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很多東西是無法估價的，譬如佛祖釋迦摩尼僅存的唯一指骨舍利，美國拉什莫爾山東北峰的四總統雕像。這些有形的東西尚且難估，那么無形的皇位就更難估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社會，皇位是天下最搶手同時也是最昂貴的商品。譬如秦始皇為它付出了上百萬人的性命，武則天為它耗費了3個子女和53年的人生，后唐末帝李從珂為它背上了50萬緡(折合今天7000多萬人民幣)的白條……毫不夸張地說，即使今天全球的生產總值加起來也難以抵償人類為爭奪皇位而付出的代價。然而，南明有一位腦子嚴重進水的宰相卻偏偏要把皇位明碼標價，以15萬兩的超級促銷價向別人兜售，堪稱一大歷史奇觀。這位宰相就是秦淮名妓柳如是的老公錢謙益。

初涉宦海，生不逢時

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東澗老人等，江南常熟(今江蘇常熟)人。如果將他的官場經歷好有一比的話，那就是坐電梯—經常上上下下，而且是垂直運行，用三起三落都不足以形容。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看，這種遭遇完全歸功于外因和內因兩個方面。

就外因而言，他生活的年代太背。出生時撞上了明朝的懶鬼皇帝萬歷，壯年時碰到了天啟、崇禎兩個在內憂外患中煎熬的天子，晚年該享清福了，卻趕上了改朝換代，他又偏偏長壽，在清朝的順治、康熙兩個皇帝手下郁悶了20年。就內因而言，他是極有天賦的文人，從生下來就帶有滿身的書生氣，骨子里透著讀書人的迂腐。然而他本人卻秉持封侯拜相的遠大理想，無時無刻不在想著位極人臣、光宗耀祖。通常文人有耐心搞學問，沒耐心等明君，遇到投機的機會，就投身于黨爭政爭，什么道德、骨氣等等都拋之腦后了。有理想，沒道德;有雄心，沒手段—這就是錢謙益的為人。內因決定外因，外因反作用于內因，不地道的內因加上不人道的外因，共同導致了錢謙益不平坦的官道。

其實在人生的最初歲月里，錢謙益還是一路順暢的。他出生于書香門第，家庭的熏染、自身的勤奮使他年紀輕輕就滿腹經綸。在研究詩詞的同時，他還研讀兵書，常和人談兵說劍。萬歷三十八年(1610年)，錢謙益進京趕考，最終進士及第，被授予翰林院編修。躊躇滿志的錢謙益進入翰林院后，心里憧憬著自己的大好前程，然而事實卻遠非他設想的那么簡單。這個時候的明朝中央已經分化為東林黨和宣昆齊楚浙諸黨兩大派系，雙方趁著萬歷皇帝不管事的時機，不分對象地拉幫結伙，連太監、免職官員、江湖混混、地方土財主都參與其中，那叫一個熱鬧。東林黨由以顧憲成、高攀龍、錢一本等為首的江南士大夫組成，開始只是聚集在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進行政治性講學活動，“講習之余，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久而久之，東林書院產生了強大的社會影響力，“三吳士紳”、東南城市勢力、某些地方實力派等一時云集門下，形成了影響晚明政局40多年的東林黨。東林黨與宣昆齊楚浙諸黨為了找個掐架的由頭，就挑中了萬歷皇帝接班人這一敏感問題，雙方吵吵鬧鬧，口水幾乎灌滿了紫禁城的護城河，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國本之爭”。錢謙益老家離顧憲成老家無錫不遠，沒當官時受到東林輿論的耳濡目染，早就樹立了加入東林黨的志向。如今已然官場中人，入“黨”自然是水到渠成的。

東林黨雖然人氣高、人品高、能力高，但是手段不高，遇事只會擺事實、講道理，靠嗓門爭高下。宣昆齊楚浙諸黨原本也和他們一個檔次，但架不住人多，而且跟萬歷穿一條褲子。在萬歷和宦官集團的支持下，經過王元翰案、淮撫李三才之爭、辛亥京察、荊熊相爭、李樸上言等幾次交鋒，東林黨元氣大傷。身為東林黨成員的錢謙益自然也受到牽連，就在他進入翰林院的第二年，父親病死，他回鄉丁憂。按照以往的慣例，丁憂期三年，期滿即可復職。然而，宣昆齊楚浙諸黨成員存心找麻煩，錢謙益在家苦等了十年，才結束丁憂，返回闊別已久的北京。這一年是萬歷四十八年，即萬歷皇帝駕崩的那一年，錢謙益離開時還想著見萬歷一面，沒想到回來時他已經成了先帝。新即位的泰昌皇帝很喜歡東林黨，對錢謙益也十分欣賞，不料一個月不到，這位爺也成了先帝。好在繼任的天啟皇帝開始對東林黨還算客氣，第二年(1621年)，錢謙益被任命為浙江鄉試正考官，遠赴江南負責監考。他原本想著兢兢業業辦事，為國家選拔一批人才，在監考中嚴格把關。事后，他高高興興回京準備交差，然而東林黨的死對頭們卻無中生有，捏造出所謂的“浙圍舞弊案”，攻擊他監考不嚴。一時口水如雨，錢謙益滿肚子的學問卻不能當雨衣穿，最后雖然查證他是被冤枉的，但還是被扣了三個月工資，心里那個窩囊呀。一氣之下，他說自己有病，辭官回家去了。

三年后，東林黨終于暫時壓制住宣昆齊楚浙諸黨，楊漣、左光斗、趙南星相繼受到重用，就連宰相葉向高也成了他們的政治盟友。黨組織沒有忘記錢謙益，一道詔令，讓他回京擔任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受命參與編寫《神宗實錄》。詹事府是負責教太子讀書的，任職者等于在和未來的皇帝打交道。錢謙益得意了，這是何等的榮譽呀，命運之神在向他拼命地微笑。錢謙益樂呵呵地上任了，日子過得挺滋潤。但他不知道命運之神變臉的速度比女人變心的速度還快，僅僅過了一年，魏忠賢一伙就打敗東林黨，楊漣等人凄慘地死于監獄之中。本著痛打落水狗的精神，魏忠賢也把錢謙益列入《東林黨人同志錄》，指控他為“東林黨魁”。錢謙益就此被彈劾回家，再次脫離了公務員隊伍。

重返京城，性情大變

回到常州的錢謙益，反復檢視自己這十幾年的官途經歷。開始他想不明白，自己廉潔奉公，忠心侍國，為什么卻被命運一次次地嘲弄，難道自己心存國家錯了嗎？他想呀想，翻遍了滿屋子的孔孟圣經，但是找不到答案。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眼前，投向了正作威作福的魏忠賢—原來如此，曾經的宣昆齊楚浙諸黨也曾經和自己一樣立志做謙謙君子，憑一身正氣位極人臣。現在他們位極人臣了，卻不是靠一身正氣，而是自甘墮落，投效魏忠賢這樣的閹黨，還恬不知恥地以其兒子、孫子自居。反觀自己的同志，楊漣、左光斗他們丟了性命不算，還被扣上一身罪名，什么叫公理？把權力攥在手里就是公理！

崇禎元年(1628年)，魏忠賢一黨被滅，東林黨再次得到發展的機會。錢謙益升任禮部侍郎，回到了京城。崇禎在打擊閹黨的同時，朝中留下了很多空缺。國家需要振興，怎么能夠缺人呢？崇禎下令在全國官員中公開招聘宰相。聽到這個消息，錢謙益興奮了，當時的東林黨活下來的人中，資歷和名望最高的就數自己，何況魏忠賢當年還親自指責他為“東林黨魁”。真是想什么來什么，錢謙益馬上開始四處活動，發誓拿下下一份工作干首輔。然而錢謙益一輩子始終不缺絆腳石，走了魏忠賢，還有同屬禮部的尚書溫體仁和侍郎周延儒。他們原本想和錢謙益公平競爭，但錢謙益不擇手段，指示徒弟瞿式耜黑白兩道同時上手，硬是把他們趕出候選人名單。這兩人失敗后，聯手一致對外，給得意中的錢謙益安上了“蓋世神奸”的綽號。崇禎對奸臣極為敏感，生怕重蹈哥哥天啟的老路，于是下詔將錢謙益革職，攆回老家。溫體仁和周延儒則高高興興一起進入內閣。他們怕錢謙益東山再起，于是就唆使他人誣告，害得錢謙益于崇禎十年被打入刑部大獄，差點被治罪。錢謙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四處求爺爺告奶奶，才被放了出來。

經過這次打擊，錢謙益在崇禎一朝幾乎未受重用。之所以用“幾乎”這個詞，是因為在崇禎十七年間一連換了50個宰相后，國家非但未能好轉，反而越來越差。病急亂投醫的皇帝想起了錢謙益，決定起用他。但是下圣旨的使臣沒跑過李自成的大軍，使臣還沒見到錢謙益，北京城就已被攻破，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殺，明朝滅亡。

投效南明，甘做人犬

明朝滅亡了，但是老朱家在江南還有一多半資產。作為明朝的第二首都，南京擁有一套完整的中央機構，安置了一些不得志的官員。錢謙益和一干大臣集中到南京，準備擁立一位朱元璋的后代登基稱帝，重建明朝。當時崇禎的三個兒子全都沒能跑出北京，能挑選的也只有藩王了。崇禎之前的天啟無子，再往前就只能找萬歷皇帝的直系子孫了，可供選擇的有福王、桂王、惠王和瑞王。后三個遠在西南，路途遙遠，最近的只有跑到淮安的福王朱由崧。但是以錢謙益為首的東林黨當年在國本之爭中反對前任福王朱常洵立儲，害怕他的兒子秋后算賬，所以傾向于擁立同樣避禍淮安的潞王朱常澇。

打定主意，錢謙益派人前去對潞王致以誠摯的慰問，然后邀請他馬上到南京就任南明王朝皇帝。潞王正要說聲謝謝，來人又笑瞇瞇地說，不過在這之前您要先掏15萬兩白銀。潞王蒙了，當皇帝還要掏錢？而且15萬未免太多了吧？于是，他們就開始砍價，結果潞王實在沒錢，買賣告吹。從這件事可以看出錢謙益作為文人的迂腐和短視，潞王一路南逃，能撿到小命已經萬幸，誰還有空提著重歪歪的銀子跑。潞王如果即位成功，錢謙益和東林黨作為擁立功臣，高官厚祿自然不會少，到時別說15萬兩，就是30萬兩也不成問題。這件事只能說明經過幾十年的宦海沉浮，錢謙益仍是個末流的政治家。

錢謙益在這邊和潞王扯皮，另一邊的鳳陽總督馬士英則展開行動，糾集大批軍閥擁立福王成功。崇禎十七年五月十五日，福王在南京登基稱帝，年號弘光。錢謙益見風使舵，立即大拍馬士英的馬屁，恬不知恥地阿諛奉承。估計馬屁確實拍得不錯，馬士英一高興，封了他一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加太子太保。這也就算了，不料他還大力推薦魏忠賢當年的干兒子阮大鋮。要知道，東林黨當初為了遏制魏忠賢付出了多少骨干的性命，而如今他這個東林黨領袖居然做出這樣的丑事，這不僅是對死去的同志的背叛，也是對他本人做人底線的徹底突破。

宦海起伏多年，雖然終成宰相，但卻以否定自己四分之三的人生為代價，人，原來可以無恥成這樣！

投降清朝，晚節尚保

南明政權從誕生的一刻起，就內訌不斷，腐敗如前，徹底繼承了晚明的一切惡習。在清朝的全力打擊下，弘光皇帝在位不滿兩年就成為階下囚，身首異處。南京城破之日，錢謙益的夫人柳如是勸他自殺殉國，“以副盛名”。年逾六旬的他也許真的老了，碰了碰湖水覺得太涼，不敢跳進去。不敢好死，就要賴活著，他以之前奉承阮大鋮那樣的曖昧心態，向清朝舉起雙手，獻上了自己的忠誠。在這一點上，馬士英反倒是表現得很像個男子漢，一路外逃，就是不投降，直至被殺。

史可法死了，馬士英死了，活下來的人論輩分和資歷，數得上的就是錢謙益了。清政府看中了這一點，于順治三年(1646年)正月下詔封他為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并兼任《明史》副總裁。在清朝中央供職的時間里，錢謙益目睹了滿人的嗜殺本性和無數漢人志士的寧死不降，再加上別人對他綿綿不斷的羞辱和恥笑，使他內心所剩不多的良心開始覺悟。當年六月，他就稱病回家，秘密投身于反清復明的洪流之中。譬如順治三年冬，好友黃毓祺反清起事，急需錢糧，希望他能慷慨解囊。錢謙益二話沒說，馬上照辦。不料事情敗漏，錢謙益被捕入獄。出獄后，他“賊心不死”，又從順治七年起，多次冒險趕赴金華，策反總兵馬進寶。此間，他多次入獄，但始終不改其志。在行動之外，他還用自己的筆鞭撻滿人，咒罵其為“奴”、“虜”、“雜種”等等，大力頌揚抗清志士的英勇事跡，與之前那個貪生怕死的錢謙益判若兩人。

這種現象看上去很難理解，其實總結出來就兩個字—本性。就如同錢謙益當年背叛東林黨、背叛自己的信仰一樣，他始終追求的無非是心靈上的一種安慰和平衡。當初，他一身正氣投入官場為的是實現人生理想，居相位成就一番興國安邦的事業。為此，他苦苦等了30多年，最后一刻，他為了給自己的人生一個交代，所以拋棄了做人的底線，投靠奸黨。但錢謙益骨子里是個文人，血液中時刻流淌著文人的名節和清高。當他做過宰相，滿足了虛榮心之后，他的良心開始極度空虛。同鄉的指責、世人的鄙夷，他無法做到充耳不聞。因此，晚年的他明知有殺頭的風險，依然奮力抗爭，不僅多少安慰了自己的良心，也贏得了呂留良、黃宗羲等人的原諒，贏得了歷史的原諒。

公元1664年，錢謙益病死家鄉，身后留下《初學集》、《有學集》等多部著作，被黃宗羲、顧炎武等尊為“文章宗主”。說到底，他最在行的還是做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