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階級對義和團的態度

一、清政府的兩面手法

面對義和團運動的高漲和八國聯軍的進犯，清廷內部在應采取怎樣對策這個問題上產生了分歧。軍機大臣王文韶、戶部尚書立山、兵部尚書徐用儀、吏部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認為無力與八國同時開戰，主張堅決鎮壓義和團，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求得帝國主義各國的諒解。軍機大臣榮祿雖然抱病在床，仍連上七道奏折，要求清政府“趕緊剿辦，以清亂萌，而杜外人借口”。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地方督撫同意這種意見。這一派得到了光緒皇帝的支持。端郡王載漪，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等頑固大臣由于守舊惡新，加之在“廢立”問題上與列強有矛盾，所以主張招撫，企圖用統編的手法來約束和控制義和團，達到為我所用的目的。

八國聯軍入侵中國之際，清政府內部的兩派意見更加對立。主剿派堅決要求鎮壓義和團，反對與帝國主義開戰。他們連上奏折，提出“治亂國用重典”的鎮壓政策，對義和團務求“要株凈盡”。主撫派積極主張對外宣戰，要求利用義和團的力量抗擊外國侵略，他們雖懷著爭權奪利的目的，但他們利用人民的反侵略熱情，在輿論上得到普遍支持。軍機大臣、刑部尚書趙書翹等在5月29日的密折就反映了這種傾向：“拳會蔓延，誅不勝誅，不如因而用之，統以將帥，編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斷之氣，化私忿為公義，緩急可持，似亦因勢利導之一法。”這一主張得到從中央到地方眾多官吏的支持。因為人們痛恨帝國主義的侵略，同情和支持義和團的愛國行動，希望在國難深重之時，通過招撫義和團，同仇敵愾，共同御侮。在慈禧召開的四次御前會議上，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面對朝臣針鋒相對的兩種意見，慈禧太后最初在和戰、剿撫問題上舉棋不定。她既怕鎮壓義和團會激起更大的反抗，又怕招撫義和團得罪帝國主義。她一會兒批準發布《禁拳章程》，不準練拳，嚴令“查毀揭帖”;一會兒又派人“宣撫”團民，剿撫不定。6月10日，慈禧采用刑部尚書、順天府尹趙舒翹等人的建議：“撫而用之”，下詔褒獎義和團為“義民”拿出10萬兩銀子、2萬擔米作為義和團的經費，派莊親王載勛、協辦大學士剛毅統帶義和團，在莊王府設壇掛號，將所有團民重新登記造冊，凡掛號者名為官團，稱“奉旨義和神團”;制訂《義和團團規》，要義和團聽命于朝廷，如有違背者，以“偽團”論處，從而進一步欺騙和控制義和團。慈禧之所以接受“招撫”義和團的主張，原因是多方面的：

1、害怕人民把反抗的矛頭指向她的反動統治。1900年6月，義和團勢力大發展，北京的大街小巷布滿了義和團民，這時的慈禧想跑不能，想剿不堪，只得采取“以撫為主”的策略，承認義和團，以逃脫人民對也的懲罰。她自己也曾經說過：“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的遷就他們，穩住了眾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他們，……更不知道鬧出什么大亂子”。她怕的正是義和團推翻清朝封建統治的“大亂子”。

2、企圖利用義和團的力量排除列強對她“廢帝立儲”的干預。慈禧在囚禁了光緒帝之后，想徹底廢了他，而改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雋為“大阿哥”。她曾借光緒之口下了一道諭旨，假傳光緒帝身體有恙，申明“京外如有精通醫理之人，即著內外臣工切實保薦”。諭旨一下，國內并無一人上奏舉薦。但是，洋人卻當了真。當慈禧說光緒之病日重一日時，各國公使竟然紛紛要求派醫生看病。法國醫生經過診視，宣布光緒并沒有病，慈禧謀害光緒帝的意圖被揭穿了。但是，慈禧并不甘心。1900年1月24日，召集王公大臣于儀鸞殿，出示一道由光緒皇帝簽署的“上諭”。上諭的大概意思是，光緒自己沒有子嗣，并且又因身體原因無力處理國家事務，所以要選一個近支宗室溥雋做皇子，作為同治帝的繼承人。慈禧原本信心十足，到時準備酒宴，由李鴻章出面邀請各國公使入宮慶賀，一切都將迎刃而解。但是，各國公使一致反對光緒讓位，拒絕到時入賀。慈禧廢光緒立溥雋之事傳出后，上海電報局局長經元善，聯絡紳商1230多人，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黃炎培等聯絡海外華僑，號稱10萬，聯名上書，通電反對。因此，慈禧“己亥建儲”的計劃在國內外的一片反對聲中化為泡影。慈禧下令逮捕經元善，經元善在英國教士李提摩太的保護下逃往澳門。

慈禧及頑固派官僚“廢帝立儲”的陰謀受到帝國主義的干涉，這件事始終令慈禧太后對洋人耿耿于懷，有時使她怒火中燒，他們想利用義和團報復帝國主義，排除列強的干預，達到廢光緒立新君的目的。6月16日，慈禧太后召開第一次御前會議，商討對策。再次重申停止鎮壓義和團，如果列強繼續進兵，就不惜開戰。第二天，慈禧太后接到了列強索要大沽炮臺的奏報，以及要求她歸政的照會，使她更加不滿。所謂“要她歸政”純粹是載漪制造的陰謀。

自從戊戌政變后，列強要求慈禧太后歸政之說時有耳聞，載漪為了兒子能夠早日當上皇帝，抓住權力欲與猜疑心極重的慈禧的弱點，煞費苦心地偽造了一個列強“歸政照會”，派遣江蘇糧道羅嘉杰之子于午夜呈交榮祿。榮祿一見，信以為真，于是呈給了慈禧太后。這讓她十分惱怒，聲稱“不能再為容忍”，決心借用義和團的力量報復洋人。當天召開第二次御前會議，欲強行宣戰，遭到光緒帝等主和派的反對。慈禧太后只好下令死守大沽，并命各省督撫調兵馳援北京。19日，召開第三次御前會議，決定派王文韶、許景澄等人前往使館，要求各國公使勸阻聯軍，但未能成功。

隨后，大沽淪陷的消息傳到北京，慈禧太后立即召開第四次御前會議，在與列強的戰爭已無法避免的情況下，決定對外宣戰。21日，清廷發布“向各國宣戰諭旨”。

3、陰謀借用帝國主義之手屠殺義和團，以解除義和團對清政府的威脅。八國聯軍入侵中國之后，慈禧在帝國主義和義和團之間投機取巧：一方面承認義和團，并向八國聯軍宣戰;另一方面又討好帝國主義，隨時準備投降。1900年5月底，英、美、法、德、意、俄、奧、日組成八國聯軍，侵入中國。6月21日，清政府發布宣戰諭旨，命令各省督撫招撫義和團，“借御外侮”，說什么“與其茍且圖存，貽羞萬古，孰若大張撻伐，一決雌雄。”

慈禧太后及其主戰派在八國聯軍逼近京城的關鍵時刻，敢于組織軍隊與團民和八國聯軍決一雌雄，決不是偶然的沖動，而是深思熟慮的產物。宣戰的奧秘在于，其一，可借義和團“刀槍不入”之術與洋人放手一博，如能一舉成功，固然是上上之吉，可吐洋人屢屢干涉她廢帝立儲的怨氣。如果不成，也可借口抗擊八國聯軍，將義和團力量引出京城，免遭禍起肘腋之虞;其二，詔書并沒有指明向哪國宣戰，也根本沒有送達任何國家，只是內部傳達，即使戰敗，也為求和留下了一個伏筆;其三，詔書借大小臣工合謀，借光緒帝之名頒布，即使戰敗，替罪羊的人選問題總能解決。宣戰對慈禧太后而言，可謂是一箭雙雕。

雖然已經宣戰，慈禧太后又暗中進行投降活動，隨時準備跟帝國主義妥協。宣戰后第四天，慈禧太后看到各國沒有逼她交權的動靜，態度就改變了。下令停止攻打使館，并派人商議和局。她在回答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反對與洋人開戰的電文中，表白了迫不得已的苦衷，“剿之，則即刻禍起肘腋，生靈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圖挽救”，并表揚李鴻章等人主張剿滅義和團，與帝國主義和好的意見是“老成謀國之道”。宣戰后的第八天，即6月29日，她命駐外公使向各國解釋說：“朝廷非不欲將此種亂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間，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護不及，激成大禍。”并表示，對義和團“設法相機，自行懲辦”，“理仍嚴飭帶兵官照前保護使館”。7月3日，清政府直接向俄、英、日等國發出乞和的“國書”。此后，又向盛京等地將軍下令：“如有戰事，仍應令拳手作為前驅，我則不必明張旗幟，方于后來籌辦機宜可無窒礙。”清政府戰時讓拳民作“前驅”，借帝國主義之手屠殺義和團，不張旗幟又為他們投降帝國主義留下后路。清政府承認義和團是陰謀，對外宣戰是騙局。八國聯軍大規模入侵中國后，慈禧下令對義和團“痛加剿除”，反動嘴臉暴露無遺。

二、“東南互保”

在北方義和團運動如火如荼展開的時候，南方以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為首的洋務派，為了免于招致列強的干涉，主張堅決鎮壓義和團，因此不顧已經對外宣戰的事實，拒不執行清政府招撫義和團的命令，而與列強聯手發起了所謂的“東南互保”。義和團運動在北京蓬勃發展以后，波及并震動了南方各省。1900年6月至7月，南方各省也發生了反對教會侵略的武裝起義。帝國主義害怕義和團以及清軍在中國北部的反侵略斗爭將會進一步影響到南方，特別是英國害怕義和團的勢力發展到它的勢力范圍長江流域，還擔心清軍愈來愈倒向義和團。1900年6月14日，英國駐上海代總領事霍必瀾就致電英國外交大臣索爾茲伯里，建議說：“我們應當立即與漢口及南京的總督達成一項諒解。我們完全相信：如果他們可以指望得到女王陛下政府的有效支持，他們將在所轄區內盡力維護和平。”第二天，索爾茲伯里復電霍必瀾，授權他“通知駐南京的總督，如果他采取維護秩序的措施，他將得到女王陛下軍艦的支持”，并要他通知英國駐漢口總領事給湖廣總督張之洞“一項同樣的保證”。顯然，英國是想通過劉坤一、張之洞加強對長江流域的控制。劉坤一、張之洞一直主張嚴厲鎮壓義和團，以免招致列強的干涉。此時得到英國這樣的承諾，他們當然愿意。他們電告清政府駐英公使，要他向英國政府保證，將“不惜代價，采取有力措施”，維護英國在長江流域的一切權益。不過“目前不希望有任何軍艦駛入長江”，“他們完全能夠維持秩序”，表明了不希望外國直接干預的態度。因為6月16日，三艘英國軍艦開往南京、漢口和吳淞口，表示以武力支持他們“維持秩序”。英國的目的是企圖獨占長江流域的利益，各國洞悉其野心，紛紛表示反對。劉坤一、張之洞不敢貿然得罪各國，于是，“與各國切商，保全東南大局”，對所有洋商、洋教士“力任保護”之責。這樣，由英國策劃的企圖獨占長江流域的陰謀于是變成由各帝國主義列強與東南各省督撫的“互保”。

當帝國主義和東南督撫頻繁接觸的時候，督辦蘆漢鐵路大臣盛宣懷正在上海。他自稱是“局外閑人”，其實“閑人”不“閑”，因為他同帝國主義、東南各省督撫都有密切聯系，便在當中穿針引線，出謀劃策。清政府“宣戰上諭”發布后，劉坤一、張之洞拒絕執行。在英國的策動和盛宣懷的積極串通下，6月26日，劉、張授權盛宣懷和上海道臺余聯沅，同各國駐上海領事正式會商，共同炮制了一個《東南互保章程》，包括《東南互保護約款》九條和《保護上海城廂內外章程》十條。《東南互保章程》規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公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此后，兩廣總督李鴻章、山東巡撫袁世凱等，都對“東南互保”表示支持。浙江巡撫劉樹棠隨即宣布參加“東南互保”。閩浙總督許應骙也宣布“與江鄂辦法不謀而合”，并于7月14日同俄、英、美、日等六國駐福州領事簽訂了《福建互保協定》，規定福建地方當局要“在其權限內采取一切措施，保護外國駐福建官員、商人及教士之生命財產不受侵害”;“如有不良分子散布侵害外國人的謠言”，須“認真予以逮捕及懲罰”。這樣，“東南互保”的地區，就從江蘇、江西、安徽、湖北、湖南，進而擴大到廣東、福建、浙江、山東等省，幾乎占全國半數的省份。《東南互保章程》雖然由于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最后沒有簽字，但是相關的條款實際上已經在實行。東南督撫的這些行動，表面上與清政府的“宣戰”有抵觸，實際上同它的對內鎮壓、對外妥協的一貫方針是一致的。所以，清政府接到他們實行“東南互保”的報告時，認為意見“正復相同”，同意他們的做法。

縱觀東南互保的全過程，是東南督撫在慈禧太后不顧國家的民族的根本利益，冒險對外宣戰的特定條件下采取的非常措施。是特殊情況下對帝國主義采取妥協的條款，確切地說是互相妥協的條款。“東南互保”表現了東南地區當權的洋務派官員與西方列強合作抵制義和團的意向，在推行過程中保全了西方侵略者在長江流域和華南的利益，維護了這些地區督撫的勢力。從互保的歷史背景和內容看，劉坤一、張之洞倡導互保的動因是為控制帝國主義在長江流域的擴張，防止把北方的戰火擴大到南方。在客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東南各階層的反戰心理和保護民族經濟的愿望，具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從實際效果看，對帝國主義進兵長江流域直到抑制作用，對英國獨占長江流域的預謀也進行了有效的抵制，而使東南半壁江山免遭戰爭蹂躪，維護東南地區社會安定和民族經濟穩定，使東南地區在成長的民族經濟得以保存和發展。

但是，互保破壞了南方人民的反帝斗爭，限制和阻礙了義和團向南方的發展，也使帝國主義列強得以集中兵力進攻和屠殺北方的義和團運動，加速了清廷的屈服和義和團運動的失敗，保護了以英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在東南的宗教、經濟侵略權益。而且，東南互保運動，雖然保護了河北、山東以外的地區避免于義和團與八國聯軍戰亂的波及，但同時，也集中暴露了地方督撫對清朝中央的離心傾向，這對此后的晚清政局也產生了影響。也導致地方的政治與軍事權力開始擴張，與中央漸行漸遠，成為往后中華民國初年北洋軍閥割據的遠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