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皇”和“太上皇帝”，是史料中經常出現的兩個詞匯。因為僅有一字之差，所以經常被人們混淆，甚至通用。事實上，“太上皇”和“太上皇帝”原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太上皇”一詞，最早見于《史記》。秦始皇平定天下后，除了規定最高統治者為“皇帝”，還特意“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于是莊襄王，也就是秦始皇的贏異人，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擁有“太上皇”頭銜的人。太上，即最高、無上，形容極其尊貴。不過，當時贏異人已去世多年。

歷史上，第一個活著的太上皇是劉邦的父親劉太公。劉邦稱帝后，每次去拜見父親劉太公，劉太公均用人臣之禮迎接。在劉太公看來，“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君臣秩序不可亂。劉邦心里很不是滋味，兒子成了龍，當父親的總該有個與之相稱的頭銜，于是下詔：“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漢書》)。

秦漢時期的“太上皇”是一個尊號，一種榮譽，不是皇帝，不問政治。對此，東漢蔡邕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初唐顏師古注曰：“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政治，故不曰帝也。”可見，“太上皇”是當朝皇帝出于人倫對父親的尊稱，沒有實際政治權力。

漢代以后，開始出現了“太上皇帝”這個稱號，也就是凌駕于皇帝之上的皇帝。如十六國時期后涼天王呂光、北魏時期獻文帝拓跋弘、北齊武成帝高湛、唐睿宗李旦等，生前退位后均自稱“太上皇帝”。從年代遠近來看，“太上皇帝”源于“太上皇”，但二者有著本質的區別。呂光提前退位，目的是想作為“太上皇帝”壓陣，使權力平穩過渡;拓跋弘退位后，“國之大事咸以聞”(《魏書》);高湛退位后，“軍國大事咸以奏聞”(《北齊書》);李旦退位后，規定“五日一度受朝于太極殿，自稱曰朕，三品已上除授及大刑獄，并自決之，其處分事稱誥、令”(《舊唐書》)。可見，“太上皇帝”禪位后依可以處理國家大事，是凌駕于當朝皇帝之上的皇帝。

在古代，“帝”的分量要遠遠大于“皇”。二者比較，“皇”是虛幻縹緲，“帝”握有實權，所以皇帝也可以簡稱為“帝”。“太上皇”中單一個“皇”字，原本只是一個象征性的、名譽上的虛銜。

大概是由于“太上皇帝”源于“太上皇”的緣故，在以后的史料中出現了“太上皇”和“太上皇帝”兼用、混用的雜亂現象，其中以《宋史》最為突出。史官在稱呼同一個已經禪位的皇帝時，一會兒用“太上皇”，一會兒用“太上皇帝”，如《高宗紀》稱宋高宗趙構退位時提出“朕稱太上皇帝”，而《孝宗紀》卻稱“太上皇帝即駕之德壽宮，……從太上皇幸天竺寺”，一篇本紀二者兼用。又如，《光宗紀》稱宋光宗趙惇退位后被尊為“太上皇帝，……太上皇帝不豫”;而《寧宗紀》卻稱“太上皇違豫，赦。辛卯，太上皇崩”，兩篇本紀前后不同。

按“太上皇”和“太上皇帝”的原意，“太上皇”只是皇帝的父親，不掌握大權;“太上皇帝”不僅是父親，而且是皇帝，大權在握。所以，乾隆皇帝對禪位后享受什么樣的尊號很在意，退位前專門規定“歸政后，凡有繕奏事件，俱書太上皇帝。其奏對稱太上皇”，意思是說，正式文件必須稱“太上皇帝”，口頭上可以稱“太上皇”，一句話點明乾隆皇帝至死不肯放權(《清史稿》)。

從南北朝時期，“太上皇”和“太上皇帝”出現了一些別的叫法。如北齊后主高緯被尊為“無上皇”(《北齊書》)，北周宣帝宇文赟自稱“天元皇帝”(《周書》)，唐玄宗李隆基被尊為“上皇天帝”，又尊為“圣皇天帝”(《新唐書》)，唐順宗李誦被尊為“應乾圣壽太上皇”(《新唐書》)，宋徽宗趙佶被尊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宋史》)，西夏神宗李遵頊自號“上皇”(《宋史》)，等等。筆者考證，尊號中只帶個“皇”字的，不掌權，屬“太上皇”一類;帶有“皇”和“帝”二字的，尚能染指權力，應視為“太上皇帝”。

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二十多位“太上皇”或“太上皇帝”中，其中有三位比較特殊，即晉司馬衷、宋趙構、清弘歷。

司馬衷是輩分最低的太上皇。太上皇，通常是指皇帝的父輩或祖輩，而司馬衷卻被叔祖立為太上皇。西晉永康元年(300年)，司馬懿的第九子，也就是司馬衷的叔祖趙王司馬倫在“八王之亂”中篡位，逼晉惠帝司馬衷下臺，并將其幽禁于金墉城。為了掩飾篡逆行徑，堵住悠悠眾口，司馬倫不倫不類地給族孫司馬衷送上一頂“太上皇”的冠冕，成為一歷史笑柄。不過，好景不長，司馬衷復辟，司馬倫被殺。

趙構是在位時間最長的太上皇帝。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五十六歲、正值壯年的宋高宗以“老且病，久欲閑退”(《宋史》)為由，下詔傳位皇太子趙眘，自稱“太上皇帝”。后來，趙構又當了二十五年“太上皇帝”，直到八十一歲才壽終正寢。其實，趙構盛年主動禪位，并非因為“老且病”，而是與施恩趙眘、貪生怕死、改變抗金策略等因素有關。

弘歷是最專權的太上皇帝。乾隆皇帝弘歷當了六十年皇帝后，內心十分糾結，想繼續君臨天下，又不敢跟當了六十一年皇帝的祖父康熙皇帝比肩，故禪位于太子永琰。事實上，乾隆皇帝退位后，“軍國重務仍奏聞，秉訓裁決，大事降旨敕。宮中時憲書用乾隆年號”，嘉慶皇帝永琰除“尊高宗為太上皇帝”，還要朝夕聽其“訓政”，直到“太上皇帝崩，上始親政”(《清史稿》)。

作為封建社會皇位終身制的一種補充形式，中國古代的“太上皇”和“太上皇帝”禪位制度相沿甚久，同時也對周邊國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越南的陳朝最為明顯。陳朝建立后，為避免爭奪皇位發生內訌，于是實行太上皇與皇帝“二主共治”的制度，并作為有陳一代的定制。越南古代史家吳士連稱：“陳氏家法，……子既長，即使承正位，而父退居圣慈官，以上皇稱，同聽政，其實但傳大器，以定后事，備倉卒爾，事皆取決于上皇，嗣主無異于皇太子也”(《大越史記》)。其中提到的“但傳大器，……事皆取決于上皇”，與中國的“太上皇帝”制度可謂如出一轍。越南陳朝皇帝禪位后多數被尊為“太上皇帝”而不是“太上皇”，也能說明“太上皇”與“太上皇帝”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劉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