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科舉制，日本曾經頂禮膜拜，以為“最先進的選拔干部制度”。在黑暗的中世紀，科舉制可謂世界政治邁向“三公”(公開公平公正)的“偉大創舉”。效仿中國科舉制，日本曾于公元701年頒布《大寶律令》，搞了“貢舉”，從形式到內容與唐朝科舉幾乎無異。

然而，到了明朝，科舉制不再為日本研習。因為這項制度自誕生以來，就沒有解決好兩個難題。或者說，根本解決不了兩個難題，在明朝愈發無解。

后人在總結科舉制死亡的原因時，多指這種考試制度日益僵化而走向末路。沒錯，這是科舉制死亡的一個元素，但不是全部。

科舉制死亡的致命原因，不在于后天，而在先天。考題的僵化是死亡的前兆，先天缺陷的不治才是必死深刻原因。

以“完善的文官制度”而言，中國雖然首創科舉制，但這只是解決了普通官員選拔問題，“最大的官”和“主考官”問題并沒有解決。在“最大的官”——皇帝天馬行空的情況下，科舉考試左右不了特權皇族的沉浮，而保證的只是平民階層入仕的相對公平。

科舉制比起沒有“準考證”、公平競爭形式都沒有的貴族政治世襲制來，是進步。所以能在中國延續1300余年壽命，但在“強盜”(明唐甄《潛書》語：自秦以來，凡為帝王皆賊也)主考的情況下，它畢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最大公平。

中國以科舉制為核心的官僚政治在沒有比較、沒有制度競爭的情況下延續了千年。但是，世界邁向近代，憲政問世，此政不進反退，頓現頹勢。

明中國中后期，封建官僚制度的兩大不治之癥——“守舊”與“腐敗”愈演愈烈。在這種體制下個人權力與其地位成正比，為了達到向上爬的目的，官員只能墨守成規而不敢有任何逾越;同時為了維護既得利益，當然更不愿做任何革新。所以，保守就成為封建官僚克服不了的共性。

十七世紀，當西方文藝復興開花結果之時，東方華夏王朝卻再次被“韃虜”征服。入關的女真奴隸主對沒落的封建官僚政治備感新鮮，一頭扎進去無法自拔。

“韃虜”入住中原二百年后，西方堅船利炮和憲政一起敲開了東方大門，讓東洋諸國見識了“洋才”的不凡——“首相”是第一要“選”的官，主考官是議會和選民。憲政制度下的官員真正是“權為民所系”，其執政水平和行政效率當然要高出封建官僚許多。相形之下，東方官政的生命力，已到了垂暮之年，憲政取代官正，已是大勢所趨。

關于近代政治大趨勢，在東洋國中，日本比中國拿捏得準。1840年，代表東方文明的清國與代表西洋新文明的英國交手，清國完敗。洞察一切，善于學習的日本看在眼里，記在心頭、他們由此認清“漢才不敵洋才”事實，并從中發現，“洋人”發明的憲政是個好東西。于是，日本的知識武士精英，一邊加劇對舊政中國鄙夷，一邊為本國的政治另尋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