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清朝官方史料，對于多爾袞具體死亡的前因后果和過程都語焉不詳。介于多爾袞突然死亡的微妙時間，身后遭遇清算的倒霉結局，我認為這件事的表相之下，也許有著深層的，不可被人知曉的秘密。來說歷史故事網對這個秘密頗感興趣，結合當時錯綜復雜的政治背景和人物關系，利益關系等等，以及史料中不被人所注意的片段和細節，做出了一個詳盡且多方面的分析，以供大家參考：目前，史學界普遍的看法是根據明末清初談遷的《北游錄》記載而來的：順治七年十一月，他出獵古北口外，可能墮馬受傷，膝受重創，涂以涼膏，太醫傅胤祖認為用錯了藥。至十二月初九日卒于喀喇城(在舊熱河境)。

注意了，太醫這一段并非當時清朝的官方正史記載的，因為這個疑竇實在不小。倒是當時在北京的談遷聽到了“內部消息”，所以記載于《北游錄》之中。個人認為這個可信度還是很高的，當時很多內幕，都不會記載于官方史料的，就譬如多爾袞死后被揚灰，也是衛匡國的《韃靼戰記》里面記載的。

在現實生活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很多看起來健壯的人，一輩子也不會感冒幾次，卻會突然猝死;而病病歪歪半輩子的人，卻多半能長壽。多爾袞也許就屬于后者。他從20多歲之后就老是生病，光他自己敘述，旁人議論，史料記載都很多次。他那些體壯如牛的兄弟侄子們很多都是二三十歲就突然病死，而多爾袞健康狀況一向不佳，卻能夠一直拖延到三十九歲，而且在死前幾天還能正常地行獵，可見他當時并沒有什么極其嚴重的病癥，甚至絕癥之類。

這樣的人，似乎不會“理所當然”地掛掉，而且還在順治即將大婚親政的前夕，未免微妙了些。再看多爾袞生前最后一次出獵的全過程記錄，就讓人覺得有些奇怪。

根據《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記載：順治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皇父攝政王身體欠安，居家煩悶，欲出口外野游。”這一次出游，多爾袞帶上了清王朝絕大部分政治核心人物。其中有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和碩巴圖魯親王阿濟格、和碩豫親王多尼、巽親王滿達海、多羅承澤郡王碩塞、多羅端重郡王博洛、多羅謙郡王瓦克達，以及諸貝勒、貝子、公、固山額真等人。

在這些隨行的親、郡王中，既有多爾袞的政敵，也有多爾袞在朝中的親信重臣。多而國內把他們帶在身邊，一方面是為了處理政事方便，同時也是為了使自己雖然身在塞外，仍能控制朝政。與多爾袞一同出行的這些王公貴族們，自京師齊化門外出行。一路之上邊走邊行獵。經過七日之后，十一月十八日多爾袞一行到達遵化境內，當天住宿湯泉。這一天，攝政王還賜給鄭親王濟爾哈朗、英親王即巴圖魯王阿濟格備有鞍轡的馬各一匹，未備鞍轡的散馬各一匹;賞滿達海、多尼、博洛馬匹各一。多爾袞所帶領的這些王公貴族們，在湯泉沐浴之后，于次日離開湯泉，“十九日，宿遵化。二十日，宿三屯營。”

仔細看上面的記載，再結合我們所知的資料，會發現，多爾袞應該是在劉漢河駐扎狩獵的時候受傷的，所以轉移到附近的喀喇城休養。按照《清世祖實錄》里面的記載，當時喀喇城剛剛開始動工，根本連間房子都沒有，大家都是扎營下來，宿于營帳之中的。既然條件如此簡陋，如果多爾袞在來喀喇城之前就已經病重，那么又如何會在這個時候動身去另外一個荒蕪之地呢？不怕病體承受不了折騰？

而再次細讀《清世祖實錄》，有這樣一句“又于初八日，英王知攝政王病劇，乃于初九日早，遣人往取葛丹之女”。可見，多爾袞初七到喀喇城之前身體還不壞，然而健康狀況卻在到達喀喇城的第二天(初八)一早就形勢急轉直下，甚至到了病危的地步，這其中就有很大的貓膩了。

這樣一計算，多爾袞從單單的膝蓋受傷這樣的小創，到突然病重死亡，實在是非常短暫的。而從病重到死亡，也不過是30多個小時的時間，也難過這本原始史料中會用“猝崩”這個詞匯了。

如果說他因為病重而自然死亡，那么怎么解釋他在出獵過程中健康狀況都不錯，心情一直很愉快呢？如果他真的是因為墜馬而加重的病情，似乎膝蓋受傷不至于這么嚴重吧。值得注意的是，這本史料明顯是當時同步的，類似于《起居注》的記錄，否則不會一直稱多爾袞為“皇父攝政王”，而且還用“崩”這個皇帝死亡才能用的字眼。所以說，這本史料的真實性無疑是最強的，可以作為我們推測多爾袞真正死亡原因的一個重要證據。

所有的諸多疑點表明，多爾袞的死亡有著很大的內幕。但是由于史料的缺失，我們探查的難度十分之高。

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五日，宿劉漢河。初七日，宿喀喇城。是日，皇父攝政王病重歇息。初九日，戊子，戌時，皇父攝政王猝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