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遲也稱陵遲，即民間所說的“千刀萬剮”。凌遲原來指山陵的坡度是慢慢降低的，凌遲本意為：“緩緩的山丘”。用于死刑名稱，則是指處死人時將人身上的肉一刀刀割去，使受刑人痛苦地慢慢死去。凌遲刑最早出現在五代時期，正式定為刑名是在遼，此后，金、元、明、清都規定為法定刑，是最殘忍的一種死刑。1905年4月，清朝兩位大臣伍廷芳和沈家本聯合署名，向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提交《刪除律例內重法折》，請求從《大清刑律》中永遠刪除凌遲。這是伍廷芳和沈家本匯合后做出的第一個驚天之舉，是現代法理與古代酷刑傳統的第一個較量，兩位修律大臣拉開架勢，高屋建瓴，以仁政為坐標系，說明刑法“裁之以義”，終極目標卻是“推之以仁”。又說——參諸前人之論說，既多議其殘苛，而考諸今日環球之國，又皆廢而不用，且外人訾議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數端為最甚。

這是中國呼吁改革的老辦法：首先，把自己要干的事說成上溯3000年來無數先烈一直想干而代代未竟之事，要繼承先烈遺志，把他們不可能做成的事做成;其次，說美國就是這么干的，美國的今天，就是俺們的未來;最后再補充一點，說美國人早就對俺們這么落后有意見了！

這種寫法，可能是官牘習慣，也可能確是沈家本如臨大敵，把改革的困難想得太充足，必及古今中外，否則無法說服圣上。

沈家本有一得力助手，叫“董康”，其回憶說，司法改革剛開始時，海歸大臣伍廷芳尚在美國出使，作風謹慎的本土大臣沈家本不敢貿然制新法，所以只是“薈萃同治以來章程，詳看編輯”，做一些籌備工作，年底了，慈禧未見刑法改革成果，急了，沈家本這才動作，召集屬下征詢意見，于是董康建議，“自宋以后，刑制日趨于重，凌遲尤形殘酷。今欲中外畫一，須從改革刑制始”，如果中央批準，“始知朝廷非虛應故事”。董康的意思是，事兒一定要做，步子一定要小，先別拋開《大清律例》去制訂《大清新刑律》，只求在《大清律例》里刪除酷刑，試探一下慈禧的意思。所以1905年4月，伍廷芳和沈家本聯奏《刪除律例內重法折》，請求在舊法中刪除334條，其中重點在于“將凌遲、梟首、戮尸三項一概刪除，死罪至斬決而止”。

出人意料的是，慈禧沒做異議，下旨準行，將凌遲“永遠刪除，俱改為斬決”。

在中國，關于凌遲的文字記錄，最早出現在唐朝。在房玄齡、魏征、長孫無忌總撰的《五代史志·刑法志》中，有“輕刀臠割”一句，說的就是凌遲。《五代史志》記述的，是晉朝和隋朝之間那段小朝廷頻繁更迭的時代，史稱“南北朝”。其間，河北有個小朝廷，號稱“東魏”。但魏帝無能，大權掌握在高澄元帥手里。高澄是一帥哥兒，鮮卑人和漢人的混血兒，他去江蘇打梁朝，活捉了徐州總督蘭欽子京，強迫他做首席廚師，蘭欽子京不堪打罵，終把高澄殺死在床下。高澄有個弟弟，叫“高洋”，奇丑無比，能征善戰，喜歡酩酊大醉之后去鬧市裸奔。高洋接過哥哥的權柄，把蘭欽子京那伙兒梁朝遺黨“輕刀臠割”，頭顱做成一套精美的酒具。這便是第一次載入史冊的凌遲事件。

后人常說，關于凌遲的記載始于北齊皇帝高洋，這不對。高洋對梁黨“輕刀臠割”之后9個月，他才廢魏帝，另建“北齊”小朝廷。準確地說，凌遲第1次被文字記錄，始于東魏權臣高洋。

凌遲經過混亂的南北朝，又經過短命的隋朝，在傳說中仁慈的唐朝也有記錄。比如說，706年，德靜王武三思私派大法官周利貞去海南定安縣，假傳唐中宗旨意，處決昔日的平陽郡王敬暉，周利貞公報私仇，命人把敬暉綁在大榕樹下，把他的肉一片一片割下。不過，唐朝確實別有氣象，懂得一個好的王朝必須慎于死刑，所以745年，也就是李白再婚的那一年，唐玄宗甚至考慮要廢除死刑。遺憾的是，安史之亂改變了一切。叛亂中，燕朝皇帝安祿山在洛陽勸降，常山市長顏杲卿和軍事部長袁履謙不為所動，被綁在天津橋上，零割處死。有道是，亂世用重典，自安史之亂起，唐史中有了不少凌遲記錄。此時，凌遲仍是私刑，沒有寫入法典，甚至“凌遲”2字尚未產生，只做“臠割”或“剮”。唐滅后，中國大亂，史稱“五代十國”，凌遲盛行。

那個時候，契丹族在北方建立遼朝，第1次把凌遲寫入法典，成為與絞斬并列的公刑。在契丹語里，“臠割”音同“凌遲”，漢族史官在寫《遼史·刑法志》時，第一次將其音譯為“凌遲”。在漢語中，“凌遲”也做“陵遲”，“陵”是土丘，“遲”是動詞，意思是“緩緩刮平”。荀子有言，“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意思是，3尺陡岸，空車上不去，百仞高山，車可負重登頂，為啥，因為山坡緩緩。于是，緩緩登山，慢慢割肉，奧妙盡在其中。

在南部中國，小朝廷更替，遍地是酷刑，卻引發了廢止凌遲的第一聲呼喊。946年，后晉皇帝顧問竇儼奏請，死刑只留斬絞兩種，“以短刀臠割人肌膚者”應當禁止。皇帝石重貴準奏，禁用凌遲。不過，心慈手軟的皇帝不久長，第2年，契丹攻打河南，石重貴服輸，后晉滅亡，法制盡廢。此后，歲月荏苒，五代繼續更替，竇儼先是做后漢的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隨后是后周的立法委員，等到后周元帥趙匡胤黃袍加身，建了宋朝，竇儼又做了教育部副部長，所以他影響了一大批人，以至趙匡胤力糾五代弊政，再次規定重罪只用斬絞，不用凌遲。

宋真宗時，總管太監楊守珍兩度抓獲不赦盜賊，國家監察部查獲官僚犯罪，均申求臠割，宋真宗全部否決。可是，到了宋仁宗時，也就是水泊梁山鬧土匪那會兒，情況發生了逆轉。1031年，湖南湖北流行殺人祭鬼，宋仁宗氣暈了，恢復凌遲。翻翻《水游傳》，便可知宋人對陵遲的愛好。第二十七回，王婆因為鼓動潘金蓮謀殺武大郎，被判凌遲，“上木驢，四道長釘，三條綁索”，“吃了一剮”。第四十一回，李逵對黃文炳說，“你要快死，老爺卻要你慢死”，他先從黃文炳大腿割起，好肉拿到炭火上去烤，邊割邊喝酒，最后開膛，取出心肝，給同志們做個醒酒湯。1032年，淮南凌遲了6名搶劫犯，宋仁宗覺得過分，急忙加以限制，規定“毋得擅行凌遲，須奏聽裁”，收回了凌遲終審權。

在適用范圍上，宋仁宗時期，凌遲僅限于太氣人的命案和軍隊嘩變。宋神宗時，凡危及皇權言行，凌遲重懲。自宋哲宗開始，凌遲成了懲治罪犯的重要手段，一想到犯罪，便想到凌遲。

宋室南渡后，一位著名高干終于忍不住了，這便是教育部的陸游局長。陸游在《條對狀》中寫道，“五季多故，以常法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遲一條。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即便對于兇犯，也太過分了吧，難道五代如此，南宋就要因襲嗎！陸游廢凌遲的理由是：一、凌遲不合法理，不該以血還血，即使罪犯臠割過別人;二、暴露犯人器官，妨礙教化;三、漢唐法典無凌遲，宋法也不該有。但是，陸游失望地看到，凌遲不但沒有廢止，反而匯編進《慶元條法事類》，成了與斬絞并列的死刑名目。

從此，凌遲變成公刑，一直延續到1905年4月廢止。

《宋史·刑法志》記述，“凌遲者，先斷其肢體，乃抉其吭”，先打斷胳膊腿，省得犯人掙扎，爾后直取咽喉，省得亂喊，最后再分8刀、24刀、36刀、72刀、120刀把罪犯剮死，刀數少，屬于肢解活人，刀數多，是正宗的凌遲。

到了明朝，凌遲技術登峰造極，爐火純青，劊子手們一致認為，一片片切肉比連筋帶骨剃割要省力，犯人持續疼痛時間長。他們變得十分講究，像外科醫生一樣精細。行刑時，有門徒為他們端著托盤，盤中放著一組組工具，每一組由1把小刀和1只鉤子組成，分別對應不同的肌肉組織。其基本手法是，用小鉤把皮肉勾起，每刀只割下指甲大小的一片。有時候，他們會用漁網勒住死囚身體，用利刀削去突出來的肉包。從刀數上講，明朝凌遲已發展到千刀以上，達到“千刀萬剮”的地步。

正德皇帝殺大太監劉瑾，要求“凌遲三日”，銼尸梟首，司法部張文麟筆錄如下——

過官寓早飯，即呼本吏隨該司掌印正郎至西角頭，劉瑾已開刀矣。凌遲刀數，例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頭一日例該先剮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動刀，則有血流寸許，再動刀則無血矣。人言犯人受驚，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剮畢開膛，則血從此出，想應是矣。至晚，押瑾順天府宛平縣寄監，釋縛，瑾尚食粥兩碗。反賊乃如此。次日押至東角頭。先日，瑾就刑，頗言內事，以麻核桃塞口，數十刀，氣絕。時方日升，在彼與同監斬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劉瑾凌遲數足，銼尸，免梟首。受害之家，爭取其肉以祭死者。

剮3357刀，每10刀歇1次，生怕劉瑾昏死而不知疼痛，得把他叫醒。

崇禎皇帝剮過兩位名流，一位是忠誠報國的沈陽軍區司令袁崇煥，罪名是叛國通敵，剮3543刀，殘肉被痛恨漢奸的沒腦憤青吃掉，另一位是喜歡高調進諫的中國科學院研究員鄭鄤，罪名是棒打后媽、奸兒媳、奸妹，剮3600刀，殘肉出售，做調制瘡疥中藥的原材料。

與宋太祖趙匡胤絕然不同，明太祖朱元璋親自撰寫《大誥》，警告天下，輕罪可以重判。北京監察廳廳長柯哲很討厭國家監察部長詹微，聯合18位官員，誣陷詹部長，何哲和3位同黨凌遲示眾。中央警備局有一位軍官，叫“靳謙”，他讓太太擊鼓鳴冤，庭審后發現，其訴不實，是誹謗政府，凌遲。浙江崇德縣有一名生產隊長，叫“李付一”，他總是騷擾良民，崇德基層法院傳訊他，他不理，刑警去抓他，反被他灌醉大綁，誣為騙吃騙喝，這樣的行徑，頂多上一次《焦點訪談》，但也被凌遲處死。

這時候，連不按時交稅，也會被凌遲，酷似彭真的“嚴打”。直到《大明律》頒布，凌遲范圍才得到規范，即，凡危害國家安全，破壞宗廟、皇陵、宮殿，不問首犯從犯，一律凌遲，凡謀殺奶奶爺爺老媽老爹、謀殺一家超過3口、生取他人器官，凌遲處死。

清朝的凌遲，殘忍烈度不及明朝，但卻普遍化了。在適用范圍上，別說殺了奶奶爺爺媽咪爹地，就連打罵他們，打師傅，也得凌遲，另外殺人、太太殺丈夫、逼人致死、劫囚、越獄、掘墳，都得凌遲。因此，清朝反對凌遲的聲音，不絕于耳。康熙時代，法學家王明德出版《讀律佩？#125》，說凌遲在“正法之外”，違背祖先精神。乾隆時期，史學家錢大昕說，“凌遲”詞義晦澀難懂，只有清楚明白的刑名，才能起到警懾作用。

康乾是和諧社會，去酷刑，自然順理成章。但洪秀全造反之后，必須重典治亂，咸豐皇帝不得不授權督撫，可對叛黨“就地正法”，可頻頻使用凌遲威懾。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兵敗大渡河，為保三軍性命，只率總理曾仕和和監察委員黃再忠獨入清營，向成都軍區司令駱秉章投降，咸豐遺孀慈禧傳旨，“就地正法”，駱司令選擇了凌遲。行刑時，劊子手先割曾總理一刀，總理痛得狂叫，石達開呵斥說，咋就不能忍受須臾之痛！曾總理聽罷，咬緊牙關，沒再喊叫。最后，石達開被割100刀，始終凜然無聲。四川民政廳長劉蓉記述：“梟桀堅強之氣溢于顏面，而詞句不亢不卑，不作搖尾乞憐語……臨刑之際，神色怡然，實丑類之最悍者。”可見，石達開不是怕死鬼，是革命英雄。

一系列嚴酷殺戮，自然解決了南方動亂，但余害不淺，與現代法理不容，國家形象也十分糟糕，于是清末大法學家薛允升大量援引陸游、王明德、錢大昕，再次呼吁恢復漢唐，從《大清刑律》中剔除凌遲。

話至此，俺們可以發現，廢止凌遲的思路，古已有之，并非伍廷芳和沈家本臨時獨有，后者是在一個合適的契機里，完成了竇儼、陸游、王明德、錢大昕、薛允升的未竟事業。另有一處也可圈點，亂世中，慈禧曾用凌遲殺人，很見效，但同樣在亂世中，她沒再猶豫，永遠廢除了這種酷刑。而對《刪除律例內重法折》的批復，慈禧寫得相當策略，力挺改革派，也于守舊派無礙——

我朝入關之初，立刑以斬罪為極重。順治年間修訂刑律，沿用前明舊制，始有凌遲等極刑。雖以懲儆兇頑，究非國家法外施仁之本意。

俺們滿族人，是跟漢人學壞了，進關之前，俺們最重的殺人方法是斬首，進關之后才跟漢人學會凌遲，所以，廢酷刑不是放棄祖制，而是拋棄漢人的壞傳統。

1905年4月起，使用了1355年的凌遲酷刑，永遠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