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29日，古都金陵寒意未消，原本冷清的國府路(今長江路)上張燈結彩、好不熱鬧。——“行憲國大”于一片吵鬧聲中在國民大會堂匆匆開幕了。

開幕式上，“國大”代表僅有1697人到場出席，略超過應出席代表總額3045人的半數“國民大會”檔案，藏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蔣介石在開幕詞中吹噓，這次大會是“中華民國實行民主憲政的開始”;強調“戡亂與行憲應該同等重視”，不應“戡亂而延緩憲政的實施”。似乎頗有一番還政于民的誠意。

其實，蔣介石十分心虛，惟恐出席的“國大”代表再在會議中制造事端。所以早在開會前，他就布置中常會于3月3日通過了一個《國民大會黨團組織辦法》，規定，凡參加國民大會的每一基層選舉單位只要有黨團員30人者得組織黨團干事會，在中央則成立由陳立夫控制的黨團指導委員會。這兩級臨時機構要求黨團員在開會期間：(一)切實執行命令;(二)為黨服務，任勞任怨;(三)犧牲小我，服從決議;(四)捐棄成見，共同奮斗。黨團指導委員會如發現黨團干事或黨團員言論行動有逾越黨團規定之范圍，而使本主張遭受失敗者，得視情節輕重，報請中央議處。以此達到全黨在“國民大會”期間團結意志，齊一步驟之目的。南京國民政府檔案，藏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蔣介石自以為在會議中建立了黨團組織便可順利地貫徹其意志了，可事出意料，當他在開會詞中強調此次“國民大會的使命，只是行使選舉權，以完成中華民國政府的組織”之后，代表們的意見卻與之相左。絕大多數代表對蔣的開幕詞和《國民大會議事規則》不滿意，認為“大會職權太嫌空洞”，強烈要求擴大國大職權，“對于當前時局及政府施政方針，應有廣泛之檢討。”起碼也應使“國大”有“顧問國是”之責。此項建議以絕對多數贊同而獲通過。于是，會議自9日起，即安排政府各部門的施政報告和代表發言。

從4月9日至14日，分別由蔣介石、白崇禧、俞鴻鈞、王世杰、張厲生、朱家驊、谷正綱作施政報告和財政、經濟、交通、糧政、外交、內政等方面的具體報告。蔣介石在《施政報告》中，一方面不得不承認“生產萎縮”、“經濟失調”，經濟形勢“相當嚴重”;軍事上，在各戰場“國軍兵力不免消耗”，“遭到相當犧牲”。但又吹噓法幣的準備“非常鞏固”，“經濟的基礎并未動搖”，“國軍并無重大損失”云云。并在大肆宣揚“克復延安”戰略意義的同時，侈言：“在最近六個月以內，國軍有絕對把握消滅黃河以南匪軍所有兵力。”其他人的報告，與蔣介石如出一轍，無不承認形勢之嚴重，但一觸及到具體情況，都掩過飾非，謊話連篇。因此，大家不感興趣，有的代表干脆逃會，即使到會的代表也精神不振，竊竊私語者有之，閉目養神者有之，嗑瓜子者有之，猛抽香煙者更有之，一時會場十分冷落。反之，一到討論報告之檢討時，不僅代表們到得齊，而且爭先恐后要求發言，登記發言者達二三百人之多。盡管蔣介石在《施政報告》中一再規勸各位代表：“切不可重視細節，議論紛紛，爭持不決”，甚至懇求大家，“為了國家，程序愈簡單愈好，議程的進行愈迅速愈好”。但“國代”們偏偏不理睬蔣的意見，對部長們的報告進行了“尖刻批評”。特別是北方代表，在臺上大罵政府，臺下代表為之鼓掌喝彩;也有的代表在臺上頌揚政府，臺下代表則發出噓聲、尖叫聲、跺腳聲，會場吵成一片。多少年后，當司徒雷登憶及當時這一場面，對“會場秩序混亂，人們大喊大叫，行為惡劣”，仍有極其深刻的印象。

而“國大”進行之余，則完全籠罩在應酬吃喝之中，代表們吃不勝吃。“一天收到三五份請帖是常事，甚至有人一接就是十數份請帖。南京的大小菜館飯店家家滿坑滿谷，連秘書處中上級人員每晚都有白吃一頓酒宴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