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流人物，以嵇康為首。他不但文采飛揚、精通音律，而且“龍章鳳姿、天質(zhì)自然”，可謂是天之驕子。然而嵇康橫遭殺戮，又仿佛是天妒英才，究竟原因何在？

我們知道，有個成語叫“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說的是，司馬昭在繼承父兄權(quán)力之后，篡位的野心暴露無疑。據(jù)考證，嵇康被殺于魏景元三年(262年)前后，其時距司馬氏篡位大約三年。嵇康之死正與司馬氏自立，密切相關(guān)。

嵇康深陷囹圄，起因在于呂氏昆仲。呂撰奸污弟媳徐氏，事情敗露，弟弟呂安要到官府告發(fā)。呂撰請出嵇康(他是兩兄弟的好友)做和事老，打算息事寧人。誰知，就在事情將要了結(jié)的當口，呂撰竟倒打一耙，誣告呂安虐待老母。結(jié)果不僅呂安被抓，連居中調(diào)節(jié)的嵇康也被牽連入獄。

要說這案子本不難查清，只要呂母出庭作證，即可真相大白。退一步講，即便呂安不孝，要殺要剮(當時不孝雖是重罪，可也罪不至死)，也是他一個人的事，與嵇康有什么關(guān)系？如此看來，此案確屬蹊蹺，可能根本就是一個為嵇康專門設(shè)計的圈套。不然為什么呂撰在奸污弟媳之事已然平息的時候，還要去冒險誣告弟弟？是不是有人背后指使？又是為什么呂安一案連基本事實也未弄清，便急著要讓嵇康和呂安身首異處？

不管真相如何，有一點卻可以肯定，嵇康坐牢，鐘會很開心。鐘會素來嫉妒嵇康的才華，而且曾被后者怠慢，有此良機，自然要置之于死地。

嵇康被殺，鐘會為其羅織有兩項罪名：意圖幫助毋丘儉和非侮名教。據(jù)《三國志。王粲傳》注引《世語》，“毋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筆者以為，這個記載頗有疑點，一介平民的嵇康如何能夠“起兵應之”？若嵇康真的有意助拳，為什么不及時出手，要等毋丘儉快要失敗了，才去向山濤問計？不過，嵇康同情討伐司馬氏的魏臣卻無疑義，他曾作《管蔡論》，借周公誅殺管、蔡的歷史，為人毋丘儉等聲辯，“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眾，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fā)，所以僥禍也。”肯定反對司馬氏專權(quán)的毋丘儉等是魏室忠臣。

另一個罪名，也不是子虛烏有。嵇康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蔑視世俗禮教，“輕賤唐虞而笑大禹”、“非湯武而薄周禮”，將矛頭直指統(tǒng)治者一力推崇的儒家道德體系，可謂是離經(jīng)叛道。

要說兩個罪名都是有據(jù)可查，嵇康死得也不算冤枉。可問題在于，毋丘儉造反是在正元二年(255年)，嵇康被殺則是景元三年(262年)。司馬昭怎么早不動手？魏晉之交，蔑視禮教、放浪形骸已經(jīng)成為一股社會風氣，怎么就單單挑嵇康下手？既然嵇康有此罪狀，為什么不名正言順的抓人，而要借助呂安一案？總之一句話，司馬昭怎么就突然想起要殺嵇康？

由于嵇康的老婆是曹魏宗室長樂亭主(曹操之子曹林的孫女)，于是很多人推測，嵇康在政治上傾向于曹氏，以致于對司馬昭心生反感，乃采取隱居避世的不合作態(tài)度。此一說在邏輯上雖然講得通，但事實上卻違背了嵇康的本心。嵇康崇尚老莊學說，無意仕途，只有早年做過一陣中散大夫，后來好朋友山濤舉薦他入朝為官，干脆寫了篇《與山巨源絕交書》，以示道不同，不相為謀。嵇康的理想是“采薇山阿，散發(fā)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yǎng)壽。”因此，無論朝廷上掌權(quán)的姓曹、姓劉、姓孫，還是姓司馬，他都不會違背本性的與其“合作”，而要去做一個逍遙的隱士。而嵇家對司馬氏，也從沒有什么仇恨，嵇康的哥哥嵇喜，在司馬昭手下位至高官;嵇康的兒子嵇紹更是為護衛(wèi)晉惠帝，被亂軍所殺。因此，所謂不合作，恐怕并不是司馬昭殺人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這樣一個無權(quán)無勢的曹家女婿，縱使有心“匡扶大魏”，可也是絕然無力。那又是什么，讓司馬昭萌動殺心？答案可能很簡單，他不過想借嵇康人頭，來震懾人心。正如鐘會向司馬昭說的那樣，“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于今，有敗于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在當時，“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的文人，恐怕不在少數(shù)。司馬昭要奪取天下，必然要借重主導輿論的名士。怎么辦？殺雞儆猴。誰是最肥的野雞？嵇康。

此后，同為竹林七賢之一、曾和嵇康一同在樹下打鐵的向秀，接受舉薦，來到洛陽。司馬昭問他：“聽說你向來有歸隱的志向，現(xiàn)在怎么跑到我這來了？”向子期垂首答道：“古代隱士巢父、許由都是狂傲、清高之輩，根本不值得我去羨慕。”----嵇康正是前車之鑒，我哪里敢去學他！七賢中的二號人物阮籍，也不得不為司馬昭進封晉公，作了一篇《勸進箴》。可見，嵇康沒有白死，拒絕與司馬氏合作的隱士群被成功解體。

其實，也不見得司馬昭容不得隱士、名士，這樣的人，魏晉時期有的是，慘遭屠戮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嵇康之所以為當權(quán)者記恨，那是因為他并不是純粹意義上的隱士，用今天的話說，嵇康算得上一位身具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朋友孫登對嵇康的悲劇命運早有預知，“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后來嵇康在獄中作《幽憤詩》，有“今愧孫登”之句，為未能聽從友人的遠見而感慨自責。故此，錢鐘書先生稱嵇康為“忤世之狂”，其人“既‘直性狹中，多所不堪’，而又‘有好盡之累’，‘不喜俗人’，‘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fā)’”，那又“安望世之能見容而人之不相仇乎？”

臨行那天，有三千太學生聚集法場，想要拜嵇康為師。刑場上的嵇康，依舊的從容淡定，他抬頭看看日影，知道時間尚早，于是索琴一張，瀟灑撫之，如癡如醉，正是一曲《廣陵散》。曲終聲止，嵇康慨然嘆息：“《廣陵散》于今絕矣！”這一年，嵇康四十歲。培根說的對，偉大的靈魂從不會被死亡征服。

嵇康生前，多有文字指斥孔子，可若要對此之死作一詮釋，筆者卻不得不借《論語》一用----

冉有曰：“夫子為衛(wèi)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誠然，伯夷、叔齊為堅持義的信念，餓死首陽山中;嵇康追求自由的生活，死在屠刀之下，都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

古往今來，統(tǒng)治者與知識分子的關(guān)系的一直難以理順。前者想依仗后者，而后者卻要批評前者，前者不能忍受，便要舉起屠刀，以使后者閉嘴、服從。然而，自由地批判統(tǒng)治者，既是知識分子的責任，也是知識分子的權(quán)利。沒有獨立批判的知識分子，一個社會無從進步。當年的司馬昭當然不會明白，那么在今天，我們又是否可以容忍嵇康的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