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繡是東漢末年的一個軍閥。先是跟從自己的叔叔張濟一同效力董卓，在董卓死后，自己的叔叔引兵東歸之際戰死，于是在196年屯兵于宛城。由于缺乏自己獨有的政治理想。公元197年，曹操南下之際，投降了曹操。后來因為曹操自身的原因：勾引其嫂嫂，拉攏其大將并伺機消滅張繡。出于恐懼，張繡先發制人，偷襲曹操。宛城一役，殺死其長子曹昂，侄子曹安民，猛將典韋為掩護其主公撤退戰死。

此戰而言，對于尚未成為主要霸主的曹操而言，無疑是沉重的打擊。雖然在政治上曹操占據了優勢，但是軍事上的失利尤其為董承等內部的擁漢派提供了口實。曹操不得已，在失利之后不得不選擇撤軍。事實上，曹操這一種方式有很多借鑒的歷史可以參考。在赤壁之戰之后的瘟疫流行的自行撤退(在赤壁之戰中，我采納了曹操自行退軍而不是周瑜黃蓋的東風計的解說)，漢中爭奪戰失利之后的撤退。這是為什么呢？

因為曹操本身的政治出身和強大慣性的擁漢派存在的緣故。曹操的軍事成功與否是制約、平衡集團內部重要甚至是除了經濟手段以外的第三政策(其二是扶植提拔以戰功為主要對象的中小地主階級以鞏固其政治和階級地位)。所以，一旦面臨失敗，曹操必然會退軍，自然就會不久在內部進行一場對于擁漢派的一次清洗的根源。所以曹操的撤退是必然，同時呂布的發展引起了曹操的顧慮，所以暫時放棄了軍事復仇。在平定了呂布陳宮叛亂之后的這一背景下，張繡聽從賈詡的話語又一次投靠了曹操。可是奇怪的是，曹操為什么沒有殺掉他呢？

這是因為，張繡這個時候的個人生命安全的保全對于曹操和其他的政治派別來說，不僅僅只是一種簡單的具體的血肉人而已。而已經成為曹操對外的一種政治宣傳和榜樣。這一點，在漢光武帝攻打洛陽的時候饒了殺死自己哥哥的敵人是一樣的道理。利用這種政治符號對外進行一種自我政治意圖的重要宣傳。這才是張繡活下來的原因之一，而根本的是，張繡的生存狀況的好壞居然是取決于袁紹的實力發展，因為敵人的強大，曹操不得已在政治上饒過張繡以張繡作為自己政治道德的一種宣傳存在。張繡自然明白這個道理：《魏略》言：曹丕因曹昂戰死之事對張繡不滿，說：“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邪！”張繡心不自安，自殺。這種不安正表明了張繡對于自己地位的心知肚明。在面對曹丕的咄咄逼人之際，不得已為保全自己家人而自殺已保全家族和完成其曹丕的奪嫡動機。

上文提到，張繡的存在對外是曹操宣揚其政治道德的一種活教材。自然在面對大敵袁紹的時候就有相當的引誘和道德美化的過程，所以，曹操強行忍住殺子之痛和猛將戰死。但是，200年的官渡之戰，一直到207年徹底平定北方之后，曹操才從軍事威脅上徹底消除袁紹在河北山西以及漠北的影響。這也正是曹操要建都于鄴的重要原因。這點我其實不怎么明白，但是后來在田余慶先生的《微探》中的曹操與袁紹一文中得到答案。袁紹家族的四世三公以及代表的儒家思想的龐大慣性使得即便是采取了其軍事勝利之際，也同時需要在思想上戰勝敵人。作為寒門法家代表的首腦，曹操果斷將東漢的政治核心一分為三，一于沛國譙，一于許昌，一于鄴。以其通過對于這種分割加強對于各地的控制和影響力。(這里有伏筆)。因此，正有賴于袁紹如此實力，張繡才茍延殘喘了延續自己八年的生命。

因此，這可以解釋，一旦外敵不在，張繡對外效果的影響力必然會下降。自然，曹操對于張繡的態度就會發生驚天變化。只是：

A.199年，張繡聽從賈詡的建議，再次向曹操投降。張繡到達后，曹操牽著張繡的手，一起參加宴會，為自己的兒子曹均娶了張繡的女兒，并封張繡為揚武將軍。

B.205年，張繡跟隨曹操在南皮擊破袁譚，再次增加食邑，一共2000戶，當時天下戶口劇減，十戶才留下一戶，將領中封邑沒有達到1000戶的，唯獨張繡特別多。

正是這種政治地位的重視和提高使得曹操在處理張繡的問題上產生了巨大的悖論。也正如許攸一樣，決漳水之后，被許褚殺死一樣，沒有曹操的許可，可能么？但是正因為張繡地位的崇高和政治勢力的強勢，才不會使得諸如許褚等軍事將領來完成這一政治目的。所以，曹丕在這個時候就華麗麗的登臺了。

其實，熟悉嫡長子繼承制度的人都知道，長子死后，其實得益最大的正是曹丕，那么這樣而言，曹丕應該是要感激張繡而不是殺死張繡以及誣陷其子的重要緣故。張繡的死罪卻增強了曹丕的政治地位，并因為丁夫人不徹底原諒曹操的緣故。極大的改善了汴氏以及其四子曹丕、曹彰、曹植、曹熊的政治地位。在隨后的歷史可以發現，曹丕占據京城，而曹彰領軍于塞外。這自然是曹昂戰死的一事帶來的巨大政治效應。可是曹丕為什么要痛下殺手對待張繡呢？

嫡長子制度的不完善。雖然，中國歷史造就了嫡長子制度，甚至使得后來的一些少數民族政權接受，但是在東漢中晚期，這種傳統的政治慣性遭到了外戚和宦官的嚴重破壞。甚至在西漢的時候霍光的權力可以廢除帝王另立新君。這自然是嫡長子制度的不完善的原因。曹昂早年追隨其父親，自然已經被培養成軍事和政治上后備人才。但是他的死，使得世子地位的空缺。這種政治真空打破其后曹操的兒子在能力上劍走偏鋒。世子的陣亡為曹操在重新培養其接班人上提出了時間要求。而其幾子在能力和閱歷上的擴充必然就會開始并引發曹操的猜忌。事實上，戴鐸在上書雍親王時候指出：“論者謂處庸眾之父子易，處英明之父子難;處孤寡之手足易，處眾多之手足難。何也？處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長，恐其見棄，過露其長，恐其見疑，此其所以為難。”這種難，自然為曹丕在增強自己的政治閱歷帶來了極大的困惑。一方面是父親重新開始審視接班人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是這種政治和軍事閱歷增加如何不引起其父親及其朝野的懷疑。因此，張繡殺死曹昂既給其帶來了空前廣闊的政治前景，同時也帶上了其沉重的政治負擔和危險。所以，在徹底解決北方袁紹集團的過程中，張繡已經成為曹丕奪取政治資本的獵物。張繡，我不得而知曹操是否還恨他，但是在魏諷案中對于張泉冤案居然沒有任何表示。這一點可以作為旁證來證明曹操對于張繡的態度是如何的復雜。正如許褚完成了曹操內心的所想，殺死了不尊重他的許攸。曹丕也敏銳的抓住了曹操內心的思想，利用其自身的特殊身份威脅逼死了張繡。

為什么逼死張繡？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三國志 魏書二十 武文世王公傳第二十》。這正解釋了曹操在對待接班人的過程中，對于曹氏后代的防范和警惕。這種反常的警惕自然在張繡殺死曹昂事件過程的時間推移，加重了對于曹操在接班人的疑慮。自然，為其父親解決政治難題成為逼死張繡的主要原因。因為如此，逼死張繡，解決其父親的難題，同時就可以洗去自己奪嫡的政治野心或者說是掩蓋自己的政治野心，以其逃過其父親的懷疑。在序中我提到皇長子胤禔殺死皇太子允礽。因為隨意的誅殺大臣都是重罪，而且是嚴重破壞其政治威望和道德的事情。康熙出于自己留名的需要嚴厲駁斥和懲罰胤禔，通過這種強烈的懲罰來杜絕天下對于康熙的猜忌和懷疑。自然，曹操也會因此在處理張繡的問題上保持一種模糊的態度。而隨著戰局的明朗，機會天然的創造。曹丕適時得到了這個贏得曹操心態的機會。而又因為對于曹操態度的揣摩的不確定，和鑒于張繡的特殊地位。所以采取逼死而不是像對待其子一樣進行政治屠殺一樣。由此可見，這件事有且只有曹丕才有如此的身份和動機將其逼死。還有就是曹操此時正值壯年，政治生命依賴于身體的年限還十分之長。如果曹丕有任何諸如康熙年間皇長子的愚蠢舉動都是及其致命的一種政治死刑。康熙尤其在自己的政治末年果斷先后廢除皇長子，但是卻消耗大量的精力，以至于使得皇儲位置空虛。而正值壯年的曹操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主要的敵人袁紹消滅使得曹操有能力有精力對于這種問題進行處理和控制，這就加劇了曹丕的恐慌。

因此，逼死張繡做出一種政治表白對于曹丕而言是十分劃算的買賣。而張繡也是出于對于自己家族的考慮，不得不選擇自殺以其取得曹操的諒解。可是他那里知道，這種自殺沒有為其子解決活路，反而為曹丕再一次利用，做足了政治文章。那便是魏諷謀反一案。

魏諷字子京，沛人(一說為濟陰人)，有口才，整個鄴城為之傾動。鍾繇因為這個原因舉薦他。曹操與劉備相持于漢中的時候，魏諷潛暗自結黨營私，又與長樂衛尉陳祎謀襲取鄴城。還沒有到舉事日期，陳祎心中恐懼，向曹丕告密，曹丕誅殺魏諷，受牽連者數十人。

其實不難理解，這種背景。因為魏諷謀反案中涉及的大多是荊州人士。關羽的北伐自然會帶給原荊州集團人士一種沉重的政治負擔。曹丕以魏諷案為借口大肆屠殺，曹操自然也不會多說什么？畢竟穩定高于一切。但是我個人認為魏諷案件是一場莫須有的冤案。(在網吧就不多說，以后有機會再解釋)。而我在提綱中列出的耐人尋味，其實指的就是其中的張泉案件和劉廙坐弟、粲子死案件。

張泉的死固然是曹丕在奪取嫡長子制度對曹操進行的一種政治表白。但是，只是張泉的死已經沒有太多的意義，已經隨著時間的流逝失去了其政治意義。充其量只能作為逼死張繡的一個尾巴而已，以便徹底表明自己不奪取長子的這種政治野心的洗白的最后善后而已。此其一，所以魏諷案件自然就會延伸于張泉，這自然是曹丕的政治陰謀對象之一。

其二，此案最大的耐人尋味出現了。那就是作為與袁紹爭奪的寒門法家的曹操居然援引儒家條例駁斥了魏律。這才是魏諷一案是冤案的決定性證據。曹丕利用其父親的寒門法家的法律手段消滅對手，而作為其父親的居然違背自己的政治理念對冤案進行網開一面，本身就是對于魏諷案件的懷疑。其實，曹丕在這種手段的利用中充分利用其父親的理念進行政治屠殺，而察覺其中用意的曹操自然不能坐視曹丕擴大此案，不得已采用儒家的手段將此案硬生結束。而曹丕為什么要在這個緊要關頭進行政治屠殺呢？其實，只要看到曹丕政治屠殺的檔案就應該可以明白。這些被殺死的對象有很多都是不屬于曹丕的勢力范圍的，也就是與曹丕親善的大家族勢力(比如司馬懿)，對他們進行一場屠殺，自然就可以削弱其登機的阻力。而這種急切，來源于曹操漢中爭奪戰失利的表現，曹操在漢中戰役的失利已經表明曹操已經徹底放棄了軍事斗爭和軍事生涯。所以我們才會看到曹操在漢中爭奪戰和關羽北伐的一種失態之言，這一切都說明了一個問題——曹操已經老卻了。

正是因為曹操的老卻，在制約曹丕的能力上自然就會衰退。而曹丕在進行207年的掃尾，對荊州人士大加屠殺，以及樹立自己的政治威信等諸多原因中，便造成了魏諷案件。這自然讓曹操異常警覺，所以伸出援手，救下幾個人。其實，對于謀反，曹操從來都是用嚴厲的手段。在對待這種威脅的政治敵人采取“放縱”(劉廙坐弟案)和“表態”(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嘆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后。”)根本不符合其一貫的政治意圖。這種表態自然是曹操對于魏諷案的懷疑，但是卻不能進行全面的翻案，只能采用折中的手段，用儒家方式快刀斬亂麻解決了此案。至此。魏諷案中，曹丕成為最大的贏家。曹操的老卻和病魔纏身，導致其政治斗爭的下降和精力的渙散。曹丕成功利用此案試探其父親的態度，結果大獲全勝。并堅定了曹丕奪嫡的政治決心。并最終為曹丕的勝利獲得了成功奠定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