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你可知道，明朝早期的幾位皇帝，其實一直都很忙，因為朱元璋為明朝設計的，是一套中國古代空前獨裁的君主專制體制。

首先是取消了中國有千年傳統的宰相制度，六部直接對皇帝本人負責，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話說，就是皇帝既要坐朝，又要理政，從此政令通暢，上通下達。于此同時，在漢唐時代呼風喚雨的宦官集團，到了明朝也慘遭廢武功，明朝宦官機構龐雜，部門之間相互掣肘牽制，同時朱元璋在宮門立鐵牌，嚴禁宦官干政。

而地方藩鎮割據的隱患，也被朱元璋剪除，地方行政權力一分為三，各省處理民事有布政使，處理司法工作有按察司，處理軍事戰事有指揮使，這就是明朝特色的地方“三司”制度，三司不相統屬，直接對皇帝本人負責。而最容易直接造成叛亂的兵權問題，也被朱元璋肢解。明朝的軍隊，實行的是衛所制度，也就是國家劃撥土地給軍隊屯田，軍隊自己種地養活自己，既不花國家錢糧，國家更能通過控制土地的方式，牢牢控制住士兵的飯碗。

同時在士兵的統屬上，明朝的“國防部”兵部，掌握著任命軍官以及調動軍隊的權力，但是并不擁有對軍隊的直接管轄權。而明朝的軍事機關五軍都督府，擁有對軍隊的管轄權，但是卻不具備人事權和調度權，這樣雙方相互牽制，誰也無法獨立控制軍隊，只能老老實實對皇帝負責。

這一番體制妙處多多，取消了宰相制度，前朝宰相專權欺負皇帝的事情不可能上演。而設立三司制度，前朝藩鎮割據乃至脫離中央的事情也不可能上演，禁止宦官干政，前朝宦官專權甚至操縱皇帝廢立的事情同樣不可能上演。而肢解了軍隊指揮權與管轄權，前朝權臣專兵，叛亂中央的事情更不可能上演。如此一來，所有可能的實權部門，權力都被朱元璋一拆再拆，整個官僚體制相互制約掣肘，誰也不能獨大，所有的實權官員，都只能老老實實對皇帝負責，誰也不能越過皇帝自行其是，也就誰都不能威脅到老朱家的家天下。

但真正做上了皇帝才會發現，大權獨攬的日子，其實是不好過的，就好比是現代社會里，一個人早晨起來剛睜開眼睛，甚至還在睡夢中，電話就開始想個不停，每天有成千上百個電話打進來，都要向你請示工作，且不說工作怎么處理，就是聽匯報的頻率，就能把人聽到頭大。

明朝的前幾代皇帝，特別是開國皇帝朱元璋，以及永樂皇帝朱棣，都是這樣的工作狂。照《明實錄》里朱元璋自己的話說，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直到日頭偏西的時候才回宮，而且就是睡覺的時候，他也經常失眠，經常思考國事的時候，猛地就醒了，醒了就披衣起床，把白天需要處理的國事寫下來，上班后一件一件的落實。甚至吃飯的時候，猛然想起什么事情，也隨手找個紙條寫下來，然后貼在自己的衣服上，相當多的時候，當朱元璋召見大臣的時候，大臣會驚訝的發現，他的衣服上貼滿了各種各樣的紙條，全是國家大事。

《明實錄》里曾經做了這樣的統計：朱元璋曾經在連續八天里，處理各種奏折一千六百件。每一本奏折他都認真批閱，而且還總結主要內容，從一千六百件奏折里，一共提煉總結出三千二百件所言之事。明朝奏折的格式，一份奏折如果要單獨成章，至少要有一千字。

也就是說，朱元璋八天里，總共看了至少一百六十萬字，平均到每天少說二十萬字，而且這不是蜻蜓點水般的速度瀏覽，而是一個字一個字的認真推敲，總結思考，并拿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其工作強度，好比今天一個高考生，每天要做總篇幅多達二十萬字的閱讀理解題，而且必須保證，每一道題都不能出錯，所有的答卷，必須百分百正確。

何況考生做錯了題，最嚴重的后果只不過扣幾分，朱元璋如果批錯了奏折，后果會更嚴重，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話說，一念之差，耽誤的就可能是萬千黎明蒼生，所以百官言事中的每一句話，他都要慎之又慎的查看。

永樂皇帝朱棣的工作方式，有明確的時間表——每天早晨四更起床，吃過早餐后，要先在上朝之前，抓緊要把當天準備處理的國事，預先在腦子里過一遍。然后開始早朝，按照《大明會典》的記錄，明朝的早朝開始時間，相當于今天的凌晨五點鐘，起個大早的朱棣，在早朝結束之后，就要著手處理國事，批閱各類奏章，他每天批閱奏章，往往都要到深夜，經常要到凌晨才睡。

這樣算來，每天他的睡眠時間，也就只有不到六個小時。而且朱棣規定，一旦有緊急軍國大事，哪怕自己在熟睡，也要立刻把他叫醒。否則就要論罪。這樣的折騰，也讓朱棣深感其苦。朱棣最后一次北征蒙古草原的時候，路上設宴款待群臣，席間頗為感慨的說：我自登上皇位以來，每天兢兢業業，不敢有一絲一毫的懈怠。而皇帝的辛苦，也是做了皇帝之后才深有體會啊。

一位叫茹太蘇的大臣給他上奏折，奏折寫了萬字，到第五千字的時候才切入正題。氣的朱元璋命人把他一頓暴打。事后朱元璋寬慰茹太蘇，并向他訴苦說：你以為我愿意打你啊，你五百字就能說清楚的事情，非要寫個上萬字，我做皇帝容易嗎？要整天看你這種奏折我哪受得了啊！

連朱元璋都有受不了的時候，其他的皇帝自不用說。到了朱棣執政時期，就設立了“文淵閣”，開始協助皇帝處理國事，文淵閣里的官員，就是五品大學士，之后，這個原本以皇帝秘書身份設立的新機構，地位日益扶搖直上，成了明朝實際意義的“宰相”。而隨著明朝這一內閣制度的確立，為了強化皇權，從明宣宗朱瞻基開始，又逐步加強宦官的權力，也就造就了后人津津樂道的明朝“宦官專權”現象。

從此，文官的內閣權力，宦官的權力，以及兩者之上的皇權，就成了明朝最高皇帝的鐵三角。而早期朱元璋苦心創立的專制體系，因此也有了新的效用。在內閣制度以及宦官司禮監制度日益成熟的情況下，原本分權的明朝行政體系，從此有了更好的整合，這個原先離了皇權就玩不轉的體制，在司禮監加內閣的雙軌制操控下，可以實現有條不紊的運轉。

如此一來，明朝的皇帝就輕松下來了，要給國家大事拿出處理意見，不必再像朱元璋時代一樣，天不亮就起床批奏折，只需要授意內閣草擬處理意見就好，要同意處理意見，只要司禮監蓋章，即所謂的批紅就好。做皇帝的，只需要聽匯報點個頭，國家就能正常運轉下去。

史料上總津津樂道，明朝某某皇帝多少年不上朝云云，然而不容爭議的事實是，即使是幾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依然可以有效的掌控群臣，并且實現朝局的正常運轉，其制度上的根由正在于此。

明朝這套高度專制，皇權極其強化的體制，隨著之后歷代帝王的修正，在表面不更改“祖制”的幌子下，只在關鍵部位做出精到的調整，最終改變了其原本的意義：原本是想讓皇帝變得很忙，結果卻讓皇帝變得很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