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一般都比旁人多了些許氣性，他們的性格放在官場上有可能有些不合時宜。史上有公認的“明朝三大才子”之說。解縉排列第一，其余兩位分別是楊慎和徐渭，當然，這兩位僅僅是才氣接近解縉，其他無論是名氣還是地位、敢言度，都沒有超越前者。

但是，三人命運卻無比相似，甚至可以說：一個比一個命苦。

關于明朝第一才子解縉的命運，我在這個系列說得全是，觀眾朋友們應該了解夠多了。為了讓大家對明朝才子有個更全面了解，我再大致說說明朝另外兩大才子命運。

先說明朝第二才子楊慎。如果大家對這個不很熟悉，我念一首歌詞，你們可能馬上就產生記憶敬意了。“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沒錯，這是家喻戶曉的《三國演義》的開頭詞《臨江仙》，作者可不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羅貫中，而是才子楊慎。

楊慎，號生庵。明朝著名政治家楊廷和之子。他是正德年間狀元，官居翰林撰修。楊慎入仕時，時值明朝江河日下的中后期，政治腐敗，學風虛偽，大明學界不是固化儒教的程朱理學當道，就是不務實的王陽明心學流行。而楊慎文才卓越，學術求真，自成一派，力批欺世盜名。因為在大是大非上他毫不含糊，不想騎墻，所以楊慎不慎，在官場屢入深淵。在嘉靖年間，因為嘉靖皇帝朱厚熜cong這個皇位不是從父親那里繼承的，而是從堂哥明武宗朱厚照那里接班的，“兄終弟及”，所以他當了皇帝之后，還挺孝順，一直惦記著，要給那一天也沒當過皇帝的死去的爹爹沾點皇氣，封爹爹為明睿宗，給自己生父“太上皇”禮儀，這種情結從親情的角度或許是可以理解，但卻亂了綱常法紀，國家法紀如同兒戲，正直的內閣大臣立刻提出反對意見，這就是著名的“大禮儀之爭”。

在這場爭議中，楊慎與身為內閣首輔的父親楊廷和表現得最為堅決，強烈反對，勸阻嘉靖不要這么干亂了國家法紀。從而惹得嘉靖大怒，什么是法，我就是法，偏這么干，跟皇帝叫板的楊慎被兩次動了大刑，最后充軍發配云南，一去三十年，結局是死在南疆。

這就是明朝第二才子的命運。而明朝第三才子徐渭的命運，比楊慎還慘。徐渭，號文長，所以徐渭又稱徐文長，這個名字更為人們所熟知些。他也是嘉靖年間的人，自小被稱神童，學富五車，志在仕途，但一生都沒得到一官半職。科舉屢試不第，后無奈中年做了師爺。給福建總督胡宗憲當幕僚， 這位胡總督非常器重徐文長，但不想胡總督卻是首輔嚴嵩的人，嚴嵩倒臺，他也跟著一起吃了鍋烙。主人下獄后，徐文長每天戰戰兢兢，深怕株連到自己. 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選擇自殺結束自己生命，但幾次自殺未遂，最后精神失常，貧病而逝。

由此可見，這些才子的命運大同小異，他們在學術上很有造詣，但在官場卻一敗涂地。當然，并非所有的才子都像他們一樣。解縉死后，更多的大明才子，向著另一條方向發展。那是一條什么方向呢？

我們看看這個人。明朝中期有個叫丁士美的才子，在嘉靖三十八年高中狀元，馬上寫了《謝恩表》：“奎曜天開，萬國仰文明之象；乾符圣握，一人操制作之權。荷大造以兼容，愧凡才之并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備君師，德侔天地。”

這封《謝恩表》，用的是標準“頌圣體”，引經據典，辭藻華麗，卻無一點真知灼見。通篇就一個中心思想：拍皇帝馬屁。為了討皇帝開心，這個狀元瞪著眼睛說瞎話，把歷史上以荒淫昏庸著稱的嘉靖皇帝，吹捧稱為德高望重的神圣之人。

丁士美深得嘉靖、萬歷兩屆皇帝贊許，累官吏部侍郎，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但卻沒有留下一篇可以傳世的作品，沒立下一件后人銘記的政績。據明史記載，“縝密端重”成為其安身立命兩大法寶。這四個字通俗點說，就是為皇帝做事規規矩矩、在皇帝面前恭恭敬敬，不越雷池半步。

可以說，以丁仕美為代表的才子，是明朝中后期“主流”。自從解縉死后，大明才子的主流群，已漸漸嬗變為一個精致的“御用美容師群”。

才子文人，只能為皇帝涂脂抹粉。這是為什么呢？

要追本溯源，這得從明朝前的中國人才制度說起。雖然中國有長達兩千年的封建歷史，但人才體制的顯規則并非一成不變。從秦朝到明朝這兩千間出現了很大變遷。譬如秦朝規定“窮人不能當官”；漢朝“孝子優先當官”；三國“唯才是舉”、唐朝“胡漢合流”；宋朝“重文輕武”……等等等等，形態各異，姿態萬千。但不管怎么變，君主專制下、中國封建王朝官場的用人潛規則不會變，這些潛規則，可以歸結為一副對聯：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橫批：不服不行。誰說你行就行呢？皇帝。你不服誰不行呢？還是皇帝。

所有的官場潛規則，都是皇權的影子，所謂封建王朝的王法，其立法原則，就是保護皇權神圣不可侵犯。整個國家當然包括所有的人才，都是為皇帝一個人存在，全國都伺候一個人。所以，哪怕你才高八斗，即使你出發點好，可一旦當你侵犯了皇權，哪怕冒犯了皇帝的一點點顏面，人才的口袋罪就會撲面而來。

這些口袋罪，從“泄禁中語（泄密罪）”到“謗訕（誹謗罪）”，再到“無人臣禮（藐視領導-藐視法庭罪）”，比比皆是。

而到了明朝，因為君主專制的升級，才子的存活空間已經壓縮到史無前例。表面上看，解縉的悲劇是因為錯把桀紂當堯舜，暴君當明君，天真任性所至，而實際上他是被明朝極度專制者改造文人的政治空氣所埋葬。

因為在明初，開國皇帝朱元璋就奠定了皇權專制基調，開辟了變態級的君主專制制度環境，廢相、八股取士、意識形態定儒教理學于一尊，徹底扼殺文人士大的權利和個性，使得“君尊臣卑”登峰造極，君臣關系已經完全變為“主奴關系”，主子沒表態，奴才不能發表意見，否則就是“位卑言高則為罪”。于是個性突出、有主見的才子就要成為這種制度的祭品，平庸之輩卻可平安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