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的印象中，過去，不只帝王荒淫，可以與除妻子以外的N個女人發(fā)生性關系，即便是非帝王男子，也是可以討幾房老婆的。似乎，中國古代男子都是幸福的男人，至少性滿足程度上比現(xiàn)在男人好。過去男子當真可以由著性子與異性發(fā)生關系？答曰：否。中國古代男子的性行為是受到嚴格限制的，即使是諸侯，納妾的數(shù)量也有規(guī)定。《春秋公羊傳·莊公十九年》：“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侄、娣從。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即此“諸侯一娶九女”說法的原始出處。從這里可以知道，諸侯一下子就能娶到九個女子，是沾了原配的光。原配娶來時，兩個“媵”(小妻)會跟她一起過來，而“媵”又有兩個陪嫁女。這樣原配與兩個“媵”，加上各自己所帶的陪嫁女，就是九個女人了。這是諸侯的“艷福”，其他男子可遇不到這樣的美事。雖然有“一夫多妾”的說法，但一般官員想多納個妾也非易事，“庶人”則干脆禁止納妾。

漢蔡邕所著的《獨斷》稱，“卿大夫一妻二妾”，除非有特殊貢獻，才可以最多娶八個妾，“功成受封，得備八妾”。有點文化和身份的人，可以娶一個妾，即“士一妻一妾”。普通老百姓是不準娶小老婆的，“庶人一夫一婦”，和現(xiàn)在一樣，是一夫一妻制。即使夠格納妾，也不是一生隨時都可以娶的。明朝，親王一級的，“許奏選一次，多者止于十人。”世子及郡王則少多了，減了一多半，“額妾四人”，一生一般就是一次，除非無后，才可擇二次。

元朝大概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明文規(guī)定老百姓(庶人)不得娶妾的朝代。《元史·良吏》(列傳第七十八)記的第一個“良吏”叫譚澄，是元世祖忽烈當政時主管農(nóng)業(yè)部門的高級官員。譚之所以得到老百姓的尊敬，他不只真心實意在幫助農(nóng)民兄弟解決溫飽問題，還為他們的香火著想，斗膽上書允許庶人納妾。如果不是譚澄上書忽必烈，元朝的普通男人一輩子恐怕都別想有討妾之艷福。

明朝，與漢、唐一樣，是中國歷史上性觀念較為開放的朝代，比宋、元時期寬松多了。但是，雖然明朝的帝王大多荒淫無度，但對民間的男女關系控制則從緊，庶人娶妾也是不許的，“仿元制”。婢女可以和男主人發(fā)生性關系，這似乎成了中國古代家庭里的一條“潛規(guī)則”。實際上，男主人與婢女發(fā)生性關系并不是隨便來的，同樣受到限制，有的甚至因此被處分。《唐會要》記載，“開成四年二月，刑部奏：大理司直張黔牟在寺宿直，以婢自隨。”張黔牟帶著婢女一起值班，受了處分，“合判官一任，當徒一年”。與納妾一樣，也不是什么樣男子都能蓄婢女的。明朝萬歷年間，鑒于普通人家蓄養(yǎng)奴婢現(xiàn)象出現(xiàn)較多，民風日下，左都御史吳時來申明律例六條，其中第一條是，“庶人之家不許存養(yǎng)奴婢”，“潛規(guī)則”對普遍男子是行不通。

那么，不準納妾、蓄婢，普通男子“包二奶”、嫖娼總可以吧？也不盡然。在唐朝，“包二奶”有一個專有名詞，叫“置別宅婦”。當“別宅婦”，在唐朝不算出嫁，所以“別宅婦”都屬未婚女性，即便生了小孩，也不能改變身份。唐玄宗時期，別宅婦曾一度被禁。《唐會要》(卷41)記載：“開元三年二月敕：‘禁別宅婦人，如犯者，五品以上貶遠惡處，婦人配人掖庭’。”李適當皇帝時，翰林學士吳通玄娶宗室女為外婦(“別宅婦”)，還作為一大罪狀，被人告到李適面前。可見，有權有勢的唐代男人“包二奶”，也是要小心謹慎的。自然，置“別宅婦”非一般男子所能為。

嫖娼大概是古代男子尋歡找刺激的一條捷徑，但得有銀子。可見，嫖娼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消費。那么，達官貴人是不是就可以隨心所欲呢？從史上看，有的朝代可以，有的則不可以。如唐朝，官員嫖娼并不犯過，但到了宋、元兩朝就不行了，官員是不能狎妓的，妓女向官員提供性服務，要被罰款。中國古代男子“艷福”到底有多深？看了上面的文字該明了了吧。說到底，“艷福”是留給極少數(shù)特權男子的，此外的人只是想得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