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匈奴是古代蒙古大漠，草原的游牧民族，大部分生活在戈壁大沙漠，最初在蒙古建立國家，前215年秦始皇在位年間，被逐出黃河河套地區(qū)。匈奴自漢武帝元光六年起開始受到漢朝軍隊的攻擊，漢武帝元朔六年匈奴將主力撤回漠北地區(qū)，至漢武帝元狩四年匈奴國已經完全退出漠南地區(qū)。匈奴人的最近后裔是蒙古族。

公元前200年(漢高祖六年)，漢高祖劉邦被匈奴圍困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東北馬鋪山)。“白登之圍”后，冒頓單于屢次違背漢朝與匈奴所訂立盟約，對邊界進行侵擾劫掠活動。劉邦為了休養(yǎng)生息，采納劉敬的建議，欲嫁長公主與匈奴和親，呂后不答應，日夜泣，劉邦改以宗室女為公主，嫁給冒頓單于，并派劉敬作為使者陪同前往。此外漢朝每年送給匈奴大批棉絮、絲綢、糧食、酒等。自此，漢與匈奴約定結為兄弟，各自以長城為界，兩國的關系得到暫時的緩和。這樣的恥辱是不被漢朝人接受的，因此“滅匈奴”就成為了劉邦之后幾代君王的頭等大事。很多的讀者都認為漢武帝之前的漢朝帝王沒有骨氣，只知道送女人去講和，因此認為文、景二帝就是軟弱皇帝。其實不然，他們在內心深處還是很想與匈奴一戰(zhàn)的。文帝和景帝對匈奴的態(tài)度說明一切。

文帝：漢高后八年，呂后死。文帝即位，繼續(xù)對匈奴和親。文帝前元三年，匈奴右賢王背棄“和親”之約，率數(shù)萬大軍侵占河南地(今內蒙古伊克昭盟地區(qū))，并進襲上郡(今陜西綏德地區(qū))，殺略漢民，威脅長安。文帝急令丞相灌嬰將車騎8萬迎擊匈奴，自率諸將詣甘泉宮，作為應援。匈奴右賢王見漢軍大隊來攻，遂退出塞外。雙方雖未交兵，但這次用兵是西漢自白登之圍后對匈奴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軍事行動，由此表明漢文帝并不甘于“和親”政策。

文帝前元十四年冬，老上單于親率14萬大軍入北地郡，進占朝那、蕭關、彭陽，燒毀中宮，前鋒直抵雍縣、甘泉，距長安僅200里，直接威脅西漢王朝的統(tǒng)治中心。文帝得報，立即命中尉周谷、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fā)車千乘，騎十萬，屯駐長安附近，防衛(wèi)京師;又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寧侯魏遫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灶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前將軍，大發(fā)上郡、北地、隴西等處兵馬車騎迎擊匈奴，苦戰(zhàn)月余，老上單于方退出塞外，而漢軍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從此，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云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余人。西漢王朝深以為患，不得不遣使者復與匈奴修好“和親”。文帝后元四年，老上稽粥單于死，其子軍臣立為單于，仍以中行說為親信，積極準備攻漢。

文帝后元六年，軍臣單于絕“和親”之約，對漢發(fā)動戰(zhàn)爭。他以6萬騎兵，分兩路，每路3萬騎，分別侵入上郡及云中郡，殺略甚眾。文帝急忙以中大夫令勉為車騎將軍，率軍進駐飛狐(今山西上黨);以原楚相蘇意為將軍，將兵入代地，進駐句注;又派將軍張武屯兵北地，同時，置三將軍，命河內守周亞夫駐屯細柳，祝茲侯徐悍駐棘門，宗正劉禮駐霸上，保衛(wèi)長安。此時，匈奴騎兵已進至代地句注邊，邊境烽火警報連連告急。漢軍經數(shù)月調動，方抵邊境地區(qū)。匈奴見漢軍加強了守備，遂退出塞外。漢軍也罷兵撤警。第二年，文帝死。文帝對匈奴的戰(zhàn)爭始終處于被動，唯一一次想主動，結果匈奴還退兵，他自己也死了。

景帝：景帝即位，漢朝經濟在文帝時期得到了恢復和發(fā)展，但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景帝時期是匈奴“最強大”的時期，在這種情況下，景帝只能是有戰(zhàn)有和，和多戰(zhàn)少，以和為主。景帝堅持和親，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軍事沖突，為經濟發(fā)展贏得了時間，為以后漢武帝反擊匈奴做了準備。但，景帝并不是一味妥協(xié)，也進行了必要的抵御。在不多的反擊匈奴的戰(zhàn)斗中，涌現(xiàn)了李廣、程不識和郅都等一批卓越的將領，其中尤以“飛將軍”李廣最為突出。景帝除了支持李廣、程不識等邊將對匈奴抵抗，及維持和和戰(zhàn)戰(zhàn)之外，還采取了一些措施，為以后武帝時期匈奴問題的徹底解決做了很多準備工作，其中主要有兩項：

一：馬政建設

中原地區(qū)缺馬，不利于騎兵的壯大。景帝即位后，繼續(xù)進行馬政建設。擴大在西邊、北邊的馬苑，鼓勵各郡國及民間飼養(yǎng)馬匹。景帝時期養(yǎng)馬業(yè)的大發(fā)展，軍馬生產頗具規(guī)模，僅官府的馬匹就發(fā)展到40萬匹，民間馬匹更是不計其數(shù)，這位武帝攻打匈奴奠定了強大的基礎。

二：實行“賣爵令”及“黷罪之法”。這兩項措施都是在文帝時由太子家令晁錯提出，并被文帝批準實行的。景帝即位后，繼續(xù)執(zhí)行了這些被證實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為完善。大批徙民充實于邊地，成為一支兵農混一的墾戍隊伍，不但減輕了內地百姓的徭役，而且爭取到一個安定的社會環(huán)境。景帝對匈奴是且戰(zhàn)且和，以和為主，但也可以看得出，他是多么希望解決匈奴問題。從上述漢文帝和漢景帝對匈奴的處理方式來看，他們在內心深處還是非常想與匈奴一戰(zhàn)的，但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只能選擇休養(yǎng)生息、恢復經濟、儲備足夠的軍用物資和實行“和親”政策來維持漢朝和匈奴的關系，“和親”政策固然是丟人，但丟人總比被滅國或者戰(zhàn)亂不斷導致分裂強。

其實困擾文帝和景帝的何止是匈奴，漢朝內部的諸侯王叛亂更是讓著兩位皇帝頭疼。漢初劉邦實行的政治體制基本沿襲秦制，但在中央集權制度下不得已又恢復了秦代已廢除的分封制，采用郡縣與封國并行的體制。但，劉邦認為異姓王終不可信，只能利用。因此他稱帝以后，以種種借口除掉了之前為了爭奪天下而封的異姓王。分封他的劉氏子侄為同姓王，并與群臣訂下了白馬之盟：“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候者，天下共誅亡”，總的來說就是非劉姓不得稱王，若是稱王，天下兵馬可共同討伐誅滅，以此作為鞏固西漢中央政權的輔助手段。

這是一個新的錯誤(在當時看來很合乎情理)，令劉邦想不到的是“外賊”防住了，可“家賊”出現(xiàn)了，并且“家賊”比“外賊”還不靠譜。異姓王造反，可能其他異姓王還能幫助皇帝征伐，就像春秋時期一樣，諸侯王互相征伐，但眼里還是有周天子的。可同姓諸侯王呢？大家都是劉姓，都是高祖的后人，為什么你能當皇帝，我就不能當皇帝？所以文帝和景帝以及武帝時期劉姓王紛紛造反。呂雉專權雖然可恨，但呂雉這一攪和，誅殺和打擊了劉姓子孫，只是只殺掉了劉邦的兒子，很多孫子還是活著。呂后死后，周勃、陳平等誅殺了呂后分封的呂氏諸侯王，擁立“代王”劉恒即位。

劉恒是漢朝口碑最好的皇帝，他寬厚仁義重孝道，推崇黃老之學，大力推行無為政治，結果劉氏諸侯王經過休養(yǎng)生息之后坐大，紛紛造反，可劉恒還是很寬容的，沒有主動殺死過任何諸侯王。文帝時期發(fā)生過兩次劉姓諸侯王叛亂。文帝三年，濟北王劉興居叛亂，文帝派兵鎮(zhèn)壓，叛軍瓦解，劉興居被俘后自殺。文帝六年，淮南王劉長造反。尚未行動，即被發(fā)覺。文帝派人傳訊劉長入京，罷去他的封號，將他發(fā)配蜀郡。途中，劉長絕食而死。由于文帝仁德且一心想穩(wěn)定政局，恢復和發(fā)展社會經濟，形勢又不允許他與諸侯王公開對抗。所以對同姓諸侯王采取了采取姑息政策，直到文帝十六年，齊王劉則死，無子嗣位，文帝才分最大的齊國的六國。又封劉長的三子劉安、劉勃、劉賜等為王，將淮南國一分為三。當然文帝這樣處理是采取了賈誼的《治安策》里面的措施。

“姑息養(yǎng)奸”這個詞真的是很好。景帝繼位，御史大夫晁錯提出“削藩”主張，因此引起了諸侯不滿。公元前154年(景帝三年)，劉邦的侄子吳王劉濞、楚王劉戊、趙王劉遂、濟南王劉辟光、淄川王劉賢、膠西王劉昂、膠東王劉雄渠，共同發(fā)動“七國之亂”。最終景帝派竇嬰和周亞夫平定。這也為后來漢武帝繼續(xù)清除地方王國的勢力，推行“推恩令”奠定了好的基礎。以上便是漢文帝和漢景帝時期的內亂，在有可能帝位不保的情況下，文、景二帝也不得不與匈奴實行“和親政策”。“文景之治”為漢武帝奠定了強大的經濟、軍事基礎，故而漢武帝才能專心打擊匈奴。沒有文、景二帝的付出絕對不會有武帝的擊敗匈奴成功，因此漢文帝和漢景帝不是懦弱，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當我們在頌揚武帝的千秋偉業(yè)時，一定不要小視漢文帝和漢景帝的貢獻，更不能一味的認為此二帝懦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