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是東亞文化母國，因此我國自古就有居高臨下的一種極度自豪感。也正因如此，我國古代的對外交往也往往呈現出一種特別的形式——宗藩關系。

所謂宗藩關系，就是我們中國王朝為宗主國，附近的小國為附屬國也就是藩屬。在這種外交特點之下，我國皇帝與別國君主就不是對等地位，而有著君臣之別。

說起宗藩關系，最重要的部分應該就是“冊封”。一般由中國皇帝下旨冊封別國君主為該國的合法領袖，這可以說是”商周制度“的延續。而我們中國最著名的附屬國莫過于朝鮮，越南，琉球這三個。

中國（周朝-唐朝）與朝鮮的宗藩關系：

朝鮮，自從周朝開始就逐漸被納入我國的宗藩體制之中。唐朝前期，由于唐太宗和唐高宗兩代人再接再厲的消滅了高句麗和百濟，使得朝鮮半島南部的新羅國成為了朝鮮三分之二領土的統治者。韓國往往把這一時期的新羅國叫做“統一新羅”。而此時朝鮮半島北部則被唐朝和渤海國分別統治。韓國近年來仿照中國南北朝，將統一新羅和渤海國并稱為“南北國”。

但是，無論是高句麗，百濟，新羅，還是渤海國，全部都是唐朝的臣子。就好比公元632年，也就是唐太宗貞觀六年即位的著名的新羅國的善德女王，她作為新羅國的第一位女王極富傳奇色彩。對于唐朝來說，一個國家由女人作為君主也是比較破天荒的事。但是唐太宗在貞觀九年，還是決定冊封善德女王為“柱國，樂浪郡公，新羅王”。

可見，唐朝對于維護宗藩關系也是極盡所能。而在新羅國成功驅逐唐軍，統治了大部分朝鮮領土后，唐皇更是授予其“雞林州大都督”的頭銜，從唐高宗封金法敏為雞林州都督開始，共有16位新羅王得此頭銜。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唐玄宗甚至愿意將大同江(平壤附近)以南的高句麗舊地賜給新羅國。而新羅國王在接受唐皇冊封的同時，還使用唐朝年號，甚至下令全國仿效唐裝。有唐一代，新羅向唐朝派遣各種使節126次，唐朝向新羅遣使34次，兩國交流十分緊密。

從唐朝封賜給新羅國王的名號可以看出新羅王是唐朝的臣屬，所以唐朝跟新羅是不會有平等的外交的。這種不平等的外交還從一件事上可以看出。日本官方史書《續日本紀》記載：唐玄宗天寶十一年，各國使臣準備朝見唐皇時，日本和新羅的使者為了坐的位置的前后發生了爭執。按照慣例，各國來使分東西兩列而坐：東面，新羅第一，大食第二;西面，吐蕃第一，日本第二。但是日本使臣古麻呂對座次提出了抗議：“自古以來新羅一直向日本朝貢，為什么座次排在日本之前？不合禮儀！”主持儀式的唐朝官員吳懷實覺得有理，決定將新羅與日本的位置對調。

從這件事上可見，唐朝對于新羅雖然恩寵有加，但是君臣之別是一直貫穿其中的。日本以對等國身份對唐外交，又同樣得到新羅的朝貢，座次自然不可落后于新羅。而新羅作為唐皇的臣下之國，也只能服從這樣的安排。

到了唐朝后期，新羅真圣女王三年，也就是公元889年新羅全國大起義爆發。891年新羅王室后裔弓裔反叛，之后建立了“后高句麗”(后來更名為“摩震”，最后定名“泰封”)。892年，甄萱宣布建立“后百濟”國。自此，新羅，后高麗，后百濟并立與朝鮮半島中南部，史稱“后三國”。此時的新羅已經不能稱為“統一新羅”。公元918年，弓裔部將王建推翻了他，建立了高麗王朝，并在936年再次統一三國，成了朝鮮半島大部分地區的主宰者。此時，因為正值五代十國時期，中國無主，王建就成了朝鮮半島第一個“皇帝”。943年王建去世后，謚號應運元明光烈大定睿德章孝威穆神圣太皇帝。

中國（宋朝-清朝）與朝鮮的宗藩關系：

在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公元962年，高麗王朝迅速遣使到宋朝進行朝貢，實行“事宋”政策。而在高麗成宗時期，遼國勢力越加強大，蕭太后終于指揮大軍攻打高麗，最終遼圣宗和高麗和談成功。高麗國王從此接受遼國皇帝冊封，使用遼國年號，割斷和宋朝的宗藩關系。由此事亦可見中原王朝數百年來的外交策略深刻影響了附近的少數民族國家，契丹族建立的遼國也開始效仿宗藩關系這種策略。

不過，高麗在建國之初就極力要繼承唐朝文化，即便屈服于遼國的兵威，也不忘和宋朝保持友好的關系。公元1030年，宋仁宗天圣八年，由293人組成的高麗使節團到北宋“貢金器、銀刀劍、鞍勒、馬、香油、人參、細布、銅器、硫黃、青鼠皮等物。明年二月，辭歸賜予有差”。自此“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不能和宋朝交往的原因自然是因為遼國方面施加了壓力。可是在高麗王朝不屈反抗下，公元1073年，宋神宗熙寧六年，高麗再次派遣使節來宋，兩國之間官方使節的往來才日漸頻繁起來，并一直維持到公元12世紀30年代。正是因此，宋朝將接納高麗使節的館舍命名為“小中華之館”，朝鮮半島國家“小中華”的名號正是從此而來。

1387年，因為明朝要求高麗王朝歸還侵占的遼東領土，高麗決定派遣4萬軍隊攻明。結果先鋒李成桂發動兵變，在1392年建立了李氏朝鮮王朝。李成桂建國之初就派遣使節到明朝，請明太祖從“朝鮮”與“和寧”之中擇一國號以賜。明太祖雖然賜了朝鮮國號，但只是把李成桂的稱呼從“權知高麗國事”改為“權知朝鮮國事”，并不承認其朝鮮國王的地位，甚至專門從李成桂上的賀表里雞蛋挑骨頭，把表文作者從朝鮮抓來明朝處死(詳情參見明初文字獄)。可是“大明虐我千百遍，我待大明如初戀”，朝鮮一直對明朝卑躬屈膝，這也是朝鮮半島歷史傳統決定的，“不得到中國皇帝的承認，就是不合法的政權”這一理念深入人心。

到了朝鮮第三代國王李芳遠時期，“明朝內部發生了靖難之役”，建文帝為了籠絡朝鮮，遣使冊封李芳遠為朝鮮國王，爵位相當于郡王，但特賜享受親王冠服。從李芳遠開始，李朝君主終于被承認為“朝鮮國王”了。此后，朝鮮和明朝的宗藩關系一直持續到了明朝末年的“丙子胡亂”，1637年朝鮮在清朝重壓之下，斷絕了和明朝的關系。不過，此后朝鮮孝宗暗中策劃北伐清朝和明朝殘余力量聯合恢復漢人政權，但是消息泄露，孝宗大王驚懼而死。朝鮮就這樣服服帖帖成為了清朝附屬國。

1894年，朝鮮發生東學黨起義(甲午農民戰爭)。清朝和日本同時出兵平亂，不久叛軍和朝鮮政府簽訂《全州和議》。清朝于是請日本一同退兵，可是日本在朝鮮豐島海面偷襲清朝運兵船，甲午戰爭爆發。日軍登陸朝鮮后迅速占領朝鮮王宮，在親日派的官員金弘集等人的領導下，對朝鮮內部進行了內政改革，也就是《甲午更張》。在日本主導下，1895年1月7日，朝鮮國王李熙宣布《洪范十四條》，宣布朝鮮獨立自主，斷絕依附清朝的念頭。朝鮮國王進位大君主，閔妃進位王后。

閔妃外戚集團看到清朝被日本打的一敗涂地，轉而與俄羅斯帝國聯合想要壓制日本。這引起了日本公使三浦梧樓的反抗。1895年10月8日，由日本民間浪人和朝鮮叛軍組成的刺客團體闖入景福宮，刺殺了親俄派的朝鮮王后閔慈英。有證據顯示大院君與日本合謀，這件事就是著名的《乙未事變》

閔妃被殺一年后，1896年2月11日朝鮮王朝君主高宗李熙率領王族從日本控制的王宮逃到俄國駐朝公使館避難，也就是《俄館播遷》。俄館播遷一年后，也就是1897年10月，李熙在慶運宮(今天的德壽宮)宣布稱帝，建立大韓帝國，追封閔妃為明成皇后。此后，大韓帝國進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也就是《光武改革》。

1898年，在光緒帝的支持下，清朝和韓國代表在漢城簽訂了《中韓通商條約》，清朝和韓國建立平等外交關系，中國和朝鮮兩千年的宗藩關系就此終結。

中國和越南的宗藩關系：

朝鮮可以說是宗藩關系中最牢固的一環，政治隸屬性極強。而相較之下，越南則是這個附屬國集團里最特殊的。就拿1802年建立的阮朝來舉個例子。

1802年，阮福映筑壇稱帝，定年號為嘉隆。細心的朋友可以發現，像朝鮮，琉球那些國家都是直接使用中國年號，而越南是自己訂立年號。而且阮福映也不是稱王，而是稱帝。但是，雖然阮福映自稱皇帝，卻還是派遣使者到清朝請求冊封自己為“南越王”。

這種看似矛盾的行為內里蘊藏了極大地政治意義，清朝作為亞洲領航人，新建立的阮朝必須要得到它的支持。而阮福映也別出心裁，南越可以說是越南地區第一個強大的國家，受封“南越王”也可以表示阮朝的正統地位。

可是，清朝思前想后，覺得漢朝時期的南越國統轄包括屬于清朝領土的兩廣地區，為了避免暗藏的領土糾紛。嘉慶帝采取折中之策，將“南越"顛倒為“越南”，冊封阮福映為“越南國王”，這也就是”越南國號的由來“。

不過，受封之后的阮福映及后來的阮朝君主，只對清朝自稱“越南國王”，對內和對其他國家均自稱“皇帝”。阮朝順化皇宮的正殿也堂而皇之的叫做《太和殿》。在1839年，阮朝第二位皇帝明命帝時期，更加將清朝所賜的“越南”國號廢除，改為“大南”。

阮朝的這些違背宗藩關系規則的舉動，清朝不可能不知情，但卻置若罔聞。其中的原因一是因為清朝國力日漸衰退，已經無力采用武力干涉。其二也是基于想要與越南繼續維持這種表面上依舊尊奉中國皇帝的關系，畢竟天朝上國，最重要的還是顏面。如果真的鬧起來，越南國王徹底翻臉稱帝，那豈不是讓清朝皇帝丟了大臉。

那么為什么那么多國家想要和中國建立宗藩關系呢？

第一，得到了中國的認同，就可以增加政治資本。

第二，隨著中國海禁政策和閉關鎖國政策，想要通商必須借助于朝貢貿易，而朝貢貿易的代表，就是琉球王國。

中國和琉球王國的宗藩關系：

琉球王國介于臺灣島和日本九州島之間，是東亞地區海洋貿易最重要的通道。琉球因此極為注重商業，所以長期以來跟中國保持從屬關系，不僅大力學習中國文化，還絕對定期朝貢，甚至多次要求增加朝貢的次數，其中的原因，自然是沉醉于中國厚往薄來的朝貢貿易的大量賞賜。

而明朝對于琉球的“忠心耿耿”也是頗為感動，明武宗朱厚照就下旨：琉球久守節義，特許一年一貢。到了清朝時期，琉球王國在歸屬日本薩摩藩的同時也堅持保證和清朝的宗藩關系，這時候的目的除了繼續貿易關系外，更是為了通過清朝的冊封而限制薩摩藩對琉球的侵略。

這種政策一直延續到1875年，日本明治政府強逼琉球斷絕和清朝的關系。而琉球國王尚泰在寫給明治天皇的反對信中更加是如此描述清朝跟琉球的關系：自歸清國版圖，以其保護聲援，乃可無憂外患，自建為國。有古來風俗之禮樂政刑、自由不羈之權利，上下雍睦，安居樂業，若離清國必失自由權利而招掣肘之累，國家豈可永葆？

常蒙受兩國仁惠撫恤，皇國與中國之厚恩，兩國實為父母之國，若不得向父國派遣使節，必然棄絕父子之道，若父子之道既絕，累世之恩既忘，何以為人，何以為國。

可見，宗藩關系對漢文化圈內人的思想影響之深厚。

不過呢，隨著19世紀歐洲列強對亞洲的侵略，清朝的附屬國不是被吞并就是淪為殖民地，清朝的宗藩體系崩塌后，也開始逐漸建立近代化的外交，比如和大韓帝國，日本帝國都建立了平等外交。（來自學史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