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環境，唯有投機客才能游刃有余，其中的翹楚正是胡雪巖，盡管他曾經在大時代的變革中賭贏無數次，可他仍然掌控不了這個謎一樣的1883年。

“去年金嘉記聞因某宦提去存項二十余萬，以至不能支持。今年泰來莊亦以票號立索存欠，以致倒閉。”(《論滬市衰象》，《申報》1883年12月6日，另注：去年、今年為農歷年間隔，公歷未跨年)

在東亞和東南亞貿易中廣泛流通的墨西哥銀幣，國人成為鷹洋

金嘉記是一家上海老牌絲行，泰來錢莊則是上海一家信用卓著的錢莊，他們兩家的倒閉，恰恰是今人總結的1883年上海金融危機的兩個階段性標志。

前者倒閉于1883年1月12日，欠款總額56萬兩，涉及錢莊達40家，要知道，當時全上海只有78家錢莊，這一下子就牽連了一多半。時間點又非常“寸”，正趕在農歷年關之前，中國傳統商業講究年節結賬，農歷年就是賬期終了，所有錢莊都要收回賬款。

人人催債，市面銀根愈緊，各行各業因周轉不靈而倒閉的，“相繼而起”。僅僅不到20天的時間，包括絲茶棧、什貨行、糖行、沙船號、洋布號、鐵號、棉花行等20多家商戶倒閉，涉及日用品零售、進出口、原料批發、國內運輸等多個行業。

當然，這些商戶的結局也是他們持續虧損的狀態注定的，比如《申報》2月2日報道的永安街生昌雜貨棧倒閉事件，詳細記錄了店主李俊方積欠的8000-9000兩巨款產生的細目，整個光緒八年(1882年)，他做金針茶74票、蠶繭3000兩、絲頭70擔、顛色20、30擔及鴨毛、瓜子、牛角等雜貨，全部虧本。

做啥啥賠，也不怪當時的“某宦”，也就是“金嘉記”的某位股東或者官員債主，在年關之際把20萬兩巨款提走，或許他將錢投向了股市，又或許他只是覺得生絲貿易利潤太低，畢竟資本的本性是逐利的，但卻事實上拉開了1883年經濟危機的序幕。

前文中，三解已經鋪墊了許久，說明了晚清生絲海外貿易的諸多環節，其中涉及的貨幣種類就包括：銅錢、銀元、銀兩、英鎊。

復雜的貨幣體系，讓居間的錢莊，更確切地說是胡雪巖這樣擅長銀錢投機的錢商如魚得水。

怡和洋行經理波斯衛1856年從上海寫信說：

“中國人談到出口7萬包(生絲)，除非缺乏銀元，迫使價格降低到殷富的中國人認為投機買入不會吃虧，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出口更多。”(郝延平[美]：《中國近代商業革命》)

這位外國商人揭示了一個本質——半殖民地化的上海外貿的決定者，并不是供給和需求，而是“舶來銀元”多寡決定的利潤。

1895年，由于英國限制本土銀幣的流出，所以英國政府在印度的孟買、加爾各答的造幣廠鑄造了新的貿易銀元，用于英國在亞洲的貿易，因此嚴格說來仍然屬于英國銀幣，標準稱謂為"英國貿易銀元"。

再進一步解釋一下，是19世紀國際市場中，中國—英國(銀元兌英鎊)、上海—內地(銀元兌銀兩)、政府—民間(庫銀兌民銀)、錢莊—絲商(銀兩兌錢票)、批發商—絲戶(錢票兌銅錢)，這種種盤剝關系的利潤總和才最終決定了大商人們的商業選擇。

現實生活中，當時的每一次兌換和金錢流動中，都有錢莊的盤剝空間，并向食物鏈最底端的生產者逐級轉嫁成本、吞噬利潤。盡管市場在理論上會因供需變化達到某種平衡狀態，保護商業系統不致走向自毀，但在晚清復雜的貨幣體系中，某一種貨幣完全脫離了本土金融機構的操縱時，極端的意外情況根本無法避免，平衡也只能是夢想。

現實是晚清中國的銀、銅產量都很有限，根本不足以滿足市場對貨幣的需要，更不可能決定國際市場上這兩種金屬的價格和流入、流出，換言之，大清朝已經完全丟失了貨幣發行權，“鈔票印多少由英國人決定”。

而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整個江南經濟區被納入世界市場，在太平天國戰爭大破壞之前，這個區域一直是中國內部貿易體系的“發動機”，當它完全轉向外貿，巨大的生產力甚至能和工業化的英國抗衡，薩繆爾亨廷頓曾引述過保羅貝羅克《1750-1980年國際工業化水平》估算的數據：

1860年中國占世界工業生產份額是19.7%，只比英國低0.2個百分點，同期的美國只有7.2%。(《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所有在華的商人，面對的都是一個強悍的生產力與落后的制度并存的詭異環境：

1840—1854年，每兩紋銀可兌換制錢2600文以上。(官方價格從順治年間開始即800文)

1855—1865年，每兩紋銀可兌換制錢1200文左右。

1866—1873年，每兩紋銀可兌換制錢1800文以上。

1873—1904年，每兩紋銀可兌換制錢1200文左右。

1905—1911年，由1100—1400文，回漲到1800—2000文。

動輒50%，甚至100%的兌換價格變化，凸顯了清末貨幣制度在國際金融市場中隨波逐流的狀態，除了大清朝廷無論漲跌都立于不敗之地，所有商人，包括外國商人，發家破產往往都只在一念之間。

這樣的環境，唯有投機客才能游刃有余，其中的翹楚正是胡雪巖，盡管他曾經在大時代的變革中賭贏無數次，可他仍然掌控不了這個謎一樣的18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