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又稱《孫武兵法》、《吳孫子兵法》、《孫子兵書》《孫武兵書》等，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兵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軍事著作，被譽為“兵學圣典”。處處表現了道家與兵家的哲學。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

中國孫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7個時期。

(一)孕育產生時期——遠古至春秋

學界一般認為，《孫子兵法》產生于我國春秋末期;亦有認為成書于戰國或更后者。關于此書的作者，多認為系孫武親著，又經后人校理。對于孫武的生活時代，學術界也有不同觀點，一般認其為春秋末期人，大約與孔子同時。

《孫子兵法》在產生以前，應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孕育過程。其產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擇其要者，應有以下幾點：中國遠古以來，特別是春秋時期頻繁、激烈、多樣的戰爭是《孫子兵法》產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學理論成果，如《軍志》、《軍政》、古《司馬法》、令典等，是《孫子兵法》躍上兵學峰顛的階石;春秋時期的社會思潮，特別是關于“道”、“仁”、“陰陽”、“保民”等的理論，是《孫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齊文化是培育《孫子兵法》這朵軍事理論奇葩的沃土。孫武個人的天賦與努力，則是《孫子兵法》產生的主觀因素。另外，漢族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形成的統體思維、辯證思維、象類思維等思維方式對《孫子兵法》理論體系的構筑起了指導性作用。這是《孫子兵法》之所以產生于中國而不產生于外國，之所以產生于春秋而不產生于其他時期的主要原因。

(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時期——戰國至秦漢

《孫子兵法》十三篇于公元前512年在吳國問世后，并未迅速廣泛傳播開來，究其原因，大致有吳國王廷對“十三篇”秘而不宣，當時傳播媒介落后，社會上重禮輕詐觀會對此書的貶斥，其價值未被時人所發現等幾個方面。至戰國時，此書才開始廣泛傳播，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孫子熱”，所謂“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況，《孫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設伏”、“變詐”取勝為主要內容的軍事理論適應了當時軍事斗爭、政治斗爭、外交斗爭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后世子孫孫臏對《孫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傳和運用，則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孫武后學在這一時期對“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釋、闡發、增益的工作，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二》、《見吳王》等，均應是他們解釋、闡發、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內。總之，在這一時期，《孫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礎上有了較大的擴增。1996年西安“發現”的偽書《孫武兵法八十二篇》說，孫武先寫成“八十二篇”，后因其“天機陰殺”，就接受其兒子的建議，縮編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虛構，是違反歷史事實的。

到了漢代，官方組織人力，對《孫子兵法》進行了三次較大規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漢高帝時，時間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間，由張良、韓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時，由軍政揚仆“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時，由任宏“論次兵書”，將其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種，《孫子兵法》位在“兵權謀”之首。這三次整理對《孫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傳都具有重要意義。

(三)削繁和注釋時期——魏晉至隋唐

曹操《孫子略解序》中所批評的關于《孫子兵法》的“訓說況文煩富”，應包括《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內。杜牧《注孫子序》中說：“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成為一編，曹自為序，因注解之。”這里的“削”(刪除)其“繁剩”，應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筆(校、注)其精切”，則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稱《孫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廣泛流傳，甚余則因其“煩富”且“未得旨要”而陸續散佚。曹操《孫子略解》的問世，標志著《孫子兵法》真正進入了注解的時期。曹注重文字訓解，但他本人又是軍事家，更重實際運用，因此，其注理論性、實踐性兼備，對后世有重大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曹注孫子之外，還有東吳沈友撰《孫子兵法》、賈詡《鈔孫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孫子兵法》、張子尚《孫武兵經》、《孟氏解說》等。其注文大都比較簡略，偏重文字訓詁，表現了《孫子兵法》早期注解時期的特點。

隋唐五代是《孫子兵法》注釋的高峰時期，這一時期注解《孫子兵法》之書主要有：隋代的《蕭吉注孫子》、唐代的《李筌注孫子》、《賈林注孫子》、杜佑《通典》中的訓解《孫子》、《杜牧注孫子》、《陳暤注孫子》、《孫鎬注孫子》、《孫燮集注孫子》、五代的《張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輯的《十一家注孫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除注家多外，這一時期的注孫子還具有另辟蹊徑、糾謬補缺、義詳例豐、整體把握等特點。較魏晉南北朝時已有較大進步。如李筌已注意從整體上把握孫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孫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學能道春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其注縱談橫論，廣征博引，多有新見。這一時期在運用《孫子兵法》指導實踐方面也卓有成效，人們注意總結新的經驗教訓，從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孫子兵法》在唐朝時傳入了日本，開始了在國外的傳播。(本文源自《孫子兵法研究史》)

(四)武經首位確立時期——宋代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視兵學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詔令司業朱服、武學教授何去非校定《孫子兵法》等七書，號“武經七書”，以官方名義頒行，同時，重辦武學，以“七書”試士。至此，以《孫子兵法》為首的七部兵書，在一定意義上說，取得了與儒家經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經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經》本《孫子兵法》成為后世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孫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組織為主。到了后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則以私人著述為主，反映了戰亂年代整個社會對《孫子兵法》研究的重視。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約成書于兩宋期間的《十家孫子會注》，學界一般認為，此書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孫子》。由于輯者將各家之說輯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軍事和史料價值，因而成為后來研究《孫子兵法》者的必讀之書。此書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對孫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貢獻。此后的孫子書，以《武經》本《孫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孫子》這兩個版本為底本不斷繁衍，形成了傳世版本的兩大基本系統。《梅圣俞注孫子》、《張預注孫子》、鄭友賢《孫子十注遺說》、施子美《七書講義》等，代表了這一時期《孫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對后世影響較大。尤其是張預注，集諸家之長，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發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風。另外，此時還出現了西夏文《孫子兵法》，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國內少數民族文字譯本。

總之，宋代在孫子文獻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較勘、注解講義、專題研討、兵書合刻、集注匯解、分類輯編、少數民族文字翻譯等方面，均有成果傳世。特別是《武經》本《孫子》和《十一家注孫子》的編定刊行，深益后世，功不可沒。但宋人對《孫子兵法》軍事理論體系的系統研究和應用理論研究進展不大，理論與實踐脫節嚴重，實際運用是其薄弱環節。其成就和教訓對后世均有深刻影響。

(五)闡發和考據時期——明清

如果說宋代施子美的《七書講義》開疏解闡發《孫子兵法》之先的話，那么，明清就是《孫子兵法》疏解、闡發和考據的大豐收時期。劉寅的《孫子直解》、趙本學的《孫子書校解引類》、李贄的《孫子參同》、黃獻臣的《武經開宗》、朱墉《孫子匯解》、顧福棠《孫子集解》、黃鞏《孫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論闡發上下功夫，而不僅僅是注字訓詞，其講解多有新見，且更注意了系統性，指導性，體例也更趨完備。李贄主張“以《七書》與《六經》合而為一，以教天下萬世”(《孫子參同序》)，王陽明合心學、兵學于一體，戚繼光融兵、儒于一爐，并注重應用理論研究，將《孫子兵法》高深的理論具體化為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顧福棠、黃鞏等開始將《孫子兵法》和西方的軍事理論相結合，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開拓性的意義。明、清兩代的許多將領和學者將《孫子兵法》的理論用之于海防建設、火器戰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和觀點，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閃耀著特有的光輝。另外，這一時期以服務于武科應試為目的的武闈孫子研究，重視對《孫子兵法》的義理闡發，具有積極和消極(充當考生進入仕途的敲門磚)的雙重作用。

與偏重講解《孫子兵法》義理研究相對應的，是清代中期有關孫子的考據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孫星衍，畢以珣，章學誠等。他們在關于孫子事跡、《孫子兵法》成書時間、篇數和內容、文字校訂和注釋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特別是孫星衍據華陰《道藏·孫子》為底本、參《通典》、《太平御覽》等書校訂而成的《孫子十家注》，糾正了原書的不少錯誤，刊行后，廣泛流傳，成為《孫子兵法》流傳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變了自宋以來主要靠《武經》本《孫子兵法》流傳的單一格局。但他的這一版本因所見資料不全也出現了新的錯誤。

這一時期的《孫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襲前朝，在內容上創新不足，特別是在清朝時期，西方軍事理論已有長足發展，清人卻仍抱殘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氣氛沉悶，成果內容呆滯，表現出中國古代孫子研究即將終結的征兆。

(六)近代中西軍事融合時期——民國

民國時期的孫子研究和古代孫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變化。一是《孫子兵法》與火器條件下的戰爭實踐結合緊密，在戰役戰術乃至戰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發展，和冷兵器時代諸注家闡發的理論相比，已有了質的飛躍;二是《孫子兵法》的理論與西方軍事理論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單是閉關鎖國的近親繁衍，使孫子研究因獲得新生而表現出某種生機勃勃的氣象;三是注重對《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進行系統闡發，而不只是訓字、注詞、解句、講章，已初步將《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概括為戰爭問題、戰爭指導、戰略戰術、治軍思想等幾個方面，進行比較系統的論述，為現代人更科學地概括《孫子兵法》的軍事理論框架打下了基礎。這一時期較有影響的著作有：蔣方震、劉邦驥《孫子淺說》、李浴日《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錢基博《孫子章句訓義》、陳啟天《孫子兵法校釋》等。近代雖然時間短暫，但卻是《孫子兵法》研究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時期，它標志著中國古代孫子學的終結，孫子研究新時代的開始。

(七)孫子學確立與大發展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中國成立后的《孫子兵法》研究，在繼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礎上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毛澤東、劉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輩革命家首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孫子兵法》之端，其后遂成一代新風，出現了一批批閃耀著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光輝的研究《孫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孫子譯注》、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孫子兵法》、吳如嵩《孫子兵法淺說》、楊丙安《孫子會箋》、陶漢章《孫子兵法概論》、吳九龍《孫子校釋》、李零《〈孫子〉古本研究》等，或譯注信達公允，或版本彌足珍貴，或箋注廣征精取，或解說深入淺出，或論述多有新義，或校釋集粹于一，或在古文獻研究上獨辟蹊徑：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傳于世。尤其是漢簡本《孫子兵法》版本系統的出現，打破了《武經》本和十一家注本《孫子兵法》兩大基本版本系統流傳的格局，影響重大，意義深遠。這一時期的論文更如雨后春筍一般層出不窮，這些論文大多不拘成說，不但在《孫子兵法》版本流傳、文字校勘、注釋訓解、軍事思想闡發、哲學思想研究等方面頗多建樹，而且開辟了多學科、多領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從系統論入手，有的從決策學著眼，有的從管理學探討，還有的從經濟學、預測學、談判學、語言學、心理學、邏輯學、地理學、數學、醫學等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孫子兵法》的非軍事運用研究逐步成為《孫子兵法》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從而使孫子研究逐步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這就是“孫子學”。孫子學的確立，進一步促進并規范了《孫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榮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