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學者，一個軍人，胡適與張學良之間本不應該有什么關系。

一個文臣，一個武將，胡適與張學良之間又注定要有什么關系。

“張學良”這個名字，總是與抗日聯(lián)系在一起的。于是，胡適與張學良之間短暫的交往，自然也離不開抗戰(zhàn)這個大背景。

1931年9月18日，這天對每個中國人來說都是刻骨難忘的。

當夜，日本關東軍自行炸毀南滿鐵路沈陽北郊柳條溝附近的一段路軌，卻誣蔑說中國軍隊破壞鐵路并襲擊日本守備隊，以此為借口向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發(fā)起炮擊，南滿鐵路沿線的日軍也同時向沈陽發(fā)起攻擊。

這個時候，東北軍年輕的少帥張學良在哪里呢？有人謠傳他正和明星胡蝶相擁而舞。實際上，他正在北京中和戲院觀看梅蘭芳的《宇宙鋒》。

對于九·一八事變，胡適的反應異乎尋常地冷靜。他在日記里記道：

1931年9月19日

今早知道昨夜十點，日本軍隊襲攻沈陽，占領全城。中國軍隊不曾抵抗。

午刻見《晨報》號外，證實此事。

此事之來，久在意中。八月初與在君都顧慮到此一著。中日戰(zhàn)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仍然是這一個國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看得出來，胡適的冷靜在于他對日本的侵略早有預見。然而，對于侵略本身，對于中國軍隊的不抵抗，他毫無憤慨、抗議，似乎有將日本侵略的原因歸于自己“事事落在人后”之意。因而，在抗戰(zhàn)初期，他是主和而不主戰(zhàn)的。對于他人的抗議，他甚至以為“太幼稚”。

1931年9月23日

“爸爸，張學良造反了！”孟和和我同訪顏惠慶先生，談太平洋會議的事，我們三人同發(fā)一電：(英文)鑒于日本軍閥侵占滿洲，我們相信此次會議對于

中日關系很難達成共識，故建議理事會將會議延期。

孟和要加“除非日本代表表示否認日本軍閥之行為”，這未免太幼稚了。

不僅如此，胡適與丁文江、蔣廷黼、傅斯年還準備擬定一個對日妥協(xié)的方案供當局參考，只因分歧太大而作罷。對于主和的理由，他認為中國無論是經(jīng)濟力量還是軍事力量，都無法與日本抗衡。與其白白奉上血肉，不如求和。其次，他并不反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對共政策，主張迎戰(zhàn)不如先求國內統(tǒng)一。最重要的，他認為在日本與英、美、蘇等國的矛盾沒有惡化的情況下，中國貿然迎戰(zhàn)將不會贏得國際援助。胡適的反戰(zhàn)言論一經(jīng)披露，即招致猛烈抨擊。1932年3月日軍扶植溥儀在東北成立偽“滿洲國”。溥儀重溫了他的皇帝夢。10月，國際聯(lián)盟調查團發(fā)表關于中日問題的“李頓報告書”，宣稱“九·一八”事變并非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國，并主張設立“滿洲自治”政府。在一片責罵聲中，胡適卻說：這是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而且“滿洲自治”也沒有什么不可以。

事實證明，所謂“和平運動”完全無法抵擋侵略者的侵略步伐。就在主和派與主戰(zhàn)派激辯之時，日軍繼吞沒東三省后，繼續(xù)向中國的縱深挺進。1933年1月，日軍占領山海關及臨榆縣城，隨即直指熱河。為保華北門戶，張學良征得“政府”同意，欲誓死保衛(wèi)熱河。然而，民心渙散，軍心不穩(wěn)，熱河一點點地被蠶食。

我忍不住對他說：事實的宣傳比什么都更有力。我們說的是空話，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實，我們如何能發(fā)生效力？最好是你自己到熱河去，把湯玉麟殺了或免職了，人民自然會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對他說天津朋友看見灤東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來，人心已去，若不設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

丁在君也說：湯玉麟的虐政，人民自然要記在張漢卿先生的帳上。

張將軍只能嘆氣撒謊而已。

國家大事在這種人手里，那得不亡國？

胡適日記里提到的“湯玉麟”是熱河駐軍司令，屬張學良部。大敵當前，湯玉麟無心征戰(zhàn)，卻忙于大量斂財，致使日軍長驅直入。湯軍暴政虐民和腐敗，作為直屬上級，張學良自然難辭其咎，但他似乎又無可奈何。所以，胡適才會“建議”張學良殺或免了湯，以收復民心。在這里，胡適只將眼光放在湯玉麟的身上，卻忽視了張學良才是最應負責的。丁在君所說人民將“賬”記在張學良身上，反而是抓住了根本。通過湯部的劣行，可管窺張學良東北軍的無能，也就不難解釋東北軍在熱河保衛(wèi)戰(zhàn)中潰不成軍的原因了。

第二天，胡適又到“后援會”，得知凌源也失守了。此時，熱河全省岌岌可危。胡適的心情不免郁悶又憤慨。

東北軍潰不成軍，張學良又與在華北駐防的馮玉祥、閻錫山不和，難以取得他們的配合。萬般無奈之下，張學良請求“政府”援助。然而，蔣介石正忙于在江西指揮“圍剿”共產(chǎn)黨，以實現(xiàn)“安內”，而對張學良的求助不加理睬。在這種情況下，胡適給蔣介石發(fā)電報，請求政府出面。他在日記里，這樣寫道：

1933年3月3日

到后援會。這時候大家都知道凌源丟了，《大公報》說赤峰也丟了。但高仁紱不信赤峰已失，他說昨晚尚得孫殿英來電。

晚上心極憤慨，擬一電與蔣介石，約在君與翁詠霓聚談，商改后用密碼發(fā)出：

熱河危急，決非漢卿所能支持。不戰(zhàn)再失一省，對內對外，中央必難逃責。非公即日飛來指揮挽救，政府將無以自解于天下。

然而，一切都太遲了。3月4日，熱河失守。此時，胡適不免也對張學良有了些許埋怨。連續(xù)幾天，他都在日記里記錄他的“極惡心緒”。

1933年3月4日

今日下午三時，在后援會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湯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歡迎敵軍。

自朝陽到承德凡二百英里，日兵孤軍深入，真如入無人之境。今天張學良對周作民說此消息，尚說他還有辦法！有辦法何至于此！

1933年3月5日

昨日進承德的日本先鋒隊只有一百廿八人，從平泉沖來，如入無人之境！

到后援會，人人皆感覺奇慘。

心緒極惡，開始寫一文，擬題為《全國震驚以后》。

在君寫了一篇《給張學良將軍的公開信》。

1933年3月6日

終日寫《全國震驚以后》長文，凡六千余字。

東三省及熱河先后淪陷，張學良很自然地成為眾矢之的，輿論的譴責、民眾的怨恨、政敵的仇視都讓張學良感受到從未有過的壓力和屈辱。盡管胡適在日記里也透露出對張學良的失望，但他在張學良遭受四面楚歌之時，卻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也許他意識到，讓張學良承擔這一切，是不公平的，他不過是“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罷了。于是，他將《全國震驚以后》以及丁在君的《給張學良將軍的公開信》一并交給張學良的同時，又給張學良寫了一封信，勸他辭職：

去年夏間曾勸先生辭職，當時蒙復書表示決心去職。不幸后來此志未得實行，就有今日更大的恥辱。然先生今日倘能毅然自責求去，從容交卸，使閭閻不驚，部伍不亂，華北全部交中央負責，如此則尚有自贖之功，尚有可以自解于國人世人之道。若不趁蔣、何、黃諸公在此之時決心求去，若再戀棧以自陷于更不可自拔之地位，則將來必有最不榮譽的下場，百年事業(yè)，兩世英名，恐將盡付流水了。

為聲援“熱河保衛(wèi)戰(zhàn)”，平津滬各界社會名流、各團體聯(lián)合組織了“東北熱河后援協(xié)進會”，由張伯苓任主席，胡適也是其中一員。看胡適那一段時期的日記，他幾乎每天都要去“后援會”，了解戰(zhàn)況，可見他對戰(zhàn)事何等關切。

1933年3月2日

到東北熱河后援會。

晚上到張學良將軍宅吃飯，他說，南淩已失了。他說，人民痛恨湯玉麟的虐政，不肯與軍隊合作，甚至危害軍隊。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熱河境內，即有二營長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后援會派人去做點宣傳工作。

如果以瀆職論，張學良理應辭職。但是，胡適勸張辭職，卻不是贖罪心理，而是為保前世英名和一份還算有名譽的下場。這樣的“勸辭”不免有些自私和不負責任，也可看出他對張學良是同情的、理解的。

也許張學良無法承受巨大的輿論壓力而早萌辭意，胡適的“勸辭”不過是幫助他下了決心。他在看完胡適信的第二天，就給蔣介石發(fā)了電報，請求辭職，以報國人。在這天的日記里，胡適這樣記道：

1933年3月9日

今日蔣介石、宋子文、張學良諸人在長辛店會談，結果未知。

實在悶不過，點讀《晉書》……

會談的結果很快就出來了：蔣介石同意張學良辭職，并安排他以出國考察的名義避走他國以逃開國內的反張聲浪。實際上，蔣介石早就在等著張學良開口說辭職了。在關鍵時刻只有將“替罪羊”拋出去才能保住自己，這樣的結局于他是再好不過的了。當然，他的安撫工作還是要做的，他對張學良說這只是權宜之計，實屬無奈云云。

胡適是第二天得到消息的。

1933年3月10日

上課后，得后援會電話，說張學良將軍決定要走了，要我們去作最后一談，六點，我與在君、夢麟同去，梅月涵也在，等了好久。七點始見他。他明說蔣介石先生要他辭職，他就辭了。已決定先到

意大利，次到瑞士。我們同他告別，就退出了。

無論從哪個方面說，張學良都只有辭職一條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