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之于明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明史》中評價袁死后“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袁也因其波瀾壯闊的一生引起后世的貶褒不一，這些爭論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

袁推崇的寧遠—錦州防線是否有效，與清議和是否投敵，擅殺毛文龍是否合理。

對于這些爭論，我將依靠《明史》進行分析，提出個人淺薄的看法。《明史》定稿雖然經過康熙的修改，許多地方出現了變動，但其成書時間離明朝較近，又由官方指認定版，享有豐富的第一手資源，因此將作為我行文的首選材料。

袁崇煥，字元素，生于廣東東莞石碣，祖籍廣西梧州，明朝末年薊遼督師。袁微時就樂于與邊塞老兵交談，了解邊境要塞的情形，常自稱有處理邊防事務的才能，自詡給足錢糧，其一人可守關。后來單騎出關巡視考察山海關內外地形，通過自薦的方式在遼東邊關任職，從文官僉事一步步提拔到薊遼督師。

袁崇煥初任監軍時，就敢于蔑視上司經略王在晉。這種蔑視既然記錄在案，那就不是平常發發牢騷，必然是時常在人前提起。寧遠大捷之后，意志漸漸驕橫，又與大將滿桂不和，迫使其調走回朝。崇禎即位后，召其陳述兵事，袁一時激動，竟說出五年復遼的豪言壯語。事后經人提醒，才知道自己失言了。通過《明史》記載的這幾件事情，一個意氣風發、自信滿滿甚至有一些驕橫的年輕將領形象躍然紙上，排除后世史官的刻意抹黑的因素，還是可以看出袁睥睨物表，頗為自滿的個性。

袁崇煥(1584年—1630年)，字元素，生于廣東東莞石碣，祖籍廣西梧州。

袁崇煥的自信源于才干，他的才干支撐著他駐防邊境時大有作為，而取得的勝利又反過來使其更加自信。這種自信并非盲目的剛愎自用，他能夠清醒的認識到現階段明軍和清軍的實力差距。制訂了符合當時國情軍情的復遼策略：遼人守遼土，遼土養遼人，且守且戰，且筑且屯。同時在戰術上指出：兵不利野戰，袛有憑堅城用大炮一策。明軍經過薩爾滸一敗后，精兵良將死傷敗亡數萬，大明后期最精銳之師就此覆滅，實力士氣均受到重大創傷，各部均不敢再與清軍野戰，士兵有強烈的畏敵情緒，由此可知利用堅墻大炮防御制敵策略非常符合當時的國情，同時也是唯一可選的政策。

袁的防御政策并非一味的龜縮不前，而是以防代攻，練兵筑城，逐步發展。在巡撫孫承宗的領導下，修筑寧遠重鎮，大興屯田，以此為基地向北擴展，收復了錦州、松山、杏山、大小凌河、右屯等地。在戰略上形成了關寧錦防線，以山海關為后盾、寧遠為中堅、錦州為先鋒，其間筑有多個堡臺作為聯防據點。構筑了三道防御縱深，這是機動防御的前提。而這三大防線是袁時常被人議論其軍事才略的重點所在。天啟六年的寧遠大捷，便是這一防線正確性的最好例證。

天啟五年，孫承宗被免，接任的經略高第放棄寧遠一線，撤回山海關，袁崇煥不從，率孤軍奮守寧遠一城，激勵將士百姓。同時下達命令，若有將士逃回后方前屯和山海關，格殺勿論。袁在無援軍相救的情況下，孤軍擊退清軍近十萬人馬，足以說明這一防守策略的必要和正確。倘若能按照袁的設想，在寧錦線布置數萬人馬，屯聚充足的糧草軍餉，保持與蒙古朵顏部和插漢部的制衡，清軍很難突破這三道防線。

清軍攻前線，后方山海關一線可伺機相助，寧錦大捷便是如此;清軍若繞過寧錦前線直攻山海關那便是犯了兵家大忌，哪有在敵人防御嚴密時跳到敵人中間去攻擊的道理。經過寧遠大捷、寧錦大捷，努爾哈赤在中途死去，皇太極遭遇閉門羹，只好轉換策略繞道蒙古進入龍井關、大安口，越過薊州往西，直逼京城，但袁早有先見之明，兩次上疏“惟薊門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萬一夷(指蒙古)為向導，通奴(指后金)入犯，禍有不可知者”，提醒朝廷防范京師北面防線，卻并未引起重視。由此可見，關寧錦防線并非雞肋，在當時已經山河飄零的明朝顯得極為重要。

常有后世學者攻擊袁崇煥私通清朝，與其議和，這件事情也導致他最后被崇禎下獄凌遲。明王朝雖然一直被后世尊為“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然而政治國事不是幾句口號可以支撐，也并非滿腔熱血、一鼓作氣便可發達。更多的是需要靈活，政治的靈活性對于信奉實用主義的我們來說并不陌生，明王朝在后期就多次尋求與清國和議，同時崇禎也多次想遷都南下，只是各種原因阻隔而未能成行，并非像像一些歷史劇所演，一句祖宗的規矩不可變那么淺薄。

天啟六年八月，也即寧遠大捷后七月左右，努爾哈赤死，袁派人刺探虛實，這是袁第一次以議和名義與清軍接觸。而皇太極此時剛登位不久，同時想剪滅朝鮮襲擾，便同袁議和。趁此空閑之隙，袁便大修錦州、中左、大凌三城，同時派軍牽制清軍。第一次議和可以看出袁并非倒向清軍或者留有后路。朝鮮、毛文龍相對而言并非主力，袁派軍牽制清軍尚可認為僅僅做出樣子，但若袁有倒向清軍之心，為何趁此之際修繕前線三城，這一行為符合他一貫的防御縱深構思，同時也表明他在做長期對抗清軍的準備，因此第一次議和袁非有二心，而是在爭取戰略時間。

崇禎二年六月，袁崇煥擅殺毛文龍，同年十一月，皇太極進逼京師。朝野震動，朝中大臣認為認為袁此前與清軍和議后，清軍攻打降服朝鮮，再加擅斬毛文龍，清軍便無后患之憂，大舉入侵。二者時間相隔不遠，崇禎很難不對袁產生懷疑。至于史書記載皇太極放一太監施展反間計，則大不可信。此為袁第二次和清軍有接觸，但觀前后事，袁不可能勾結清軍。

首先，袁多次出入朝堂，是謂心懷坦蕩，根本未作叛變打算。

其次，袁下獄后，祖大壽害怕被株連投降清軍，可袁仍愿意修書勸其歸來，而祖大壽同樣也愿意歸回，說明袁和祖從未有叛變之意。，倘若袁私下真同清軍接觸，那也如同第一次一般，是緩兵之計。這些都為《明史》所記載，不可不信。觀察袁前后所作所為，叛變投敵之說實屬誣蔑。

袁崇煥最令人詬病的事情便是擅殺毛文龍，袁被定死罪其中一條罪名便是如此。這一段在《明史》上記載十分詳細，可見此事的影響之大。袁此人頗為自負，做事雷厲風行，意氣風發，甚至有一些獨斷專行，其性格決定了他行事風格，也決定了他最終的命運。當監軍時，因查核到虛報名額的部隊，便不經流程，直接斬殺了一位校官，此事還引起孫承宗的斥責。

后來被崇禎召見，一時意氣，說出五年復遼的豪言。了解袁的性格后，便可分析出其殺毛的動機。袁恨毛文龍耗資無數，抗衡監管，多次襲擾清軍卻未能達到相應的牽制效果，后又私通清軍，徘徊觀望，行為舉止不當，總結出十二條罪行斬殺毛文龍。事實上十二條中，冒領軍功，殺民充數，多領軍餉，任人唯親等等是當時明軍中非常常見的現象，朝廷不是不知，但念在毛文龍經營海島多年，牽制清軍有功，即使多耗糧餉不愿也無法追究。其中只有第十二條最為嚴重，“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養敵”。毛的行為如若放在平時，早就鋃鐺下獄，但在當時內憂外患之際，重用毛是不得已之舉，朝廷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袁早就有心殺毛，同時相當看不起毛文龍，多次指責毛乃一介平民，才識普通。雖然毛確實該殺，但當時不是最好時機，同時袁也并未做好萬全準備，未考慮到毛死后東江鎮的安排處置。毛文龍經營東江多年，事實上已經形成軍閥割據，手下軍隊均為其嫡系親信。袁斬殺毛后，十分擔心其手下造反，并未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來處置其手下部隊，史書上記載體現其處置十分倉促，殺了毛后派遣毛手下大將和其子孫統領其部隊，又上書多發軍餉慰勞其軍。但因主帥已死，島上人心浮動，手下多有叛亂離去。袁處置毛這一事很失水準，不應在此危亡之際擅斬主帥，并且未作萬全準備，斬殺后處理十分唐突。斬殺毛三月之后，皇太極毫無后顧之憂，率十數萬八旗軍繞道直撲京師，前后時間相隔之近，朝堂百官不可不疑。

明思宗朱由檢(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漢族，大明第十七位皇帝 ，亦是明朝作為全國統一政權的最后一位皇帝。

袁崇煥在明末精銳盡失、將士畏敵的形勢下，能夠擔當起邊防重任，制定合理的邊防策略，在防御戰中取得寧遠、寧錦大捷，牢牢穩固遼東防線，守衛京師有功，其軍事才能堪稱名將。但是其為人頗為自負，對上不能尊重，對同僚不能團結，擅行不顧，武斷斬殺邊防將領，依賴崇禎的信任，過多的挑戰崇禎的忍耐底線，也反映出其政治經驗的不足。另外又有一事可以反映出袁政治經驗的欠缺，袁守邊時，糧餉充足，同時深得崇禎信賴，督師薊州和遼東。皇太極率軍從薊門直逼京師，在程序上這也算袁的防御不周，可袁毫無知覺，率軍回援京師，自認護駕有功，實不知崇禎對其早已不滿。

袁身負將才，行事不夠老道，政治經驗頗為不足，并非全才。但在明末危急存亡的時刻，袁這樣一個已經具有抗清聲望和經驗且毫無私心的將領已不可多得。當是之時，孫承宗已老，盧象升力不足，孫傳庭、洪承疇之流無抗清經驗可言，明朝已無邊防大將可用，殺袁可比自毀長城。

試問袁若能長守關寧錦防線，抗擊后金，且不論消滅金軍，僅維持防線穩定，再選良將鎮守薊州鎮，防范金軍繞關直抵京師。洪承疇、孫傳庭之輩平息內部叛亂，熬過氣候異常的災年，君臣同心，重聚實力，再與清軍較量勝負未知。在古代，皇帝一人的能力和性格便決定了國家興衰，民族存亡。崇禎皇帝雖非亡國之君，但也不是救國之君，喜殺無常，事必躬親，任人多疑，有始無終，挫敗不起，莊烈帝若無上述性格缺陷，大明豈會半道而終？

歷史不容想象，逝者如斯，后人只能嘆息，提醒后人記住教訓就是我輩愛好史學者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