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釋兵權只是宋太祖為加強皇權，鞏固統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軍事改革措施的開始。其后在軍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三項。

軍事體制改革第一，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樞密院制度。長官為樞密使和樞密副使，主管調動全國軍隊，分掌軍政大權。樞密院與三衙統領各有所司。三衙雖然掌握禁軍，但卻無調兵和發兵的權力。樞密院有發兵、調兵之權，而不能直接掌握軍隊。調兵權與領兵權分離，各自獨立，相互制約，有利于皇權的控制。

第二，內外相維政策。宋太祖把全部軍隊分為兩半，一半屯駐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駐軍足以制止外地可能發生的變亂，也使外地駐軍合起來足以制止京城駐軍可能發生了內變。內外軍隊互相制約，都不能發生變亂，而京城駐軍又多于外地任何一個地方，這樣皇帝也就可以保證牢牢控制全國的軍隊了。

第三，兵將分離政策。無論駐屯京城的禁軍，還是駐在外地的禁軍都必須定期調動。京城駐軍要輪流到外地或邊境戍守，有的則要到產糧的地方就糧，這種輪流駐防的辦法稱為“更戍法”。這種方法名義上是鍛煉士兵吃苦耐勞，實際上是借著士兵的經常換防，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將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結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聲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對抗了。

地方政治改革對地方藩鎮采用強干弱枝之術，其措施主要有三項：

第一，削奪其權。為削弱節度使的行政權力，把節度使駐地以外兼領的州郡——支郡直屬京師。同時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縣等地方官。3年一更換，直接對中央負責，向朝廷奏事，不再聽令于節度使。對于一些五代以來一直盤踞一方的節度使，宋太祖又故伎重演，拿出“杯酒釋兵權”的辦法將其逐一罷免。后來又設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權，利用通判與知州之間的相互制約，使一州之權不致為知州把持，防止偏離中央政府的統治軌道。

第二，制其錢谷。宋初于各路設置轉運使，將一路所屬州縣財賦，除留少量應付日常經費外，其余的錢帛都要送到京城上交中央政府，不得占留，這樣地方的財權就完全收歸中央了。

第三，收其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長官把藩鎮所轄軍隊中驍勇的人，都選送到京城補入禁軍。又選強壯的士卒定為“兵樣”送到各路。召募符合“兵樣”標準的人加以訓練，然后送到京城當禁軍。這樣中央禁軍集中了全國精兵，而地方軍隊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殘，編成廂軍，只供雜役，地方再也沒有軍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通過這些措施，唐末五代的那種專制一方的藩鎮，在宋初就逐漸消失了。

中央政治改革在官僚制度方面，側重削弱宰相權力。軍政大權歸樞密院掌握，而財政大權則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僅限于民政了。在軍、財、民三權分立中，樞密使與宰相“對掌大政”號為二府。皇帝利用這兩者間的異同發號施令，獨斷專行。

宋初不僅以三權分立的辦法削弱相權，而且設置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為宰相、樞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與各部門長官發生制約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門長官的權力。此外，宋初還在設官分職、科舉制度等方面，也進行了有利于加強皇權的政策。宋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加強了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造成了統一的政治局面，為經濟、文化的高度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國之法”，一些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政策和措施，轉化成為它的對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費”與日俱增，使宋封建國家陷于積貧積弱的局勢中。這也是宋朝最終滅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