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長(1314—1390)明朝開國丞相。字百室，漢族，定遠(今屬安徽)人。少讀書有智謀，策事多中。元末迎謁朱元璋，從下滁州，為掌書記。拜右相國。洪武初任左丞相，封韓國公。四年致仕。十年復命與李文忠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二十三年，以胡惟庸黨追問，一門七十余人被殺。

從這段介紹，我們不難看出兩個情況，一是李善長為朱元璋開國立下過汗馬功勞，取得過卓越功績;二是李善長后來因胡惟庸案被朱元璋處罰，不得善終。

李善長，安徽定遠人，和后來也做過丞相的胡惟庸是小同鄉，和朱元璋是大同鄉。按照《明史》記載，他“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且“法家言”。這種介紹是為了說明李善長既受過一些儒家的基本教育，卻又屬于那種有強烈的道德責任感和受命于天的使命感之人，換句話說，這類人熱衷于仕宦和富貴，并且為達目的常常不擇手段。從史實看，李善長的確就是亂世中一個很世俗的人物，他有計謀和手腕，希望以此換得功名利祿，并蔭及子孫。

李善長投奔朱元璋之后，因善于調護諸將，因材用人，使之各得其所，故一直得到朱元璋重用。朱元璋任太平興國翼大元帥，以李善長為元帥府都事，從克集慶(今江蘇南京)。朱元璋任江南行中書省平章，以其為參議，軍機進退，賞罰章程，多由他裁決。后樞密院改為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大都督府司馬，升任行省參知政事。二十七年，朱元璋自立為吳王，以李善長為右相國。他嫻于辭令，明習故事，處理政務，裁決如流，將吏帖服，居民安堵;調兵轉餉無乏，恢復制錢，榷淮鹽，立茶法，開鐵冶，定魚稅，國用益饒，而民不困。吳元年(1367)，論功被封為宣國公。吳改官制，尚左，故李善長由右相國改稱左相國，居百官之首。曾與劉基等裁定律令。 作為“大總管”李善長被朱元璋稱為“在世蕭何”。可以說，他為明朝的建立、朱元璋的登基，功不可沒。

此時此刻，李善長的身份極其尊貴：既是朱元璋登基典禮的“總導演”，還是是朱元璋的親家翁。特別是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時，朱元璋說李善長雖然沒有在戰場上的軍功，但“給軍食，功甚大，宜進封大國”，乃授太師、中書左丞相，封韓國公，歲祿四千石，子孫世襲。除了這些，朱元璋更賜給李善長鐵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即李善長本人憑此鐵券，可以赦免兩次死罪，其子可以赦免一次。當時封公的六個人中，李善長名列第一，朱元璋頒發的“嘉獎令”上，李善長被比作漢代的蕭何，其風光在洪武功臣中獨一無二。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看起來再安全不過的功臣，擁有三重保護(位極人臣、皇親國戚、免死金牌)的李善長，在不久后發生的胡惟庸案里，因一句話----胡惟庸在朝時，曾想拉李善長下水，先是托人說服，善長不從;再自己親自說服，善長依舊不允;胡又拉李善長的弟弟來勸說善長，善長無奈說了一句“吾老矣，吾死，汝等自為之"。這句話后來被李善長的下人說了出來，朱元璋便由此定下他的謀反罪。

說到這里，我們不得不提一下《明史》上的相關記載，就在李善長剛剛被定罪的時候，星相學家“言星變”，卜了一卦，說上天示意要“移大臣”。須知，因天象的異變殺人，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傳統。唐末時，一個依附軍頭的權相，就是以這種理由來清除他不喜歡的20多位同僚的，結果“朝班為之一空”。現在李丞相既然也到了天厭之的份兒上，還有何說？皇帝當年親賜的那個可以免二死的鐵券，也成了一張廢紙、一塊廢鐵……

由此看來，只要存在真實的或可能的、哪怕是臆想的，會威脅到皇帝地位穩固，挑戰到帝王絕對權威的人和事，哪怕擁有再厚的功勞薄、再多的免死牌，都是無濟于事的。 李善長之死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