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作者是誰？據(jù)史料記載，徐渭字文長，生于正德十六年，卒于萬歷二十一年，一生跨正、嘉、隆、萬四朝，乃明晚期杰出的文學家、藝術(shù)家，他幼年失母、青年喪妻、困頓科場、輾轉(zhuǎn)幕途、畏禍致狂。他開創(chuàng)了青藤畫派，在中國繪畫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又是明代一流戲曲作家，著有《四聲猿》、《歌代嘯》等反映現(xiàn)實的雜劇作品，因此，他完全有能力寫作《金瓶梅》。

《金瓶梅》作者之謎的研究是《金瓶梅》研究中的第一大焦點問題。據(jù)統(tǒng)計，眾多學者先后發(fā)表了近千篇論文，提出的作者將近70位。潘承玉在1999年出版的專著《金瓶梅新證》提出《金瓶梅》的作者乃紹興名士徐渭，為揭開《金瓶梅》作者之謎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新的證據(jù)。十年間，潘承玉的“徐渭說”得到了胡令毅、邢慧玲等學者的豐富與發(fā)展，這一學說也越來越“在金學塔尖綻放出耀眼光芒”。

潘承玉真的破解了《金瓶梅》作者之謎？“蘭陵笑笑生”果真是徐渭嗎？

一部作者隱姓埋名的偉大小說

420年前的明萬歷十七年(1589)十二月，北京政壇發(fā)生一件震驚朝野的大事。大理寺評事雒于仁給荒廢朝政的神宗皇帝“陳奏”了一道《酒色財氣“四箴”疏》，直指“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氣也”。當時一位隱姓埋名的長篇章回小說作者立即在自己剛完成的一部章回小說的總目錄前添加了《酒色財氣“四貪”詞》，并在兩處山東官員名單中增列了一個“陳四箴”的人名。

此人便是《金瓶梅》的作者，當然，這部小說便是《金瓶梅》了。此書面世后曾幾度淪為禁書，最后終于在世界文學史上獲得應(yīng)有的地位，被公認為偉大的世界文學名著。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其19篇首論《金瓶梅》，說：“諸世情書中，《金瓶梅》最有名”，并贊其為“同時說部，無以上之”。

據(jù)調(diào)查，從1931年發(fā)現(xiàn)這部小說的明代最早刊行本以來，迄今用現(xiàn)代技術(shù)手段印行的這部小說的版本——含中國大陸和香港、臺灣以及國外譯本已達30余種，近百萬冊。

美國大百科全書《金瓶梅》專條稱“《金瓶梅》是中國第一部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法國大百科全書稱《金瓶梅》“在中國通俗小說的發(fā)展史上是一個偉大的創(chuàng)新”。

遺憾的是，20世紀以來，有關(guān)《金瓶梅》的研究取得了種種進展，但在若干基本問題上，學術(shù)界的看法仍然陷在迷霧之中。例如，在這部小說定稿420周年之際兩岸出版界這次不約而同推出的校點本和影印本《金瓶梅詞話》，其作者署名一如既往，仍然是“蘭陵笑笑生”，“蘭陵笑笑生”究竟是誰，在絕大多數(shù)讀者和相當部分學者眼里，仍然是個謎。

古典小說與文化博士、多倫多大學東亞文學系教授胡令毅認為：“《金瓶梅》的作者是誰，潘承玉先生已經(jīng)給我們找到了正確的答案，我們認為縈繞在人們心頭四百余年的《金瓶梅》作者之謎也是該破解的時候了。”

《金瓶梅》作者之“徐渭說”

潘承玉《金瓶梅新證》出版于1999年，書中他詳細論述了《金瓶梅》作者之“徐渭說”。河南大學文獻信息研究所研究員邢慧玲在閱讀了潘承玉此書后，特地從河南趕到紹興。

看了紹興的城市結(jié)構(gòu)，邢慧玲驚嘆小說中所描寫的“一府兩縣”格局和“縣前街”、“東街”、“大街口”、“獅子街”、“燈市”以及“五里原”等等內(nèi)外景觀布置在紹興城幾乎全部找到實景。看完徐渭晚年故居“青藤書屋”，邢慧玲驚呼：“《金瓶梅》中西門府所在地就在紹興！我要潛心研究，將畢生精力獻給徐渭，獻給《金瓶梅》的作者徐渭！”

《金瓶梅新證》為何讓邢慧玲如此信服？

在《金瓶梅新證》中，潘承玉對《金瓶梅》文本進行了全面細致地分析，列表詳細對比小說中關(guān)于佛教與道教描寫前后的變化。

通過對比，潘承玉提出：《金瓶梅》所寫年代是由佛教長期失勢轉(zhuǎn)而得勢，道教長期得勢轉(zhuǎn)失勢的時代。小說所反映的時代跨嘉、隆、萬三朝而以嘉靖朝為主，全書定稿約在萬歷十七年后，進而得出結(jié)論：作者非嘉靖或者萬歷年代人物，應(yīng)當是一位生平跨嘉、隆、萬三朝而主要生活在嘉靖朝的人。

《金瓶梅》中，涉及小曲27支、小令59支、散套20套30種，涉及《西廂記》、《兩世姻緣》等戲劇作品24部。

很多場合，人們應(yīng)該說、罵、哭的時候，作者難掩戲曲創(chuàng)作的沖動，以“曲”代之，創(chuàng)作出眾多戲曲;《金瓶梅》在人物描寫上惟妙惟肖，巧妙運用了繪畫中的白描技法，清代著名文學評論家張竹坡說：“讀《金瓶梅》，當看其白描處。子弟能看其白描處，必能做出異樣省力巧妙文字也”;除了詩、詞曲、駢文等文學性文體，《金瓶梅》作者運用了部分非文學性應(yīng)用文體，其中多為官場用文，如第四十八回曾御史的奏章，“違越光儀，倏忽一載。知己難逢，勝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

根據(jù)以上三點，潘承玉提出：《金瓶梅》的作者除了是位小說家，必定還是一位嫻熟的戲曲作家、畫家和善于寫作官場應(yīng)用文的幕客。

關(guān)于小說的地理原型潘承玉也做了新的考證。

在《金瓶梅》第一回中，清河縣知縣說武松：“雖是陽谷縣人氏，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武松打虎之事“傳得東平一府兩縣，皆知武松之名”。

在明朝，“一府兩縣”在同一城的現(xiàn)象并不多見，小說中東平府含有兩個縣治，陽谷縣與清河縣，西門府所在地為清河縣。小說中雖明確說明西門慶所住地址為“大宋國山東清河縣牌坊”，但是明朝時，東平府并非“一府兩縣”的格局，由此認為小說所寫故事的發(fā)生地即山東清河縣的觀點不嚴密。

如果西門府不在山東，那么小說地理原型究竟在哪里？

潘承玉查遍明代各史，發(fā)現(xiàn)整個北方地區(qū)僅有順天、西安兩府，南方地區(qū)有應(yīng)天、蘇州、杭州、湖州與紹興五府，存在“一府兩縣”現(xiàn)象。

為了確定具體原型到底是哪座城市，潘承玉繼續(xù)尋找《金瓶梅》中的線索。

小說第四十八回中寫道：“(東平府)調(diào)委陽谷縣丞狄斯彬，沿河查訪苗天秀尸體下落”，“巡訪到清河縣城西河邊”，由此得出兩縣治的具體方位是：清河在東，陽谷在西，兩縣中間有界河。

明朝，在可查證的“一府兩縣”的府城中，兩縣治呈東西向排列于府治兩側(cè)，并以河為界，只有紹興一府。

通過對小說文本與明朝史實的研究，潘承玉提出顛覆金學界傳統(tǒng)論斷的新觀點：《金瓶梅》中所描寫的地理原型非山東清河縣，而是浙江紹興市。

至此，小說中婦女唯一發(fā)型為“杭州簪”，向西門慶借銀子的“杭州劉學官”又稱“前邊劉學官”等等，與小說第七十四回，薛姑子宣卷講到：“這趙郎見詞不能依隨，一日作別起身，往山東買豬去”，與第九十四回，媒婆薛嫂聽人說：“我那邊下著一個山東賣棉花客人。”與小說地理原型為紹興在邏輯上完全吻合。因為，只有是紹興主人才會對朋友說我這邊有個山東客人，山東主人沒必要故意稱對方客人是山東客人，只有在江南杭州附近滿足“一府兩縣”格局的紹興，才會稱“杭州劉學官”為“前邊劉學官”。

既是紹興人，又集畫家、戲劇家和幕客為一體，明朝時哪位紹興人士最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呢？

最終種種線索集中于一人，此人便是明朝紹興大名士徐渭。

2000年10月，吳敢教授在第四屆國際《金瓶梅》學術(shù)研討會上發(fā)表長篇論文《20世紀〈金瓶梅〉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中說：“潘承玉所作《金瓶梅新證》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邏輯最為嚴謹、推論最為精微、行文最為典訓、結(jié)構(gòu)最為周到的一種。”

徐渭緣何作《金瓶梅》？

潘承玉介紹說，徐渭是明朝時著名的文學家、藝術(shù)家，集畫家、小說家、戲曲作家、書法家于一體，他開創(chuàng)了青藤畫派，在中國繪畫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又是明代一流戲曲作家，著有《四聲猿》、《歌代嘯》等反映現(xiàn)實的雜劇作品，因此，他完全有能力寫作《金瓶梅》。

徐渭也是我國文學史上著名的“怪才”，雖滿腹才華，但仕途不順，歷時21年，7次科舉考試都落榜，至晚年依舊是一名窮苦秀才。

據(jù)史料記載，徐渭字文長，生于正德十六年，卒于萬歷二十一年，一生跨正、嘉、隆、萬四朝，乃明晚期杰出的文學家、藝術(shù)家，他幼年失母、青年喪妻、困頓科場、輾轉(zhuǎn)幕途、畏禍致狂。

張竹坡在評點《金瓶梅》時指出：“作者不幸，身遭其難，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號無益，借此為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憫矣。”可見《金瓶梅》的作者一生命運多舛，悲憤自泄為其寫作動機之一。

明嘉靖年間，浙江總督胡宗憲領(lǐng)兵于江南抗倭，因戰(zhàn)爭需要，招募參謀，文武全才的徐渭被選中。徐渭成了胡宗憲的幕客，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抗倭計策，屢屢立功，因此深得胡宗憲倚重。

但是后來，恩人胡宗憲入獄，徐渭一度抑郁成疾，精神錯亂，不斷用錘子敲擊自己的頭腦，甚至殺害了自己的妻子，遂入獄。后來，當朝狀元張元忭和翰林院編修陶望齡等組織了各方力量，極力為徐渭求情，希望官府看在徐渭神志不清的份上將其釋放，徐渭終得以重獲自由。出獄后的徐渭，又娶了幾任妻子，但都以休妻告終。

徐渭的坎坷經(jīng)歷在他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陰影，特別是在看待女性的問題上。潘承玉認為，正是這種病態(tài)促使了徐渭能從“審丑”的角度來創(chuàng)作小說，在他的筆下婦女都成了迎奸賣俏的市井淫婦，官不為官，妻不為妻，僧不為僧，《金瓶梅》開創(chuàng)了我國“審丑”小說的先河。

另一段歷史記載，同樣勾起了潘承玉的注意。

徐渭與沈煉同為“越中十子”，沈煉長徐渭14歲，又是徐家的女婿，兩人交往甚密，沈煉平時對徐渭頗為照顧，經(jīng)常介紹“越中名士與徐文長相往來”，因此沈煉對于徐渭來說不僅僅是親人，還對他有知遇之恩。

沈煉后來考取了進士，有朝廷錦衣衛(wèi)經(jīng)歷。不久，蒙古騎兵進犯京師，首相嚴嵩縱容奸黨將領(lǐng)畏敵不前，使京師附近被焚掠，還任意殘殺百姓，虛冒戰(zhàn)功，蒙騙朝廷。舉朝默默之際，沈煉憤然上書嘉靖皇帝，歷數(shù)嚴嵩納賄誤國、“貪婪之性疾入膏肓”等十大罪，請求皇帝罷免嚴嵩以謝天下。

沈的奏章未能撼動嘉靖帝對嚴嵩的信任，被貶謫的沈煉又著詩針砭時事。嚴嵩之子嚴世蕃下令，無論如何要鏟除沈煉，成功者重賞，“大者侯，小者卿”。這年9月，沈煉被誣告為邪教“白蓮教”首領(lǐng)而被斬首，兩個兒子也被杖殺，遠在江南老家的長子沈襄也被流放。

“追懷沈煉，為其鳴冤”，潘承玉認為這是徐渭作《金瓶梅》的另一重要創(chuàng)作動機。

《金瓶梅》作者雖然在小說中寫明時代背景為宋朝，但是學術(shù)界公認，《金瓶梅》所寫朝政方面的事實與徽宗政和年間的歷史多有差訛，與明代嘉靖朝嚴嵩當政時的現(xiàn)實更為接近。

至小說結(jié)尾寫“大金人馬犯邊，搶至腹內(nèi)地方，聲息十分緊急”，天子倉皇讓位，繼帝隨后與上皇皆成階下囚，“中原無主，四下慌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國亡家破，西門府以徹底失敗而告終，則明顯帶有明代滅亡的預(yù)言書性質(zhì)。

“寫宋的目的在于喻明，吟古的目的在于警今。”潘承玉認為徐渭創(chuàng)作《金瓶梅》的深層原因在于“作者深沉而清醒的民族憂患意識”。

《金瓶梅》中暴露了明朝中后期社會的黑暗、腐朽，社會道德的淪喪，人物心理的病態(tài)。作者的悲憤，最終轉(zhuǎn)化成了悲涼的文字，開創(chuàng)了我國文學史上“平民寫作”之風，通過對現(xiàn)實社會黑暗面露骨的描寫，預(yù)言了明朝必將走向滅亡，然而他所寫的“丑”，并非以丑為美，而是以“令人血冷的悲涼、蒼老和幻滅感”寫盡世間丑惡，呼喚正義、光明與善良的回歸。

《金瓶梅》作者研究“四大說”

改革開放以來，繼國際紅學熱之后，“金學”漸興，迄今已召開全國性的《金瓶梅》學術(shù)研討會十多次，舉辦國際《金瓶梅》學術(shù)研討會六屆，發(fā)表的論著難計其數(shù)。國內(nèi)外學者的研究，有一個長盛不衰的熱點和難點，就是對小說作者真相的探討。

在迄今已提出的眾多學說中，有四種學說，因流傳廣泛、論證詳實，廣為人所接受，被稱為《金瓶梅》作者的“四大說”，即王世貞說、屠隆說、李開先說和徐渭說。

在數(shù)十種關(guān)于《金瓶梅》作者的說法中，王世貞說流傳時間最久，從明朝至今一直有學者提及。

此說最早見于屠本畯《山林經(jīng)濟籍》，其文有云：“相傳嘉靖時，有人為陸都督炳誣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鳳洲先生家藏全書，今已失散。”此處的王大司寇鳳洲先生即明朝嘉靖時期大文豪王世貞。

有一種民間傳說就以為，王世貞因為父報仇，著帶有情色描寫的《金瓶梅》，送于殺父仇人嚴嵩之子嚴世蕃，并在《金瓶梅》每頁上涂上砒霜。一向喜愛情色小說的嚴世蕃得到《金瓶梅》后愛不釋手，沾著唾沫一頁一頁翻看，全書看完之后，便毒發(fā)身亡了。

1934年，國立清華大學史學系學生吳晗發(fā)表了論文《金瓶梅的著者時代及其社會背景》，立即引起學術(shù)界的極大震動。吳晗考證了嚴世蕃并非死于中毒，并找出書中諸多內(nèi)證證明《金瓶梅》的成書時間大約是萬歷十年到三十年(1582-1602)，推翻了王世貞作《金瓶梅》說。其后，鄭振鐸亦撰文否定王世貞作《金瓶梅》說。魯迅、王采石等也曾極力反對王世貞說，王世貞說隨之根本動搖。

屠隆說是近年來論據(jù)較為有力、影響較大的另一種學說。屠隆說最早由我國著名金學家黃霖提出，為了證明其觀點，黃霖圍繞屠隆說發(fā)表了8篇文章，提出了7點理由。此說得到魏子云、劉孔付等學者的支持和發(fā)展。

不久，徐朔方連續(xù)發(fā)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質(zhì)疑》、《〈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質(zhì)疑之二》、《笑笑先生非蘭陵笑笑生補證》等文，劉輝著《金瓶梅研究十年》等文，引起了一場關(guān)于《金瓶梅》學者是不是屠隆的大辯論。屠隆說的理論弱點和內(nèi)在矛盾得以充分暴露出來。

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將《金瓶梅》列為一章，在初稿的一條腳注中，編撰人吳曉鈴提出《金瓶梅》作者是李開先。但在定稿時，有人提出此說法尚待研究，于是出版時就把“是李開先”改成了“很有可能是李開先”。此后，吳曉鈴赴美國講學時明確提出了“《金瓶梅》作者即李開先”，并公開發(fā)表文章，他的學說得到了卜鍵等人的發(fā)展。

但是，誠如多數(shù)研究者所指出的，李開先生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卒于隆慶二年(1568)，比絕大多數(shù)學者公認的《金瓶梅》作者生活的時代早了約20年;盡管他也曾在仕途上遭受挫折，但一生大體順遂，其心境與《金瓶梅》彌漫全書的怨憤和悲涼情調(diào)相距甚遠。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難以從李開先角度解讀《金瓶梅》。

潘承玉對《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是從追蹤明代士人評價《金瓶梅》的蛛絲馬跡，和深入考究小說文本兩方面雙管齊下開始的。從1997年起，他在內(nèi)地《中國文學研究》、臺灣大學《中外文學》等海峽兩岸的期刊上陸續(xù)發(fā)表《金瓶梅抄本考源》、《〈金瓶梅〉地理原型考探》、《〈金瓶梅〉作者的三重特殊角色》、《民族主義：金瓶梅作者的隱微情懷》等論文，逐漸揭開了金瓶梅作者“徐渭說”的面紗。

潘承玉考證了大量古籍，從“紹興老儒說”入手，尋找《金瓶梅》抄本最初的源頭。據(jù)潘承玉考察，明萬歷年間流傳的各種《金瓶梅》抄本，其最初的源頭都可以追溯到徐渭的學生陶望齡;而徐渭去世后，陶望齡是徐渭手稿唯一的收藏者和管理者，陶望齡本人不喜歡通俗文學創(chuàng)作，所以陶望齡手上的《金瓶梅》極有可能就是徐渭創(chuàng)作的《金瓶梅》小說原稿。

萬歷二十四年，陶望齡的好友袁宏道到紹興看望他，在他家里看到了陶望齡為老師寫的《徐文長傳》，同時也看到了徐渭的遺作。隨后，袁宏道連續(xù)做了3件事：也為徐渭創(chuàng)作了一篇《徐文長傳》，文中同情“文長竟以不得志于時，抱憤而卒”;寫信向朋友盛贊徐渭是“我朝第一”文學家;寫信對朋友說，《金瓶梅》“云霞滿紙”，是他至今為止讀到的最好小說。徐渭和《金瓶梅》之所以沒有被時代埋沒，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陶望齡與袁宏道的極力推崇。

根據(jù)潘承玉的對比研究，《金瓶梅》和現(xiàn)有的徐渭存世作品，從情節(jié)各要素到語言各要素，兩者都存在大量細微不覺、又無處不在的相同點和相似點，顯示出幾乎完全一樣的知識視野、思想情趣和寫作慣性，無法找到第二個人物的文字，具有和《金瓶梅》如此的相關(guān)性。

關(guān)于《金瓶梅》的作者研究各家眾說紛紜，但是正如嚴云受所說，“無論你是否接受潘承玉的觀點，你都不能不被他提出的大量文本材料和相關(guān)資料所吸引，因而覺得頗受啟迪”。

《金瓶梅》作者“徐渭說”的發(fā)展

幾乎把畢生心血都獻給金學研究的前輩專家吳敢教授，旗幟鮮明地評價潘承玉的徐渭說，“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邏輯最為嚴謹、推論最為精微、行文最為典訓、結(jié)構(gòu)最為周到的一種”，高度肯定了潘承玉“徐渭說”在迄今約70種《金瓶梅》作者說中的突出地位。

其他一些著名學者，甚至包括主張屠隆說的復(fù)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黃霖教授，主張王世貞說的河北師大博士生導師許建平教授，在認真審視了“徐渭說”的論證體系后，也都在有關(guān)論著中對潘承玉的研究給予肯定。

不少中青年學者則以潘承玉的研究為基礎(chǔ)，直接參加到對《金瓶梅》作者“徐渭說”的論證之中。他們相信，沿著這條學術(shù)路徑走下去，一定可以徹底解開《金瓶梅》作者之謎。

華裔學者胡令毅在歸國研究期間，花了數(shù)年時間對《金瓶梅》作者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在《河南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發(fā)表《論西門慶的原型——〈金瓶梅〉作者徐渭說新論》一文指出，“《金瓶梅》的作者是誰，潘承玉先生已經(jīng)給我們找到了正確的答案。幾十年前，阿瑟韋利憑他的直覺，曾猜測到這部小說是徐渭作的，然而大家都不以為然。時隔半世紀之久，潘先生獨具慧眼，又把我們從蕓蕓眾生中帶回到了這位‘紹興老儒’的身邊。潘先生的杰出貢獻無疑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以此為前提，他分析提出，小說塑造的西門慶形象及其興衰故事，背后有徐渭幕主胡宗憲的影子，《金瓶梅》是一部將《水滸傳》原有的主人公形象、事跡，與紹興老儒徐渭的幕主胡宗憲之個人、家庭、事業(yè)及風流韻事融為一體，并以其女人為中心的帶有一定真實色彩的傳記小說，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大都可以找到原型。

2007年，胡令毅又發(fā)表《論溫秀才》一文，進一步分析小說所寫西門府的“西賓”人物溫秀才，和作為門客的徐渭本人在籍貫、相貌以及性格行狀等方面的一系列相同或相似之處，“以為徐渭作《金瓶梅》提供進一步的佐證”。

黃霖曾經(jīng)發(fā)現(xiàn)，《金瓶梅》第五十六回的《哀頭巾詩》和《祭頭巾文》出自《山中一夕話》(即《開卷一笑》)，而此書卷首的參訂、校閱者，一會兒題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會兒又題一衲道人、屠隆，據(jù)此，黃霖認定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衲道人、屠隆都是同一人，這是他提出《金瓶梅》作者屠隆說的重要證據(jù)之一。潘承玉在研究中同樣提出了“蘭陵笑笑生”與死后葬在“蘭亭山”的“天池生”徐渭的緊密關(guān)系，提出徐渭生前行文做書常以兩個“一笑”或者“笑笑”的象聲詞“呵呵”結(jié)尾，徐渭還寫到“終日呵呵，才是天下第一笑品”。邢慧玲受此啟發(fā)，對“笑笑先生”與屠隆的同一性進行了反駁。她對《山中一夕話》的序言和卷首署名方式進行重新考察，發(fā)現(xiàn)笑笑先生、哈哈道士與屠隆并非同一人，《山中一夕話》的編者只能是笑笑先生;她更在署名徐渭的《刻徐文長先生秘集十二卷》中找到大量與《山中一夕話》相互雷同的笑話，證明徐渭其實就是《山中一夕話》的編者。

邢慧玲發(fā)表在2006年第2期《明清小說研究》上的這個考證發(fā)現(xiàn)，很大程度上抽掉了屠隆說的基石，更使潘承玉提出的“蘭陵笑笑生”與徐渭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得到進一步確認。

2009年初，由吳敢教授主持的《徐州工程學院學報》金學專欄又發(fā)表了來自西南大學文學院青年學者王停軍、李俊瑤的一篇論文。該文“在潘承玉《金瓶梅新證》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深入追溯了陶望齡和明萬歷間《金瓶梅》抄本擁有者徐階、王肯堂、文在茲等的關(guān)系，以及其間存在于陶望齡身上的種種反常現(xiàn)象，提出作為徐渭遺著的整理者，陶望齡在《金瓶梅》抄本傳播過程中的“欲蓋彌彰，正暴露了他在最初抄本流傳過程中，作為非作者總源頭的可能性”。

潘承玉向記者出示了上海大學古代文學專業(yè)研究生全亮剛寄來的一份請求指導的《金瓶梅作者徐渭說補證》的學位論文提綱。全亮表示，“《金瓶梅》是千載難遇的奇書”，一定要利用學位論文的寫作，進一步加強《金瓶梅》和《徐渭集》的文本互證，“為徐謂說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