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5年到1433年，28年間鄭和七度下西洋，完成了人類歷史上偉大的壯舉，成為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家之一。其船隊最大規模達到200多艘海船、2.7萬多人，船隊遠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曾到達過爪哇、暹羅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到達非洲東部、紅海、麥加，加深了明朝和南洋諸國、西亞、南亞等的聯系。

有研究者質疑，鄭和七下西洋，為何沒有“地理大發現”，這或許是因為其遠洋航海的政治動機遠遠大過經濟目的，不像歐洲探險家是在逐利心態下去遠洋探險的。

出行規模是哥倫布的10倍

1405年7月11日，作為27800名船員的統帥，鄭和來到了瀏河(在今江蘇省太倉市境內)北岸的“天妃廟”跪拜，乞求海神林娘娘庇護。這之后成為慣例——在七下西洋前后，他必定到天妃廟參拜和還愿，并把媽祖信仰帶到了海外。過去的天妃宮占地十畝，金碧輝煌。但隨著時間流逝，盛況不再，后來轉為作為瀏河鎮鄭和紀念館。不過這也是當地唯一保存較好的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歷史遺跡。

鄭和當年的起錨地就在瀏河鎮東部瀏河與長江的交匯處。據造訪者稱，這里現在仍舊行船，但談不上寬闊的河道自然遠不復往日繁榮。而且目前匯入長江的河流是解放后疏浚的新瀏河，當年鄭和船隊開拔的老瀏河由于泥沙淤塞，已經斷流，成為農田。

劉家港是當年的“天下第一碼頭”。時至今日，不禁讓人感慨滄海桑田之變幻。

根據武漢理工大學夏勁等的數據，“鄭和先后7次奉詔出使西洋率領的船隊，是15世紀規模最大的遠洋船隊。其船員每次都有27000人左右。船舶龐大，每次都有大、小海船200余艘，充任中堅力量的是大型海船‘寶船’，‘寶船共六十三號，長130～150多米，寬50~60多米不等，‘體勢巍然，巨無與敵’”。除寶船外，還有馬船(快船)、糧船、坐船、戰船、水船等種類的船舶，“是一支結構精良、種類齊全的特混船隊”。

相比較而言，哥倫布自1492年至1505年曾先后進行4次美洲之行，“第一次遠航時，只有87名水手，3艘輕帆船，其中最大的旗艦‘圣瑪麗亞’不過250噸，僅為鄭和寶船的1/10。”規模最大的是1493年的第二次美洲行，“船員為2500名，船只17艘，僅為鄭和船隊人員和船只的1/11”。其他幾支最著名的西方遠洋船隊更小，如1497年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的葡萄牙達·伽馬船隊，只有160人，4艘小帆船，其主力旗艦僅120噸，全長25米。1519年進行環球航行的西班牙麥哲倫船隊，也只有265人，5艘小帆船，其中兩艘130噸，兩艘90噸，1艘只有60噸，“加起來的總噸位也不過是鄭和一艘寶船的1/5”。

夏勁等指出，鄭和所下的“西洋”，是以馬六甲海峽西口為界，其西的廣大北印度洋水域。船隊開辟了中國“海上絲綢之路”這一歷史上航程最長的遠洋航路，而且建立了由6個主要樞紐點、58條遠洋航線所組成的多點縱橫交叉的綜合性航路網絡。這一航路網絡既有東西走向，也有南北走向，在西太平洋與北印度洋上全方位地鋪開，展示了明初“海上絲綢之路”的長足進步。

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大大豐富了國人的地理和航海知識，“從此國人對東南亞、北印度洋沿岸、阿拉伯海、紅海以至非洲東海岸的廣大地區有了更多的了解，并為后人了解這些地區的歷史留下了寶貴的資料”。

專家指出，鄭和的航海紀錄《鄭和航海圖》，共有二十圖，它對各國方位、航道遠近、航行方向、停泊地點、暗礁淺灘的分布等都詳細繪明，為后世航行太平洋和印度洋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它是15世紀以前我國最詳盡的一部亞非地圖。隨行人員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和鞏珍的《西洋番國志》等書則詳細記述了他們所到過的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山川地理和風土人情。”

船隊采用當時最先進航海技術

夏勁等指出：“鄭和使用了當時最先進的航海技術，他的七下西洋，是15世紀上半葉世界航海文明的一次高水平的演練與檢閱。”其中不少都領先于那些歐洲著名的航海家所采用的技術。

首先，鄭和船隊使用了多種船位測定方法：測深辨位——據測量繩入水長度得知水深，據測量錘底部黏附泥沙得知底質來推測水位和確定預計航線上的行船轉向點。對景定位——以海岸上的山嶺或高大建筑、海上的島嶼為物標，求得船舶與景物的相對位置，鄭和船隊已由一向定位發展到三向交叉定位，如用“船平檀頭山，東邊有江片礁，西方見大佛山，平東西崎”的三向交叉定位法確定了從孝順洋到黃山的航線;天文定位——鄭和船隊通過牽星板測量星體高度(北極星或華蓋星)定出船舶所在的緯度。牽星板“一副十二片，烏木為之，逢小漸大，大者長七寸余，標為指、二指以至十二指，俱有細刻，若分寸然”。但中國當時還沒有把經度概念應用于航海和制圖，所以地理位置主要以星高的指數來標記。

第二，鄭和船隊使用了多種導航技術。首先是陸標導航——利用陸地上的山峰等導航，在小范圍的航道中較為實用。《鄭和航海圖》上不僅畫有陸地山川、海上島嶼和一些標志性的建筑物等用來導航，更畫有許多航線，注有航行方向、航道水深、航行距離以及險灘、暗礁的位置。它實際上是一張簡單的航海指南。

此外，還有天文導航——鄭和船隊利用牽星板與牽星術，通過觀測不同季節、時辰的日月星辰在天空運行的位置和測量天體在海面以上的高度來判斷方向和確定船在海中的地理緯度(南北方向)。這就把天文導航提高到更為具體和精確的水平，比同時期的西方和稍后的哥倫布等人要豐富縝密得多。

第三，廣泛使用海圖與航路指南，建立了具有航跡推算與修正意義的針路系統。這種針路技術，以磁羅盤定航向，以更數定航程，并預先考慮進航區的風、流壓差等位移因素，使計劃航跡與實際航跡相吻合，展示了中國傳統航跡推算與修正技術的成就。在遠航途中，只要依圖作業，“更數起止，計、算無差，必達其所”。

下西洋主要目的在政治不在經濟

科學史家李約瑟在仔細研究了鄭和船隊之后曾說，明帝國擁有整個亞洲最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而鄭和船隊的規模可能比整個歐洲的海軍之和都要龐大。那么，為什么鄭和的船隊沒能促成所謂的“地理大發現”呢？有專家指出，“地理大發現”是一個具有特定內涵的專有名詞。目前而言，硬要將鄭和的航行套在這個詞上面并無太多實際意義。應該看到，鄭和下西洋所體現出來的對海洋的親近感和自由馳騁的輕松態度，即使在當代也是很寶貴的人文精神。但受時代所限

鄭和與他歐洲的同行們相比，差異在哪里？

研究者指出，首先，地理大發現是出于對黃金和香料的需求。15世紀前后，西歐的商品經濟得到很大的發展，商品作為交換手段的職能漸趨突出。當時歐洲流傳著這樣一種觀念：“黃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寶貴的，黃金是財富，誰占有黃金，誰就能獲得他在世上所需的一切。”同時，不出產任何香料的歐洲在飲食上卻離不開香料。有資料表明，在當時“一公斤胡椒在印度產地值1至2克白銀，在歐洲各消費國則達20至30克”。

其次，是奧斯曼帝國對東西商路的阻斷。15世紀中葉，地中海東部的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奧斯曼帝國的軍隊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占領了西亞、北非和巴爾干半島的一些地區，在很大程度上阻斷了東西方之間的通商要道，而這個要道是西方貿易的生命線，因而西方人急于開辟一條通往東方的新商道。此外，地理大發現也包含有基督教傳教的目的。

在這種大背景下的各位歐洲探險家，大體上采用的是一種“私人集資”的方式，高投入，高風險，故而逐利的心態極其強烈。

而鄭和不同。有專家將七下西洋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三次下西洋活動，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即鞏固帝位。這一目的又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蹤跡建文帝”，以去成祖心病;二是“耀兵示富”，宣揚國威，促使諸國來朝。后四次下西洋則變為發展對外友好關系，政治目的和經濟目的并重。總體上說，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政治的而非經濟的。中國的封建經濟“沒有對海外商品和市場的需要”。船隊所進行的貿易，也被一些研究者批評為“只要面子，不顧成本”。這是中國當時內向型的國家政策所導致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