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歷史上絲綢之路有四條線路，西北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再就是海上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

作者姚偉鈞，華中師范大學社會文化研究院副院長，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評委，知名學者。

絲綢之路是一條東方與西方之間經濟、政治、文化進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的最初作用是運輸中國古代出產的絲綢。因此，當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李希霍芬最早在19世紀70年代將之命名為“絲綢之路”后，即被廣泛接受。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多哈進行的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宣布，中哈吉三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成為首例跨國合作申遺的項目而成功進入《世界遺產名錄》。中華民族之所以有今天的物質文明，之所以有今天如此豐富的文化，絲綢之路上的各國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與融合在其中發揮了一定程度的重要作用。

中國歷史上絲綢之路有四條線路，一個是西北絲綢之路，一個是南方，也就是西南絲綢之路，再一個就是海上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

西北絲綢之路在捍衛南北朝時期就形成了，重點經過西安、敦煌、撒馬爾罕、伊斯坦布爾、羅馬等多個空間節點。隋唐時期處于興盛期。新疆對伊斯坦布爾對歐洲的中介、輻射作用。宋元明清時期為持續發展期。

海上絲綢之路在漢唐時期得以形成發展。重點經過廣州、煙臺、泉州、沖繩、奈良和曼谷、馬六甲等，形成多個空間節點，到了宋元時期為興盛期。明清時期是繁榮期。鄭和下西洋、海外移民，以茶、瓷器為代表的華夏飲食文明在東南亞及印度洋、大西洋沿岸傳播，特別是與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的交流。特別是在元代，馬可波羅回到意大利以后，中國的繁榮富裕成為西方人向往的文明圣地，這個時候西班牙、葡萄牙就想繞過意大利、土耳其，通過海洋來到中國，牟取更大的利潤，這時候中國與西班牙的文化交流在明代以后就進入了一個繁榮時期。

早在先秦時期，各民族就以華夏族為中心開展了陸上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華夏族的谷物，常常供給北方和西北方游牧民族，如燕國的魚鹽棗粟，素以東北少數民族所向往。到了漢代，張騫出使西域，促進了內地與西域之間的飲食文化交流。與此同時，海上絲綢之路也發展起來。蔬菜瓜果是飲食經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歷史上比較常見的百余種蔬菜中，漢地原產和從域外引入的大約各占一半。漢唐以來，中原內地通過絲綢之路與各民族的飲食文化交流，引入了一些蔬菜品種。這個時期引進的蔬菜瓜果以苜蓿、蕓苔、菠菜、萵苣、胡瓜、胡豆、胡蒜、胡荽、葡萄、石榴等為主。海上與陸上絲綢之路一樣，有著悠久的歷史，對我國和世界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它遠遠不止是向外傳布絲綢，隨著海外貿易的發展，它把我國古代的發明創造如指南針、火藥、造紙和活字印刷術、瓷器、醫學、中草藥等也象最初傳布絲綢一樣，傳布到世界各地，同時也把外國的飲食文化及其食物品種如龍眼、占城稻、玉米、番薯、煙草、花生、土豆等傳入中國。這種文化的交流，促進了廣東飲食文化的發展。海上絲綢之路以絲綢為開端，把世界各地的文明古國連接在一起，給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廣州作為一個港口城市，在我國的海外交通和貿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其它城市無法相比的。秦漢時海上絲路已經興起，廣州已是一要港。魏晉南朝時期，通往印度洋的絲路開通，廣州在南海中的樞紐地位得以確立。唐代廣州迅速繁榮，臻于極盛，宋代又有所推進。元朝時泉州取代廣州，成為中國對外貿易主港，明代外貿中心又回到廣州，一直到清中期。通過這條航線，我國的絲綢以及陶瓷、茶葉等商品源源不斷地輸往沿線國家，同時沿途各國出產的產品或由他國販來的商貨運來我國，所以廣州不僅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航點，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最重要港口，它在絲路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港口無法取代的。

據史料記載，唐宋時期，外國人沿海上絲路前來廣州留居者，有大食、波斯、天竺、獅子國、真臘、訶陵等國商人，據說有十余萬之眾。有的留居數十年而未歸。于是便出現了歷史上的所謂“蕃坊”。蕃商和華人相處甚洽，有的還“嫁娶相通”。當時同住廣州的人，語言、風俗各異，海外的舶來品充塞市場，一派國際性港市的氣氛。這時陶瓷從海上絲路的大量輸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品種繁多，名窯輩出。1977年在珠江口外伶仃島附近打撈到唐代的陶瓷，小四耳缸及碗均套在大四耳缸內。海南島東部陵水縣海灘出土的青瓷碗，也是十個一捆堆放著，體現當時包裝運輸的高超水平。宋瓷遠銷日本、占城、真臘、三佛齊、閣婆、天竺、大食，以至遠達東非海岸的層拔(今坦桑尼亞)等廣大亞非地區。

這些資料充分說明古代廣州在促進廣東飲食文化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飲食文化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

(本文來自中華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