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怎樣的？

曹操(155～220)，漢魏間政治家、軍事家、詩人。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今安徽亳縣)人。父曹嵩，是宦官中常侍曹騰的養子。曹操自幼機警有智計，好游蕩任俠。20歲時，舉孝廉為郎，授洛陽北部尉，執法嚴厲、不避豪強。黃巾起義爆發后，拜騎都尉，參與鎮壓起義軍。初平元年(190)，參與關東州郡討伐董卓，開始建立自己的武裝。此后與陶謙、呂布、袁術等連年互相攻戰，實力逐漸壯大。建安元年(196)，迎漢獻帝于洛陽，又奉帝遷都于許昌，拜司空，封武平侯。自此建立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優勢。建安五年，官渡一戰，擊敗袁紹，此后即逐步統一了北方廣大地區，結束了中原地區持續達20年之久的戰亂。

建安十三年，拜丞相，南征荊州，在赤壁被孫權、劉備聯軍擊敗，三國鼎形勢初步形成。建安十八年，封魏公，二十一年，進封魏王。二十五年正月，病逝于洛陽。曹丕稱帝后，追尊為魏武帝。

曹操，曹操與曹植、曹丕三父子在文學上被稱作“三曹”，是當時的代表人物。

曹操對文學、書法、音樂等都有深湛的修養。他的文學成就，主要表當今詩歌上，散文也很有特點。

曹操的詩歌，今存20多篇，全部是樂府詩體。內容大體上可分三類。一類是關涉時事的，一類是以表述理想為主的，一類是游仙詩。

與時事有某種關聯的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步出夏門行》等。《薤露行》、《蒿里行》二詩，作于建安初年。前一篇反映何進謀誅宦官事敗，董卓入洛陽作亂;后一篇寫關東各州郡興兵討卓，又各懷野心，互相殺伐，在內容上緊相承接。詩篇以簡練的語言，高度概括地寫出了這一段歷史過程，因此被譽為“漢末實錄，真詩史也”(鐘惺《古詩歸》)。尤其可貴的是，在《蒿里行》詩中他以同情的筆調，寫出了廣大人民在戰亂中所罹的深重苦難：“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苦寒行》作于建安十一年，詩篇描寫冬日太行山區的酷寒、荒蕪、險峻，形象生動，同時也寫出了詩人內心的復雜感受。《步出夏門行》作于建安十二年征三郡烏桓時。該詩包括“艷”(前奏)及四解。“艷”著重寫了詩人出征時的復雜心情。一解“觀滄海”，寫進軍途經碣石時的觀感;二解“冬十月”、三解“土不同”，寫歸途中見聞;四解“龜雖壽”，寫取得了這場重要戰役勝利后的思想活動。其中“觀滄海”描寫大海景象，“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氣勢磅礴，格調雄放，映襯出詩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闊大胸懷。“龜雖壽”以一系列生動的比喻，表達詩人對人生及事業的看法：“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這是詩人貫徹終生的積極進取精神的真實表白。

以表述理想為主的詩歌有《度關山》、《對酒》、《短歌行》等。前兩篇寫政治理想。他設想的太平盛世是儒法兼采、恩威并用的賢君良臣政治。這在漢末社會大破壞的現實背景下，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短歌行》的主題是求賢，以“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等詩句，抒發求賢若渴，廣納人才，以冀成其大業心情。

在藝術風格上，曹操詩歌樸實無華、不尚藻飾。它們以感情深摯、氣韻沉雄取勝。在詩歌情調上，則以慷慨悲涼為其特色。慷慨悲涼，這本來是建安文學的共同基調，不過在曹操的詩中，它表現得最為典型，最為突出。在詩歌體裁上，曹操的樂府詩并不照搬漢樂府成規，而是有所發展。如《薤露行》、《蒿里行》，在漢樂府中都是挽歌，他卻運用舊題抒寫了全新的內容。曹操開創了以樂府寫時事的傳統，影響深遠。建安作家以及從南北朝直到唐代的許多詩人，他們擬作的大量樂府詩，都可以說是這一傳統的繼承和發揚。

曹操在文學上的功績，還表現在他對建安文學(見建安七子)所起的建設性作用上，建安文學能夠在長期戰亂、社會殘破的背景下得以勃興，同他的重視和推動是分不開的。劉勰在論述建安文學繁榮原因時，就曾指出“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心雕龍時序》)。事實上，建安時期的主要作家，無不同他有密切關系。曹丕、曹植是他的兒子，“七子”及蔡琰等，也都托庇于他的蔭護。可以說，“鄴下文人集團”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質條件基礎上形成的;而他們的創作，也是在他的倡導影響下進行的。

此外，曹操還有不少其他文章傳世，例如《請追增郭嘉封邑表》、《讓縣自明本志令》、《與王修書》、《祀故太尉橋玄文》等，文字質樸，感情流露，流暢率真。

曹操著述，據清姚振宗《三國藝文志》考證，有《魏武帝集》30卷錄1卷、《兵書》13卷等十余種，然多已亡佚，今存者唯《孫子注》。明代張溥輯散見詩、文等145篇為《魏武帝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丁福保《漢魏六朝名家集》中也有《魏武帝集》，所收作品略多于張溥輯本。1959年，中華書局據丁福保本，稍加整理補充，增入《孫子注》，又附入《魏志·武帝紀》、《曹操年表》等，重新排印為《曹操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