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急風暴雨中成長

焦裕祿出生在一個貧苦農民家庭，青少年時代受盡了苦難的煎熬。7歲上學，學習刻苦認真，考試成績總在前幾名。1932年，家鄉遭遇災荒，家境十分貧困，11歲的焦裕祿被迫退學，跟隨窮鄉親推著獨輪小車，運煤賣煤。

在那暗無天日的舊社會，焦裕祿的家庭和廣大勞動人民一樣，深受帝、官、封三座大山的殘酷壓迫和剝削，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焦裕祿的父親因無錢還債，被地主活活逼死。眼淚未干，焦裕祿又被日本鬼子抓到撫順的一個煤窯作苦工。在日本鬼子、漢奸的刺刀威逼下，他每天在煤窯里干十五個小時以上的苦工，和焦裕祿同志住在一個工棚的二十三個人中，兩三個月里，就有十七人被折磨死去。每當工友們不幸死亡的時候，焦裕祿的心比針剌還要難受。他不忍受日寇的非人折磨，和工友一道同敵人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冒著生命危險逃出了虎口。

這階級仇、民族恨，在焦裕祿幼小的心靈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45年，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焦裕祿的家鄉解放了。他懷著激動的心情，抱著要翻身、求解放的強烈愿望回到了家鄉。

二、走上革命道路

焦裕祿這個苦水里生苦水里長的青年農民，找到了黨組織，參加了民兵隊伍在黨的教育、培養下，焦裕祿同志于1946年元月，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堅強的革命戰士。

他在入黨申請書上這樣寫道：共產黨是人民群眾的救星，沒有共產黨，革命就不能勝利，窮人就不能翻身。我要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為推翻舊社會，建立新中國，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

三、隨軍南下開辟新區

1947年7月，為了幫助新解放區人民翻身求解放，焦裕祿被調到渤海地區南下工作隊，集訓后分配到淮河大隊一中隊任班長。在南下途中，他經常替女同志和身體差的隊員扛背包、背干糧袋。最多時，他一個人竟背了四個人的背包。

1948年5月，焦裕祿調到尉氏縣宣傳部任干事。正當小麥要開鐮收割時，縣委突然接到情報：敵七十五師準備掃蕩我五分區，搶收麥子。為了保護群眾的勞動果實，焦裕祿迅速趕到彭店區向基層干部和群眾講明敵情和縣委指示精神，帶領群眾一面搶收麥子，一面隱藏轉移。待敵人趕來時，田里的麥子已收打完畢。敵人不但沒有搶到麥子，反而連遭伏擊，被迫倉皇逃走。

1948年冬，淮海戰役打響了，焦裕祿同志根據上級指示，組織帶領擔架隊，在尉氏縣支前總隊部的領導下，投入了支援淮海戰役的偉大斗爭。淮海戰役結束時，豫皖蘇五分區獎給這個大隊一面“支前模范”的錦旗。

1950年冬，焦裕祿同志任共面團尉氏縣委副書記。面對新的工作，新的環境，焦裕祿同志沒有猶豫，力挑重擔，在實踐中摸索，1952年春，焦裕祿同志調陳留團地委任宣傳部長時，參加地委工作組到杞縣搞土地復查。他利用一切機會接觸青年，調查青年思想實際，趁著各種間隙找團干部談話，了解青年工作狀況，常常是通宵達旦。一位團干部說：“團的工作就比人家事多，熬眼多”。焦裕祿笑著說：“年青力壯的時候不為黨多做點事，將來老了，只怕想干也干不成了！”

1953年夏，焦裕祿同志任青年團鄭州地委第二書記，一位在尉氏縣工作過的團干來看他，老戰友相逢，格外親熱。焦裕祿問：“這次到哪里去？”他說：“轉業了，到省里待分配工作”。焦裕祿說：“是啊，團干部總要轉業改行的。可咱們做過團的工作的人不能忘了青年，要永遠把教育青年的任務擔在肩上。”

四、工業戰線上的紅旗手

一九五三年，祖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開始了。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大道上邁出了矯健的步伐。這時，黨從各個方面抽調大批優秀干部，派往工業戰線。

焦裕祿懷著無限激情，抱著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崇高理想，從農村工作崗位，來到了洛陽礦山機器廠。

解放前，焦裕祿只讀過幾年小學，文化低，科學知識更差，擺在他面前的卻是一個嶄新的、十分艱巨的課題。如何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呢？他想：單憑熱情，不懂業務、技術，根本不適應現代化的工業生產。工廠黨委深切體察到焦裕祿的心思，就派他到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習，到大連起重機廠實習，在學習和實習的過程中，他刻苦鉆研。艱辛勞動，努力攀登科學技術高峰。

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學習時，他是優秀黨員；在大連起重機廠實習時，職工稱他是：“最棒的車間主任；”在洛陽礦山機器廠任調度科長時，大家熱情地稱他為、“政治科長”。最后終于由外行變內行，成為工業戰線上的紅旗手。

五、縣委書記的榜樣

一九六二年冬，焦裕祿受黨的委派來到了蘭考，當時，正是我國國民經濟處于暫時困難時期，蘭考的風沙、內澇、鹽堿等自然災害很嚴重，農業產量很低，群眾生活很苦，......。焦裕祿同志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對干部和群眾進行思想教育、階級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激起縣委領導班子和人民群眾抗災自救的斗志，掀起了挖河排澇、封閉沙丘、根治鹽堿的除“三害”斗爭高潮。

焦裕祿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規劃并不等于現實，這澇、沙、堿三害，自古以來害了蘭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服“三害”，要把它從蘭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樣驅走，必須進行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價。

根據這一想法，縣委先后抽調了一百二十名干部、老農和技術員組成一支三結合的“三害”調查隊，在全縣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探流沙的調查研究工作。當時，焦裕祿同志的肝病已相當嚴重，許多同志勸他不要下去，勸他在家里聽匯報。他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他背著干糧、拿起雨傘，和大家一起在蘭考的原野上日夜奔波。追沙，他一直追到沙落地；查水，他又是查到水歸槽。干旱季節，他親自用舌頭辨別鹽堿的種類和土的含堿量。在同自然災害的斗爭中，焦裕祿同志不顧重病纏身，忍受著嚴重疾病的折磨，在風里、雨里、沙窩里、激流里，堅持度過了一百二十多個白天和黑夜，跑了一百二十多個大隊，跋涉五千余里，終于摸清了蘭考“三害”的底細，全縣有大小風口八十四個，經調查隊一個個查清，編了號、繪了圖；全縣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個，也一個個經過丈量，編了號、繪了圖；全縣的千河萬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閘......也調查得清清楚楚，繪成了詳細的排澇瀉洪圖。

這種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使縣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堿發生、發展的規律，幾個月的幸苦奔波，換來了一整套又具體又詳細的資料，從而縣委制定出了切實可行的改造蘭考大自然的規劃。在這個規劃上，焦裕祿同志滿懷激情地寫道：“我們對蘭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對當前嚴重的自然災害，我們有革命的膽略，堅決領導全縣人民，苦戰三、五年改變蘭考面貌。不達目的，我們死不瞑目。”從此，一場群眾性的除“三害”斗爭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在除“三害”的斗爭中，為了取得經驗，焦裕祿同志親自率領干部、群眾進行了小面積翻淤壓沙、翻淤壓堿、封閉沙丘試驗。然后以點帶面，全面鋪開。焦裕祿同志既是指揮員又是戰斗員，同干部、群眾一起出力流汗。他給自己規定，把參加勞動作為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下鄉時就地勞動；在機關值班時，臨近勞動。不論在治理“三害”的土地上，還是在平時田間管理中，他走到哪里干到哪里。群眾都把焦裕祿看成是“跟咱一樣的莊戶人。”

通過一年的艱苦奮戰，蘭考的除“三害”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在總結除“三害”的工作時，焦裕祿同志作了明確透徹的總結。治沙；沙區沒有林，有地不養人，這是基本情況；有林就有糧，沒林餓斷腸，這是重要性；以林促農，以農養林，農林相依，密切配合，這是方針。造林防沙，百年大計；育草封沙，當年見效；翻淤壓沙，立桿見影。三管齊下，效果良好。這是方法。治水：蘭考地形復雜、坡洼相連，河系紊亂，這是客觀情況；以排為主，排、罐、滯、澇、臺、改兼施，這是方針；舍少救多，舍壞救好，充分協商，互為有利，上下游兼顧，不使水害搬家，這是政策；夏秋兩季觀察，冬春干燥治理，再觀察再治理，觀察治理相結合，這是方法。治堿：分清輕重，區別對待，這是方針；翻淤壓堿，開溝淋堿，打埂躲堿，臺田試種，引進耐堿作物，這是方法。這段精辟的總結，是焦裕祿同志斗爭實踐的產物，也是對蘭考人民除“三害”斗爭的真實寫照。

六、貧下中農的帖心人

焦裕祿同志說：“新干部不參加勞動，就不能明確樹立階級觀點、群眾觀點；老干部長期不參加勞動思想就要起變化，要變顏色”。焦裕祿同志身體力行，無論工作多忙，總是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始終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他經常開襟解懷，卷起褲腿和群眾一起干活，群眾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他經常和群眾一起翻地、封沙丘、種泡桐、挖河渠......，就在縣委決定他住院治療的前幾天，他還揮舞鐵掀在紅廟公社葡萄架大隊，和群眾一起勞動。因此，他經常要求下鄉的干部一要帶毛主席著作，二要帶勞動工具和行李。

焦裕祿同志始終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他長期有病，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比較困難，可是他堅決拒絕給他救濟。他說：“蘭考，是個重災縣，人民的生產、生活都很困難，我們應該首先想到他們。要把這些錢用到改變蘭考面貌的偉大事業上去，用到改善蘭考人民的生活上去”。焦裕祿還經常教育子女做臟活，到最困難的地方去，穿衣要樸素，生活要節儉。有一次，焦裕祿同志發現大兒子去看戲，問道：“戲票哪來的？”孩子說：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說沒有。叔叔問我是誰？我說焦書記是我爸爸，收票叔叔沒有收票就讓我進去了".焦裕祿聽了非常生氣，當即把一家人叫來“訓”了一頓，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錢如數送給戲院。后來，他又專門起草了一個《干部十不準》的文件，規定任何干部不準特殊化。

這個“十不準”的通知，是一份既平常又不平常的通知。說它平常，是因為《通知》所規定的每一條，都是每個共產黨員、革命干部時刻應該想到的，做到的起碼準則；說它不平常，是因為《通知》所規定的每一條準則，都閃耀著共產主義的思想光輝，都是對特權思想的有力批判。焦裕祿把職位看作是為人民服務的崗位，把職權看作是受人民的委托，為革命掌權。這是一個共產黨員無私的崇高革命精神的表現。

焦裕祿同志就是這樣，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的本色，心里想著群眾，唯獨沒有他自己。

七、與病魔頑強斗爭

一九六四年春天，正當蘭考人民同澇、沙、堿斗爭勝利前進的時候，焦裕祿同志的肝病也越來越重了。他開會、作報告，經常用右膝頂住肝部，不斷用左手按住疼處。有時，用一個硬東西一頭頂著椅子，一頭頂住肝部。天長日久，他坐的藤椅，被頂出一個大窟窿，他從不把自已的病放在心里。他說：“病是個欺軟怕硬的東西。你壓住它，它就不欺侮你了。”組織上勸他住院治療，他總是說：“工作忙，離不開。”給他請來一位有名的中醫，開了藥方，他嫌藥貴，不肯買。他說：“災區群眾生活很困難，花這么多錢買藥，我能吃得下嗎？”縣委的同志背著他去買來三劑，強讓他服下了，但他執意不再服第四劑。可當他發現別的同志有了病時，卻總是關心備至。縣委一位負責同志在鄉下患病，焦裕祿幾次打電話，要他回來休息。組織部一位同志患慢性疾病，焦裕祿不給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療養，財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祿多次摧他到醫院檢查.......。焦裕祿同志想的總是別人，他心里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

一九六四年三月。焦裕祿同志的肝病到了嚴重關頭，蘭考人民除“三害”的斗爭也達到了高潮。他心潮洶涌澎湃，蘭考人民抗災斗爭的情景一幕幕映現在眼前，他從蘭考人民戰天斗地的英雄氣概和實干精神中，預見到蘭考美好的未來。他滿腔熱情地坐在桌前，想動手寫一篇題為，《蘭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文章，他鋪開稿紙，擬好了四個小題目：一、設想不等于現實。二、一個落后地區的改變，首先是領導班子思想的改變。領導思想不變，外地經驗學不進，本地的經驗總結不起來。三、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四、精神原子彈——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文章只開了個頭，肝病又嚴重發作了，病魔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筆，黨組織決定送他到外地治療。

臨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厲害，他是彎著腰走向車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離開蘭考呵！一年多來，全縣一百四十九個大隊，他已經跑遍一百二十多個。他把整個身心，都交給了蘭考的群眾，蘭考的除“三害”斗爭。正象一個指揮員在戰斗最緊張的時刻，離開炮火紛飛的前沿陣地一樣，他從心底感到痛苦、內疚和不安。他不時深情地回顧著蘭考城內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帶著旺盛的精力回來和群眾一塊戰斗呵！他幾次向送行的同志們說，不久他就會回來的，在火車開動的前幾分鐘，他還在認真地布置工作，要縣委的同志們抓好抗災斗爭。

在醫院里，焦裕祿同志以鋼鐵般的意志，同疾病作頑強的斗爭，無論肝疼得多么厲害，從來都不讓護士多照顧自己。

焦裕祿同志的病越來越嚴重，醫生們開出了最后診斷書，上面寫道：“肝癌后期，皮下擴散”。這里不治之癥。送他去看病的趙文選同志，心里非常焦急，懇切的向醫生說：“醫生，請你把他治好，俺蘭考人民需要他，需要他呀！”

五月初，焦裕祿同志的肝病更加嚴重了。護士噙著眼淚給他注射止疼針，他感到自己的病已無法治療，便搖搖手說：“我不需要了，省下來留給別的階級兄弟吧！”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祿同志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一位普通的領導干部，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縣委書記的榜樣，人民群眾的貼心人——焦裕祿同志走完了他那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光輝燦爛的一生，與世長辭了。終年四十二歲！

他死后，人們在他病床的枕下發現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論共產黨員修養》。

焦裕祿同志在生命的彌留之際，還念念不忘人民群眾，念念不忘黨的工作，表現了一個偉大共產主義戰士對黨對人民的無限忠誠。

八、揮淚繼承壯士志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祿同志病逝了.焦裕祿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在迫悼會上，一位農民泣不成聲地說出了蘭考人民的心里話：“俺的好書記，你是為俺蘭考人民活活累死的呀！”“揮淚繼承壯士志，誓將遺愿化宏圖”。這就是蘭考人民最重要的誓言，他們化悲痛為力量，以更大的干勁，更多的汗水，努力改造著焦裕祿同志生前戰斗過的蘭考大地。

全縣黨員、干部和群眾，認真學習焦裕祿同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認真學習焦裕祿同志實事求是、艱苦創業的精神，認真學習焦裕祿同志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密切聯系群眾的工作精神，認真學習焦裕祿同志忘我奉獻的精神，認真學習焦裕祿同志為黨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在黨的領導和焦裕祿精神的鼓舞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決心徹底改變蘭考面貌，在這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寫出最新最美的文字，畫出最新最美的畫圖。

“蘭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焦裕祿同志徹底改變蘭考面貌的遺愿，正在蘭考人民的繼續奮斗中逐步變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