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全國多地連降大雪，氣溫驟降，給人們的生活和出行帶來了很大的麻煩。其實，從歷史記載來看，中國古代的大雪遠比現在大得多。

漢武帝時期遭遇大雪災年

元鼎二年三月大雪“平地厚五尺”

學術界一般認為，在中國五千年氣象史上，曾出現過四個寒冷期。對于從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前期的第一個寒冷期，相關史料幾乎沒有。最早的一次記載并未直接說下雪，而是“雨雹”，見于《竹書紀年》，事發西周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馬死，江、漢俱凍。”

到了第二個寒冷期，大雪的記載逐漸多了起來。

第二個寒冷期從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相當西漢末年到隋初，期間經歷東漢、三國、晉、南北朝。實際上，在這之前反常氣候已經出現，大旱大澇不斷。劉徹(漢武帝)當皇帝時，好幾個年頭的冬季都出現了極端的大雪天氣。

漢武帝當皇帝長達55年，是西漢在位最長的皇帝，天災人禍也最多。其間有三個大雪災年，被記入了史書。

據《漢書·五行志》記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十二月，這一年劉徹打到了“一角而足有五蹄”怪獸，被視為祥瑞，于是定年號為“元狩”。實際上這一年天下一點也不吉祥，當年冬天，“大雨雪，民多凍死。”大雪到底有多大，從很多老百姓被凍死的情況來分析，這場大雪肯定不是一般的大。

七年后又連著兩個雪災年。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三月和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三月，連著出現極端倒春寒。元鼎二年三月的大雪“平地厚五尺”。元鼎三年的情況比元鼎二年更糟糕。常年一般到陰歷三月，中原地區的河水是不會結冰的，這年竟然結了;而到了陰歷四月，又下了場大雪，關東十余郡縣老百姓缺衣少糧，饑寒交迫，出現了為了活命“人相食”的人間慘劇。

雖然天下饑荒不斷，劉徹等西漢皇帝卻將國家財政的三分之一財富用來造陵墓，置隨葬品。在東漢初年的建武二年(公元26年)一個大雪天，這些帝王陵大多讓赤眉軍盜了。當時起義軍無衣無食，“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在這種情況下，起義軍“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

唐昭宗時“自冬至春雨雪不止”

天復元年“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

在第二個寒冷期內，各個朝代都出現了反常性的雪天。三國時期的吳國，太平年間竟然出現雷暴雨后下大雪的奇怪氣象。據《晉書·五行志》記載，當時吳國是孫亮當皇帝，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公元257年4月5日)先下了一場雷暴雨，第二天乙卯日下起了大雪，氣溫驟降，“大寒”，史家稱，“既已雷電，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之異也。”陽歷4月5日下雪，無異于民間忌諱的“六月雪”。

六月雪，向來被中國古人視為不祥，元朝關漢卿雜劇《竇娥冤》中便用“六月下雪，三年不雨”來形容竇娥的冤情;漢樂府《上邪》中則把“夏雨雪”，視為世界末日來臨，當然這是不可能的。“六月雪”在中國氣象史上還有很多記載，如戰國時，陜西一帶多次下“六月雪”——

秦躁公八年(公元前435年)，“六月雨雪”;周威烈王四年(公元前422年)，“四月，晉大雨雪”;周烈王三年(公元前373年)，“夏六月，趙(國)雨雪”。

不過，這種反常雪天尚不算可怕，唐末一場超級大雪連皇宮每天都有人凍死了。唐代倒數第二位皇帝李曄(唐昭宗)主政末期的天復元年(公元901年)，是個大災年，先是夏秋之交“久雨”，入冬以后就開始下雪，連雨夾雪一直下到春天也未停止，即史書所謂，“自冬至春雨雪不止。”

在這種極端天氣下， “民凍餒者無數”。在當時的陜西京城，未到十一月便“城中薪食俱盡”，“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每天凍餓死的老百姓都在千人以上！

當時正值荒年，再加上這么糟糕的雪天，連皇宮糧食都斷炊了，李曄只好命令宮人，在宮中支起一個小磨，自磨豆麥充饑。“自后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堂堂帝王之家，每天都有三四個人被凍餓死，民間災難之深重就可想而知了。

唐朝時的怪雪還有不少，如在李適(唐德宗)當皇帝的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初四(公元805年2月10日，京城下起了“赤雪”，百姓議論紛紛，視為兇兆。

宋哲宗時“苦寒”“死無親屬者官瘞之”

天禧二年永州大雪“六晝夜方止”

公元1000至1200年的兩宋時期，是中國第三個寒冷期。《宋史·五行志》上的雪災紀錄以北宋初期為最，北宋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趙光義主政的22年，有5個年頭發生雪災——

太平興國七年三月，宣州霜雪害桑稼。

雍熙二年冬，南康軍大雨雪，江水冰，勝重載。

端拱元年閏五月，鄆州風雪傷麥。

淳化三年九月，京兆府大雪害苗稼。

淳化四年二月，商州大雪，民多凍死。

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正月，永州大雪，“六晝夜方止，江、溪魚皆凍死”。

在趙煦(宋哲宗)當皇帝的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冬天，京師(今天河南開封)所在的中原一帶，入冬以后天天下雪，至春不止，導致“苦寒，民凍多死”。不少人家整戶被凍死，連尸體都無人掩埋，朝廷下詔賑災，“死無親屬者官瘞之”，官府安排人來掩埋尸體。趙煦因此取消了當年元宵節的游幸活動，并恩告地方，進行撫慰。

另一次發生在趙桓(宋欽宗)當皇帝的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以河南為中心的中原大地再遇罕見大雪嚴寒，從當年陰歷十一月到次年正月，雪下個不斷，平地積雪厚達好幾尺，“人多凍死”。

當時京師站崗的士兵手凍得兵器都拿不了，有的士兵被凍成了僵尸。除了雪，還有強勁的西北風，《宋史》上記載：“大雪，天寒甚，地冰如鏡，行者不能定立。”老百姓沒吃的沒燒的，官府不得不讓老百姓到皇家花園砍伐花木當柴燒。

天災之后又來人禍。靖康二年四月，金軍攻破東京，燒殺搶掠，把宋徽宗、宋欽宗父子倆以及皇族、后宮妃嬪、貴卿、臣僚等計三千余人，統統俘虜回北方金國，是謂“靖康之難”。

《中國氣象災害大典·綜合卷》將這兩次雪災，列為北宋年間“嚴重強寒潮災害”。是不是最嚴重的？還真不一定，因為元祐二年雪災的前一年，即嘉祐元年(公元1086年)正月二十四“大雨雪”，一周后的二月初三又是一場“大雨雪”，導致“泥途盡冰，都民寒餓，死者甚眾”。

明武宗時

太湖洞庭湖鄱陽湖“封凍”

清康熙九年大雪連降40天

“民多凍死，鳥獸入室呼食”

從明朝中期起，中國進入了第四個寒冷期，一直到1900年前后的清末才結束，長達500年，明、清兩朝恰好處于這一時間段內，所以國內學者把這一時期稱為“明清小冰期”，國際上則稱為“現代小冰期”。

自然，明清兩朝的雪災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頻繁。《中國氣象災害大典·綜合卷》中，1900年以前的“嚴重強寒潮災害”僅節選17次，明清就占13次。

朱祁鈺(明代宗)當皇帝的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冬，中國自北到南大部分地區都下了罕見大雪，極為嚴寒，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廣西等地連下一個多月的雪，災情嚴重：江蘇蘇州，太湖斷航，港口封凍，“人畜凍死萬計”;浙江安吉，“凍死百余人”;河北滄州，“凍死人畜無數”;山東德州，“人畜凍死”。

朱厚照(明武宗)當皇帝的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雪下得最兇猛的是華東地區，這些地區江河冰合，鳥獸凍死，甚至凍斃村民。南方的太湖、洞庭湖、鄱陽湖等大湖竟然同時成了“超級溜冰場”：太湖，“冰，行人履冰往來者十余日”;洞庭湖，“冰合，人騎可行”。

在明清小冰期，又以清朝遭受的雪災最嚴重。《中國氣象災害大典·綜合卷》節選明清“嚴重強寒潮災害”13次中，有9次發生在清朝。有學者又把17至19世紀的這一段時間稱為小冰期中的“寒冷期”。離現在最近的500年中最寒冷的五十年，即出現在這一時期，具體說，是公元1650至1700年間。

這最冷的五十年里，連下一個月大雪并非罕見，而是常見。如清順治十年(公元1653年)的全國雪災，被凍死者“甚眾”。在河北一帶，不少人被凍斃在山洞里。而當年南方的湖南永州等地，竟然也連下40多天雪，“民凍死者無算。”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冬天，華北、華東、華中等地連降大雪，連續下40至60天不等，黃河至龍門段都凍起來了，淮河更是堅凍兩個月。全國好多省市的地方志上，都有凍死人記載——

湖北大冶等地，“凍餓死者甚眾”;河南開封一帶，“井冰，道路多凍死者”;江西南昌等地，“行人多凍死”;安徽懷寧等地，“凍餒死者甚眾”;江蘇盱眙等地，“民多凍死，鳥獸入室呼食”;山東臨沂等地，“人多凍死”，威海“行人死者無算，屋內亦有凍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