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能夠被唐朝皇帝所接受，據(jù)我推斷最重要原因是，李唐家族是西域鮮卑人，受漢文化浸淫時間很短，作為外族，對外民族文化并不排斥，其心理可以接受多樣性文化。

廣義概念上的基督教大約在唐朝開始進入中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載：“貞觀九祀，至于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使西效入內，翻經(jīng)書殿，問道禁闈。”貞觀九年(635)，波斯國派出使者帶著經(jīng)書來到西安，受到了房玄齡的接見。可能使者舌頭不太順溜，基督倆字粘音說成了“景”，于是基督教在當年叫成了“景教”;又可能使者是經(jīng)過洛陽來到長安，所以房先生問他們從哪過來的時候，回答是“荷蘭”，房先生驚呼：“啊！羅本！”于是這群使者被賜名“阿羅本”，意思是“神派來的”。

景教在唐代初期博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準教徒在長安興建廟寺一所，初稱“波斯寺”，后更名為“羅馬寺”、“大秦寺”。此后基督教在中國生根發(fā)芽，但地位與受重視程度并不是很高。唐初的“國教”是道教，原因是李唐氏族對自己家世底氣不足，攀附老子李耳為其祖。所以李淵上位后對全國僧道寺觀清理整頓，下詔定三教順序，“老先、次孔、末釋”，老子地位最高，孔子第二，釋迦牟尼第三。這大概是“印度阿三”、“孔老二”的出處，而中國人牛13哄哄常年掛在嘴邊的俗語“老子天下第一”，應該也是由此而來。此時的基督教雖然還沒有資格進入排序，但發(fā)展很快，自太宗至德宗，景教在貴族間發(fā)展出很多下線。唐玄宗曾邀約羅含和普羅等十七名景僧一起做禮拜，講福音。而在高宗時期，李治對基督教頗有好感，曾賜號阿羅本為“鎮(zhèn)國大法王”，并下詔于諸州建景寺。景寺即是實際的教堂。但這個教堂當年確實個性，不但有耶穌像，還有唐朝皇帝像，情形著實有趣。耶穌與李世民四目相對，兩個男人會聊點什么？李二關切地問：“晚飯吃了沒？”“別跟我提晚餐！”

基督教能夠被唐朝皇帝所接受，原因很復雜，據(jù)我推斷最重要原因是，李唐家族是西域鮮卑人，受漢文化浸淫時間很短，作為外族，對外民族文化并不排斥，其心理可以接受多樣性文化。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宋朝基督教沒有任何起色，而到了又是外族統(tǒng)治的元朝，開始長足迅猛發(fā)展。

元朝的景教徒稱“也里可溫”，享有免兵役和免稅的特權。蒙古時期景教煥發(fā)第二春是因為上層階級的推崇。忽必烈的母親和皇后信奉景教，旭烈兀打下大馬士革后，在倭馬亞大清真寺里舉行彌撒。阿里不哥和忽必烈爭奪汗位失敗后，鐵木哥斡赤斤的曾孫乃顏也是舉著十字架造反。有一種說法很有趣：黃金家族尊崇基督教的原因是“耶穌”和成吉思汗的爹“也速該”發(fā)音一樣。窩闊臺甚至給自己的孫子起名“失列門”，就是“所羅門”的蒙古譯音。

明朝取代元朝后，景教衰微，但未絕跡，一直存在“十字架教派信徒”。直到萬歷年間，駐澳門的耶穌會遠東觀察員范禮安神父派出了幾位年輕的傳教士到廣東肇慶，傳教工作開始有了起色。之所以先進廣東除了靠海這一地理原因以外，還因為廣東人說鳥語，“鷹語”是鳥語的一種，交流上沒有太多的障礙。這批傳教士中最有名的是利瑪竇。最有名的教徒，則是大科學家徐光啟，徐先生除了信教還起了個有濃郁薄荷糖的外國名：保祿。

清王朝，又一個外族統(tǒng)治者，對基督教的態(tài)度與元朝很像。順治七年(1650)頒布容教敕書;八年，封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為通議大夫。到了康熙朝，與基督教徒更是打得火熱。康熙喜歡基督教，喜歡到打獵都帶著傳教士，這個傳教士就是南懷仁。南老師在《韃靼旅行記》里激情四射地描述了他與小玄子狩獵的場景。到清后期，因為太平天國信奉上帝的原因，清政府開始冷淡基督教。到清末，宮廷忽然興起了西方熱(不是東京熱)，溥儀因為老師、基督徒莊士敦的影響，狂熱崇拜西方文明。最個性的是過春節(jié)。溥儀的春節(jié)并不是純粹傳統(tǒng)式，他過年的時候必須有一棵圣誕樹，上面掛一堆小燈籠，只是不唱圣誕歌。因為清是后金，歌詞不好：“金狗敗，金狗敗，金狗敗了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