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制度

西周分封制度按照周制，大國諸侯有時還可以兼任王室的官吏，如周初衛康叔為周司寇，西周末期鄭桓公為周司徒，都是其例。諸侯在其封國內設置的官制，大略與王室相等，還有軍隊各自成為一方之主。周天子對諸侯擁有較大的權威，諸侯還能聽命納貢。《左傳》昭公十三年說：“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除貢納外，還需朝覲述職，出兵從征。周天子有權干涉諸侯內政，有時還向諸侯國派遣監國的使臣，與諸侯并稱為“諸侯、諸監”。

西周時期，周天子尚能號令諸侯，進入東周，周王室權威下降，諸侯多不履行對王室的義務。王室本身還要依附當時之大國晉、鄭與衛，更不用提號令諸侯之事。周鄭交質與“射桓王肩”，更讓周天子之僅存之威嚴也亦喪失。然列國之諸侯在名義上仍為周王之臣屬，除楚國之外，多無譖越稱王之舉。齊桓公提出尊王攘夷，更多是為自己本國利益服務，然亦使周王威略有上升。五霸之君主多亦在此口號下行事，即表面尊王，實則行擴張兼并之實。進入戰國之后，國家兼并多已完成，周王朝之諸侯國，僅剩20多個，其中最大者七，號為戰國七雄。戰國之世，除魏惠王、齊威王曾有朝周之舉，然亦是作秀，其他諸侯國之國君已再無朝周之舉。

世卿與世祿

周王是全國的最高統治者，僅次于周王有師、保兩大官僚。師、保即太師和太保，掌握朝廷的軍政大權，并且為青少國君的監護者。這種政治上的長老監護制度，是從貴族家內幼兒保育和監護的禮制發展而來，并由此形成的一種官職。中央政權有兩大官僚系統，分別為卿事寮和太史寮。

卿事寮

金文中的“卿事”，就是文獻中的“卿士”。《說文》云：“士，事也。”兩者都稱為寮，說明是當時的兩大官署。卿士僚主管王朝的“三事四方”。所謂“三事”，是指王畿內的三大政事;“四方”指王畿以外的諸侯事務。卿事寮的長官早期是太保和太師，中期以后主要是太師。[86-87]屬官主要是“三有司”，即司馬、司土(徒)、司工(空)。司徒是掌土地徒役的官;司馬是掌軍賦的官;司空是掌建筑工程等的官。三司之外有司寇，是掌刑獄警察等事的官，地位較低。又有“師氏”、“亞旅”、“虎巨”，是掌軍旅的官。有“趣馬”，是掌馬的官，“膳夫”，是掌王食和出納王命的官。“古代兵刑不分，卿事寮的長官，無論太師或太保都掌握軍政大權，所以召公和周公都曾出征過。

太史寮

太史寮的長官是太史，主管冊命、制祿、祭祀、時令、圖籍等，

周天子駕六既是文職官員的領袖，又是神職官員的首領，其地位僅次于卿事寮。其屬官，根據《禮記·曲禮下》主要有“六大”，即：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六大”亦稱“天官”，這些官職來源可能比較原始，并且看作神職是有來歷。六大之中，以太史為長。太史與太師、太保一樣，都可稱為“公”。如召公官為太保，周公官為太師，畢公官有太史、而都被尊稱為“公”。周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所以六卿職守中的多數與宗教事務有著密切關系。中期以后的宗教職能在政權機構中逐漸削弱，“因而明保、明公、皇天尹大保、大保之類的官職已不復見，這意味著政務官職機構的擴大、也說明西周王國的官僚機構有了發展。

封建制度“封建制”也稱“分封制”即古漢語“封建”的原始含義;古文獻中之“封建”即“分封制”。“封建制”在周朝時期是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劃分為諸侯的社會制度，在“封建制”下，國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別由獲得封地的諸侯所有，他們擁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資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繳納一定的進貢即可盡義務，即相當于中世紀歐洲諸王國與羅馬教廷的關系，即現代意義上的聯邦的基礎。周王是共主性質的(共主是氏族社會遺留的領袖模式，禹為最后的氏族共主)。諸侯的土地理論上在其死后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分配，但一般是世襲。

宗法制度這種制度確立于夏朝，發展于商朝，完備于周朝，影響于后來的各封建王朝。按照周代的宗法制度，宗族中分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稱天子，稱為天下的大宗。天子的除嫡長子以外的其他兒子被封為諸侯。諸侯對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國內卻是大宗。諸侯的其它兒子被分封為卿大夫。卿大夫對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內卻是大宗。從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因此貴族的嫡長子總是不同等級的大宗(宗子)。大宗不僅享有對宗族成員的統治權，而且享有政治上的特權。后來，各王朝的統治者對宗法制度加以改造，逐漸建立了由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組成的封建宗法制。

井田制度井田制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土地國有制度，商時有文字記載，西周時盛行。那時，道路和渠道縱橫交錯，把土地分隔成方塊，形狀像“井”字，因此稱做“井田”。井田屬周王所有，分配給庶民使用。領主不得買賣和轉讓井田，還要交一定的貢賦。領主強迫庶民集體耕種井田，周邊為私田，中間為公田。而其實質是一種土地私有制度。(夏商西周，一切土地屬于國家)。

禮樂制度西周春秋時代所講究的“禮”，是貴族根據原始社會末期

編鐘父系氏族制階段的風俗習慣加以發展和改造，用作統治人民和鞏固貴族內部關系的一種手段。目的在于維護其宗法制度和君權、族權、夫權、神權，具有維護貴族的世襲制、等級制和加強統治的作用。當時許多經濟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常常貫串在各種禮的舉行中，依靠各種禮的舉行來加以確立和維護。

制禮作樂的周公旦到春秋后期，就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這些卿大夫在奪取國君權力的同時，不但僭用諸侯之禮，甚至僭用天子之禮。按禮，天子的舞用“八俏”(“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這時季孫氏也用“八佾舞于庭”，孔丘斥責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禮，天子祭祖唱《雍》詩來撤除祭品，這時魯的三家都“以《雍》撤”，孔丘認為這種事不該出于“三家之堂”。按禮，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這時季孫氏“旅于泰山”，孔丘又指責他不懂禮。卿大夫這樣“僭禮”，實質上就是奪取政治權力的一種表現。禮樂制度主要用來維護宗法制度和君權、族權、夫權、神權。《荀子·禮論篇》說：“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族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所說“禮之三本”，天地代表神權，先祖代表族權，君師代表君權。后來統治者以天、地、君、親、師作為禮拜的主要對象，就是根據這個理論。

國野制度國野之制在商代情形一般難以確定。西周國野之制最為典形，到春秋時期國野之制開始瓦解，到戰國則普遍為郡縣。 周初周公東征和武裝殖民。

被封到齊國的姜太公周朝是由位于岐、渭至河洛之間的“小邦周”發展而來。成功取代“大邦殷”而有天下之之后，但勢力并不能有效控制商朝所有的領土。原商朝大部分地區，其民眾與周人無論文化還是其他方面，都很不相同。為了進一步穩固控制東方之土，周公東征，摧毀商殷及同盟淮夷的勢力。東征勝利后，在全國要沖大封同姓、異姓和古帝王之后于新占領的東方，以“藩屏周”。周初這種分封，其實是一種武裝殖民。這些重要的武裝殖民據點主要有：齊、魯、燕、宜(吳)、蔣等諸侯國.國與野。周朝所分封之貴族及其所率領的公社農民進駐新占領的區域后，首先是建立一個軍事據點，這樣的據點稱之為“城”，也稱之為“國”。

而“國”之外廣大區域稱之為“野”。王朝的畿內和諸侯國都有這種國野之分，即鄉遂之別。 王畿以距城百里為郊，郊內為鄉，郊外為遂。王朝六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周代的“國”和后來的商業城市不同，它對“野”沒有調節生產的功能。其生計一般都要仰賴“野”的供給，所以周人的殖民營國也兼閡野。國野之分，亦帶動國人與野人的不同政治地位。國人與野人同屬平民階層。所謂世卿，是指在天子或諸侯之下之世族世襲享有卿的地位并且掌有政權者。如周公之職，直到東周中期仍然為周公旦家族所世襲，同樣還有召公一職。這種世卿制度與民族集團互為表里，世代執政本于氏族共治之習，而氏族的存在也仰賴于世代把持官府，故曰：“棄官，則族無所庇”。

掌政的世族都要盡量把持他們的既得利益，同一氏族的成員是不輕易排斥于權益圈之外的。所以，魯有三桓，鄭有七穆，原先都是兄弟，宋的華氏當權的更多。所謂“政由寧氏” ，則是舉族而言的。世族之身份和地位，并不是天子和國君所能決定，而由世襲而成。世族有和周王同姓異姓之分，他們的形成各有特點。周王室的世卿巨室大多是周初東征的貴胄，不是周王之親戚就是傳統大氏族的后代。周初東征之際，往往有的兒子在外殖民建國，有的兒子留守王室輔政，此即春秋時代隨武子所說的“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