要的對手。

5。陳登

一般認為襲許說最大的疑點在于孫策襲許根本不需要經過徐州，所以也有說孫策的目的就是徐州。可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一個點。。

陳登的廣陵太守治射陽。射陽的位置，在廣陵縣靠北的地方，而之前的廣陵治所是靠近江都的廣陵縣，那么陳登實際上是將治所北移了。

而結合《先賢行狀》陳登和孫策之間的兩次沖突爆發在匡奇，那么只需要看匡奇的位置，就可以知道陳登當時在哪里。由于建安十三年孫權圍合肥，別遣張昭攻匡奇，于是多有認為此處或有誤，因為按照一般思維，陳登為廣陵太守，匡奇當在廣陵，與射陽近，可是孫權的戰場卻在淮南。【◎謝鐘英曰：《江表傳》“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孫權攻登宜在射陽，則匡琦當與射陽相近。】

可是如果認為這是陳登不在射陽，而匡奇的位置就在九江與廣陵交界處附近，那么是否北上襲許和進攻陳登的路線就直接合體了？

而先賢行狀后面又說，“遷登為東城太守”。臨淮郡東城縣的位置，大致也在九江與廣陵交界附近。曹操特為陳登別立一郡，又讓這位號稱“遂有吞并江南之志”的太守內調，實在是讓人無語，這豈不是在說曹操識人不明嗎？陳登身為廣陵太守，先將治所北移，又再西遷，隨后直接被內調為東城太守。。。這真的像一位兩次打出斬獲萬計的戰績的人的正常行為么。

而陳登死后，“文帝追美登功”，考慮到曹魏的詔書習慣以一報十或者連莫須有之功也常有歌頌。。。這兩次戰功的來歷，怕是昭然若揭了。

6。曹操

這一塊要注意的點我感覺太多了，怕自己說不好，靜待高人吧。官渡時曹操的內憂外患，只怕不夠數的。至于孫策遇刺的與曹操有關的陰謀論大家也很熟悉，也不多說了。拋磚引玉之辭，見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