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先秦精神是華夏民族精神的遠古血脈，打造的是“第一紀華夏人”的高貴，那么接下來躍過短命秦朝、沿襲秦政制的漢，即是中古“第二紀華夏人”的開端，華夏魂及漢魂成型亦在此時。

由于漢朝離先秦不遠，所以這個時期的民風尚存先秦遺風，比如尚武精神尚在。但從國風而言，卻與先秦漸行漸遠。

就社會形態來講，先秦是個諸侯城邦貴族社會，而跨越秦的漢朝則是個向平民靠攏的世俗社會。由亭長之家(相當于現在鄉長)變為皇室貴胄的劉漢大帝，通過黃老術“無為而治”，松綁了國民;通過“舉孝廉”，給了平民政治出路。從“天子”到“臣子”，漢始君和漢大臣大多出身平民。這樣的社會，消滅了世襲貴族、失去了自由城邦，有得有失。

就精神構造而言，因為秦漢開辟了“大一統”中央集權制，所以較之“分治”先秦發生了明顯變化。“大一統”皇帝為了長治久安，必然要統一臣民“思想”，灌輸整齊劃一的意識形態。

起初，劉漢王朝搞的是“孝治天下”，以《孝經》為“天之經，地之義”。我們知道，劉邦在還不是皇帝時，并不算是孝子。在與項羽爭天下時，他父親劉老太公被俘，項羽揚言要煮了劉邦父親，劉邦的回答是：請給我留一口肉湯。但是，做了開國皇帝后，他突然變成一個大孝子，尊其父劉太公為“太上皇”，高舉“孝”字大旗。他的子孫也無限熱衷于孝道。

為什么劉邦及其子孫對“孝”情有獨鐘？

對此，劉邦的四子劉恒(漢文帝)直言不諱：“孝悌者，天地之大順也。”

奧妙就在這里，“孝治天下”強調的是一個“順”字，而對父母順是“表”，對皇帝順才是“里”。說白了，皇帝手中的《孝經》是培養“順民”的統治經。于是，“孝風盡吹”下的漢民族，開始往“順民”方向演進。

更嚴峻的演變還在后面，“順”之外，是“忠”。華夏民族精神史的第一個分水嶺就在大漢第七代領導人統治時期出現。漢武帝劉徹既是個有為之君，也是個專權之君。他當政時，漢民族迎來第一個“剛性時代”，漢軍著實和匈奴人打了多次硬仗，鏖戰幾十年，占據一定上風，甚至斷了匈奴的左膀右臂——張騫通西域斷匈奴左臂、設度遼將軍斷匈奴右臂。從而使漢民族未被匈奴人征服，也使“中國之境，得漢武而后定”。

然而，漢武帝劉徹就像一條界河，具有涇渭分明的兩面性。他一面書寫漢民族外戰驕傲，一面制造民族囚籠。在他正式執掌中國大權之后，儒家門徒董仲舒進獻“獨尊儒術”“天子論”兩策，立刻被他視如珍寶。于是，武士家庭出身的孔子所創的儒家學說，在這個時期被大漢正式確立為國教而獨尊起來，與此同時，百家遭罷黜，百家爭鳴的自由思想空間不復存在。

通過指定意識形態，漢武帝把華夏人關進籠子里。我們知道，儒家的核心教義乃四個字：三綱五常。三綱確立的是封建王朝統治秩序，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確立的是“第二紀華夏人”的民族品格：仁義禮智信。

由是，漢武帝不僅統一了漢民族思想，而且統一了漢民族品性。除了儒家“五常”之外，還有“五品”：溫良恭儉讓。其精神底色與“孝經”異曲同工，均為打造“忠臣”“順民”。

漢武帝刻意打造的國家民族氣質可總結為四個字：“尊王攘夷”。此乃華夏魂漢魂第二紀之主要特征。

除了“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天子論”對漢武帝以及第二紀華夏亦影響深遠。“天子論”首先強化了“天朝”之“先天優越感”——“華夏中心論”。中國的皇帝作為天的兒子受命于天，除了領有中土直接統治之外，天下的其他地方也全歸他統馭和教化，是為天下共主。

然而，接下來“天子論”中還有“懷柔遠人”之經。此經催生的則是“自成一統”世界觀，為中國確立的是“內向”而非“外向”的志向——華夏是天朝大國，蠻夷是不化小國，大國要對小國施之以禮，不欺壓和威脅小國的生存。因而漢皇要推行“尚德抑武”，以道德感化外邦，來表達自己仁慈的胸懷。

這種“大國氣質”簡而言之，就是“內斂”二字。對外邦“尚德抑武”“撫而不治”，其實就是“不干涉他國內政”。而未受儒教洗禮的華夏，不是這個樣子。雖是國中之國，但春秋戰國時期，無論是“五霸”還是“七雄”，都是以“干涉他國內政”為常事。譬如五霸之首齊桓公，眾小諸侯都依附于他，他是這些小諸侯的保護神。用今天的話說，齊桓公充當了“世界警察”。

因為儒家“內斂”之經自律了天朝的手腳，“第二紀華夏人”的張力加上了限制級，所以，之后的中國漢族中原王朝，鮮有征服他國的氣魄與記錄。

好在，此時兵家還受推崇，漢民族血性尚存。中國雖間或外患困擾，但大都能從容應付，并在一定的歷史時段占據上風。初生華夏漢魂承“鐵血”余勇，攜儒家五常五品，推動“第二紀華夏人”，向著“尊王攘夷”的“正統大道”闊步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