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是一部通史，其地域范圍不僅包括中國，還囊括了中國周邊的國家和民族。因此，在有限的篇幅中，司馬遷對于成都歷史文化的記述不可能是面面俱到，而只能是重點突出，寫下了成都歷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司馬錯，生卒年不詳，夏陽(今陜西韓城)人，史學家司馬遷八世祖，戰國時期秦國著名將領，歷仕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三朝。

司馬錯學屬縱橫家。曾跟張儀有過爭論，主張得蜀即得楚。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司馬錯率軍滅亡蜀國。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司馬錯率領隴西軍南下東攻楚國，迫使楚國獻出漢水以北和上庸(今湖北西北部)之地。其后事跡不詳。

司馬遷老祖辯贏張儀

“蜀國”由此變為“蜀郡”

成都作為古蜀國的都城，其歷史原本屬于古蜀文明的范疇。在成都平原上，經過蠶叢氏、柏濩氏的酋邦時代后，至魚鳧王始建立了古蜀王國。魚鳧王朝之后，成都平原上又依次經歷了杜宇王朝和開明王朝。開明五世時，古蜀王國的都城由郫邑遷入成都。從酋邦而國家的數千年間，古蜀文明自成一脈。但是發生在秦惠王二十二年(前316年)的秦蜀之戰卻徹底改變了古蜀歷史，也改寫了成都的歷史。

話說末代蜀王開明十二世有一個弟弟苴侯被分封在葭萌(今四川廣元西南部)。但苴侯私下與巴王交好，與蜀王不合，雙方在公元前316年爆發戰爭。可笑的是，交戰雙方又都向秦告急。秦惠王知道這是一個重要的機遇，但在具體方針上猶豫不決。大將司馬錯主張順勢而攻蜀，連橫家張儀則力主全力伐韓，問鼎中原。秦惠王倒是很聰明，他特意主持了一場說辯論賽，辯題是“攻蜀利弊論”。

《史記·張儀列傳》記載了這場特殊的辯論的場面和各方的辯詞。張儀先說，蜀(成都)并不重要：“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爭名于朝，爭利于市，現在放著天下的朝市不去爭，偏要去打蜀地，這與王業豈非背道而馳！言下之意，蜀中地理偏僻，文明落后，與戎狄無別，秦國發兵攻蜀，即便贏了戰爭，也無名可得，無利可圖。乍聽上去，張儀說得倒也有幾分道理。緊接著，司馬錯提出了與張儀針鋒相對的觀點，他說蜀雖西僻之國，境內有大量的少數民族，但也算得上是“戎翟之長”，是西南諸侯群雄之首。蜀中內亂，實在千載良機，為秦找到了戰爭的借口。況且，以秦攻蜀，如同豺狼逐群羊。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蜀的土地和金銀財寶，既利國又利民。至于張儀說的無名，司馬錯也不贊同。秦攻蜀是應苴侯之求，有“禁暴止亂之名”，天下不僅不會以為秦朝貪婪、暴虐，還會覺得秦有功天下，實乃名利雙收啊！總之，攻蜀易而無隱患，攻韓、劫天子，則成不義之名且有戰敗之危！對于君王來說，凡事不過得失二字。司馬錯的分析句句說到了秦惠王的心坎里。

其實司馬錯和張儀在軍事上的意見相左，說到底是二人對于蜀的地位和價值認識上有高低之別。戰國時期，縱橫之士以三寸不爛之舌攪動天下，或戰或和往往在于唇齒之間。而張儀又是這一特殊群體負有盛名的辯論家。但在這次爭辯中，張儀在見識上實在不及司馬錯。經過激烈的辯論，秦惠王認為司馬錯所言更符合實際，也對秦國更有利，司馬錯獲得本場最佳辯手。司馬遷在《史記》中寫到這里時，是頗為自豪的，因為司馬錯正是司馬遷的八世祖。對于由其祖建議并發動的這場戰爭，司馬遷自是了然于心。

公元前316年，是成都歷史上一個關鍵的時間點。這年秋天，秦惠王派遣司馬錯、張儀等率軍從石牛道攻入蜀地，開明十二世大敗，秦軍直下成都。開明王在逃至武陽(今四川彭山)時被秦軍追殺。蜀太子逃至白鹿山(今四川彭州)。古蜀王國滅亡，秦設蜀郡。對于成都平原來說，從國家而變為一郡，成都由蜀都變為蜀郡治所。從此，不管秦在蜀地實行分封制還是郡縣制，蜀(成都)已經在事實上被納入到更宏大的文明體系之中。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變革。對于當時諸侯紛爭的天下大勢來說，秦攻蜀，進一步打破了諸侯間原本的勢力均衡，對秦朝掃平六國，一統天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對于成都的戰略地位，司馬遷也是承認的，“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因此，公元前316年發生在成都平原上的一場戰爭，無論是對于成都歷史還是中國歷史，都是一個極有意義的年份。如果沒有《史記》這般豐富、準確的記載，人們對于這一歷史節點的認識將不會如此清晰。

《河渠書》記載都江堰

解讀成都平原何以成天府

約在東漢時期，成都成為公認的天府之國。天府美名天下揚，至今仍為成都人津津樂道。我曾聽老成都人驕傲地說，成都這個地方，隨便插根筷子，都會發芽。這話說得有底氣，聽著也提神。不過，要說到成都何以變成天府之地，具有化筷子為竹子的神奇，就不能不感激一個人了，他就是秦昭王時期的蜀郡守李冰。

水與城市文明有著緊密的關系，可以說，水孕育著城市文明。但“水能載舟，亦可覆舟”。成都平原是一個由七條河流沖積而成的扇形平原。但在李冰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前，成都的發展長期受到洪水的困擾，尤其是岷江水患直接威脅成都。唐代詩人岑參就作過這樣兩句詩：“江水初蕩潏，蜀人幾為魚”(《石犀》)。那時，蜀王不得不選擇廣漢、新都、郫等作為蜀都，成都連蜀之中心的地位都不穩固，更別說什么天府之國了。

李冰秉承“乘勢利導，因時制宜”的法則，修筑都江堰水利工程。這才有了今天人們熟悉的魚嘴、飛沙堰、寶瓶口等等，對成都起到了防洪、灌溉、運輸等多重功能。當然，這里的重點不是要講都江堰水利本身，而是要透過《史記》看成都。

且看司馬遷對此是怎樣記載的。《史記》“八書”中有一篇《河渠書》，專門敘述從大禹到漢武帝時期的水利事業發展史。在《河渠書》中，司馬遷數次提到巴蜀，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關于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于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李冰開鑿離碓(碓字的本意是環于水中的巨石或小丘)，免除了沫水的危害，又在灌縣把岷江分為郫江(內江)和檢江(外江)，流經成都平原。這些水渠可以用來運輸，還可以用來灌溉農田，老百姓們都分享到了它的恩賜。好一句“穿二江成都之中”，既形象又準確地描述了成都與二江水乳交融的態勢。

對于李冰、都江堰水利工程之于成都的重要意義，《史記》并沒有直接的說法。但司馬遷在書中要寫什么，怎么寫，當然也經過了一番掂量和斟酌。因此，可以說司馬遷雖未明說，卻已說明。這正是司馬遷的高明之處。

《貨殖列傳》贊巴蜀“沃野”富饒獨特物流天下

蜀地物產素稱富饒，這里有著獨特的風物制度和地域風情。對于呼吸過巴蜀氣息的司馬遷來說，自然也有深刻的體會。《史記》一書較為集中地記載各地地理、物產、風俗喜好的篇章當推《貨殖列傳》。司馬遷是這樣記錄巴蜀風物的：“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姜、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司馬遷贊嘆蜀中為“沃野”，這并不是一個輕易就能得到的褒獎。

這里盛產的物品有梔子(可入藥或染色)、生姜、丹沙(古人煉丹藥的原材料之一，也有藥用價值)、石頭，還有銅鐵等金屬和竹木等綠色環保材料，以及笮馬、旄牛等。這些都是司馬遷親眼目睹到的，史筆落處，盡成山水。當他在多年后寫到這些時，想必會憶起在蜀中的難忘歲月，蜀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川、耄耋長者和垂髫小兒，想到他年輕時意氣風發的模樣。

如今漫步在成都周邊的古鎮上，隨處可見或精美或渾樸的竹編木器。成都人至今仍鐘情于梔子花。假如你讀過《史記》中的這段文字，那么在這片土地上，你就能感受到從歷史中散發出的濃郁風情，體會到歷史與現實并不遙遠。當然，巴蜀在地理交通上也受到天然的局限，司馬遷說它四周閉塞，不過勤勞的蜀人修筑了千里棧道，又與關中無所不通了。《史記》塑造了成都“沃野”的物產形象，也談到了四川與外界交往的難易問題。

總之，《史記》記錄了成都城市史的新篇章，寫出了成都的物產資源，反映了成都平原的水利工程。這些為我們認識歷史上的成都和成都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訊息。除了這些物態的豐富記載外，還有一個成都人讓司馬遷念念不忘，他就是與司馬遷有著相似人生經歷的司馬相如，我們下期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