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性思想與天下帝國彼此呼應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是思想極為活潑的時代。到戰國晚期，各家思想彼此影響，來自各個地區的地方色彩，也因為彼此影響而逐漸融合。例如，本來在中原發展的儒家和南方楚地發展的道家，在彼此對話過程中，都有所修整。法家本來就不是學派，而是若干討論管理學的人物，將他們的意見，整理成為理論。戰國時代，各國經過一些不同的改革，在彼此學習的過程中，這些經驗成為帝國管理制度的理論基礎。儒家和道家，對這些法家的理論，也有相當的影響。秦始皇在各處立碑，其中表彰的禮法和倫理以及推崇的國家秩序，其實和荀子的理論相當地接近。秦始皇的主要助手李斯，和李斯的同學韓非，都是荀子學派的人物。漢代實行的治術，繼承秦代精神，乃是儒表法里。至于道家的哲學，雖然表面上和統治無關，但道家的道術，也是一種手段。《史記》將韓非與老子同傳，也不是沒有道理。

從戰國晚期開始，各種思想，因為彼此錯綜復雜的關系，有人開始作綜合的工作。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文字，從此中國的文化，有了一個全國共同使用的載具，戰國時代已經呈現的思想交流，遂有更多大發展。呂不韋的門客合編了《呂氏春秋》，就是一個大百科全書體。漢代的《淮南子》，則是以道家思想作為基礎的綜合著作。這些著作，都涵蓋全部知識，從宇宙論、知識論，到政治哲學，無所不包。這個氣魄，確實和天下帝國的格局相稱。漢代董仲舒的著作，以天人感應為主題，將人類的知識和宇宙的結構，結合成為一個巨大的知識系統。許多儒家著作的文章，結集為《禮記》，其中內容也無所不包。西漢初年，大亂以后，朝代初建，與民休息，道家哲學成為無為而治的基礎。漢武帝以后，政治趨向于上下貫注、無所不包的大格局。儒家的今文學派，上承孔子濟世的使命感，發展的方向是發揮內圣外王的“外王”部分。董仲舒建議政府獨尊儒家，也是為了要經過儒家的理論，為天下建立一個理想世界。《禮記》的“王制”和“禮運大同”一章，所標榜的都是一個理想的天下帝國。董仲舒的學生們，甚至于建議漢代的皇帝讓出帝位，由賢者接替。西漢末年王莽奪取政權，其所持理由，也是為了實現儒家理想。凡此綜合性的思想，大開大合，與天下帝國的結構，彼此呼應。

組織人才流轉的龐大網絡

董仲舒曾經應漢武帝之召，回答武帝的問題，提出所謂“天人三對”。除了關于天人關系的宇宙論觀念以外，他最有影響的建議，卻是有關人才的選拔。漢代本來就有邀集天下人才的機制。在漢初，朝廷不定期地要求高級官員推薦人才;有才之人，也可以自動向政府報名。朝廷也不時讓這些人才提出他們的建議，或者朝廷命題，要求他們答復。董仲舒的對策，就是回答朝廷提出的三個大問題。“察舉”制度，在武帝以后，成為羅致人才的制度。內外高級官員都可以推薦天下人才，在不同的名義下，例如孝廉、方正、孝悌、力田或者列舉其特長，例如“能使異域”等。察舉終于制度化，由各地方定期推薦人才進京，在上述各種名義之下，經過考試，擔任仕郎、郎中等類，留在郎署候命。那些地方推薦的人才，通常是地方官署的職員，經過上司考核，以為值得推薦;就由這些職員，以遞送地方工作報告的名義進京，同時，他們就留京作為地方推薦的人才。

在郎署待命的郎吏，等于是在京學習。他們以種種名義，在朝廷擔任助理工作，甚至于執戟廊下，侍衛朝廷。他們也會被派遣，在官署中服務，或者擔任高級官員的助手，隨時聽待差遣。過了一段時候，有一批郎署的待用人員，可能被任命在首都服務或者奉派到外地。漢樂府有一段形容漢代公務員的宦途過程：“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有人以為，“二十朝大夫”未免年紀太輕。其實，此處的“朝”不是中央的“朝”，漢代的地方政府，當地人都可以稱為“本朝”，“朝大夫”只是在本地擔任公務員而已。宦歷中最重要的一段，卻是“三十侍中郎”，從這個階段以后，被察舉的候選官員，才真正進入了中央文官組織。西漢的高級官員之中，四十歲做到二千石者，不為罕見。很多人在五十歲以前，就做到丞相或者相對于今天的部委首長

察舉制度網羅天下人才，納入統治機制，他們帶來了各地的訊息，使朝廷決策時，經過這些人了解全國各地的情形和需求。如果他們奉命擔任外職，以漢代回避本籍的制度，他們必定在本籍以外工作。可是在地方首長的四周圍，從地方人才中征選的輔助人員卻都是本地人。一個地方政府，既有外來人作為首長，又有當地人作為輔助，彼此平衡。中央和地方之間，可有適當的溝通，又不至于發生當地人在本籍服務的偏袒。定期察舉，等于將全國人才不斷地周轉，不使任何地方獨占權力，也使全國的信息如此隨人才流轉，全國的政策，不至于有地方性的偏差。以農村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將全國組織為龐大的經濟網絡，地區之間自然有物資的流轉。察舉制度，則是將人才的流轉也組織為龐大的網絡，將人力資源和訊息經過流轉匯聚中央。這兩個網絡，彼此相輔相成，幅員廣大的帝國，因此可以凝聚為整體。

從秦代到西漢的發展，經過二百年的演變，春秋戰國的列國制度，終于轉化為堅實的皇朝，以文官制度和市場經濟兩個大網，融合廣大的中國為一體。再加上獨尊儒術以后，儒家的意識形態成為士大夫持有的價值觀念。儒家，尤其今文學派，主張選賢與能，為社會服務。他們也主張，天子承受天命，是為天下百姓，不是一姓一家，永遠統治。這一套意識形態，使文官系統與皇權保持一個既合作又彼此制衡的關系。當然，文官之中，大多數會為皇權服務，可是也有不少人，不論在朝還是在野，都可能以他們的意識形態約束皇權。中國的這種制衡個例，在世界各地的古代帝國之中是相當特殊的。西漢的文化精英和統治階層之間，具有如此微妙的關系，既可能有一時的沖突，也可以造成長程的穩定。社會精英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在西漢以后，常常是龐大帝國能夠維持不散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