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911年，北京所有掌權的人們，沒有一個想到他們快完蛋了。我看到那個時代掌握大權的人留下來的日記，包括他們的回憶、他們的書信，沒有一個人在10月10日之前想過大清朝快完蛋了，從上到下都沒有。他們的日記整天記錄的就是吃飯送禮，看上去似乎真是繁華的“盛世”。

街上到處是燈紅酒綠，胡同里的生意好極了，澡堂里的生意好極了，就像香港今年出版的英國爵士巴恪思塵封了68年的《太后與我》所說的，不少有權有勢的人都在澡堂里忙著同性戀。這是一百年前的中國。巴恪思告訴我們晚清最后十年中王公大臣和將軍們的私生活。由于缺乏旁證，他的回憶錄不能完全當做信史來看待，但是也不能當做完全的八卦來看待，八卦中有信史，信史中有八卦，歷史就是這樣的復雜。王公大臣們的私生活是高度保密的，像巴恪思爵士這樣進入他們生活核心的，才有可能看到他們的真實生活。晚清當然是一個敗壞的時代，這樣的時代被消滅，大家會拍手稱快，沒有人會為它惋惜，所以大清朝脫軌是一個意料之中的事情，只不過不在掌權人的意料之中。

“慧星現，朝代變”

歷史不是一根直線，從來不是筆直前行，而是變幻莫測，充滿了變數。它有很多的意外，你本來想走進這個房間，一不小心被一塊小石子絆了一腳，你就跌到隔壁房間去了。百年前發生的這場革命，一場改變歷史的革命，相比較而言，死的人很少，因為參與的多方力量都有相對的人性底線，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命在這個意義上可以看做是一次和平轉型。

在《百年辛亥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序篇，我講到“神秘預兆”，在大清朝垮臺之前，出現了很多神秘的預兆，比如說老百姓中紛紛傳說天上將會出現一顆慧星，慧星現，朝代變。中國人的想象力真是豐富。浙江富陽的少年郁達夫每天半夜起床，跟著大人到富春江邊上看彗星，彗星出現就是天下要動刀兵，朝代要更迭，他說他連續起了好多次都沒有看到，但是有人看到了。有個人叫郭廷以，他后來成了有名的歷史學家，少年時代他生活在河南息縣，他看到彗星了。另外一個人，政治學家薩孟武在福州讀小學，親眼看到了彗星滑落;當時只有9歲的丁玲在湖南常德也看到了。還有其他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他們的身份或是官員、學生、士紳，在日記里分別記錄了在三個不同地方看到彗星的情況，綜合而言，可以證明那個時代彗星的滑落對民心造成了重大的影響。

到處都有這樣的想象，這種想象其實不是從1911年開始的，從1908年就開始了。光緒帝、慈禧太后在一天內先后離世，當時中國的朝廷命官、地方士紳和普通讀書人都在日記中寫下了他們內心的震驚，中國怎么一夜之間失去兩個領導者？那個時代雖然沒有電視、網絡，消息仍像長了翅膀一樣，從北京城飛到了廣州城，這太可怕了，舉國上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接下來怎么辦呢？選新君，這一點慈禧在臨死之前已經安排好了，1908年慈禧太后在死之前24小時安排了自己的接班人，一個3歲的、還在吃奶的小溥儀。溥儀非常不愿意，哭哭啼啼的，最不愿意的就是溥儀的媽媽，溥儀的爸爸載灃也只有26歲，抱著兒子進宮，簡直就是一次誠惶誠恐的履冰之旅，太可怕了。

做君王是最危險的職業，中國人民樂此不疲，兩千年來為了這個高風險的職業不知犧牲了多少生命。當溥儀登基時，3歲的小孩是要哭鬧的，所以出現了這樣一個場景：小皇帝在太和殿登基的那一刻大聲痛哭，不肯坐上去，怎么勸都不行，喊著“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父親把他按住，有一個站在他面前的人上前來說：“皇上龍體不能損傷，這么哭下去對龍體不利，能不能讓他不哭？”下面的大臣跪的滿地都是，但是皇帝一直在哭鬧，所以行禮還沒有完畢，太監就把他背走了，背的時候說：“完了，完了，回去吧。”在中國人聽來，這些都是很不吉利的話，這些話進入了一些當事人的日記，也進入了當事人后來的一些回憶，相互參證，基本上是可靠的。這個事傳到民間，大家紛紛議論，大清朝要完了，要回家了。“宣統”年號一公布，“宣”跟“完”字很接近，“統”跟“結”很接近，從1908年到1911年，短短的兩三年間，民間到處傳言大清朝要完結了。

于是唐代人寫的《推背圖》、明代劉伯溫寫的《燒餅歌》開始流行。民間說《推背圖》和《燒餅歌》里已經預言清朝要完蛋了，寫的非常清楚，“手持鋼刀九十九，殺盡胡人方罷手”，他們解釋“百”字上面的一字減去是個“白”字，我們因此可以理解魯迅在《阿Q正傳》里說的：未莊人聽說革命了，革命者都是白盔白甲，要為明代最后一個皇帝崇禎戴孝。白盔白甲的傳聞是這樣來的，其實比白盔白甲更具有符號性的是，那個時代所有的省份和城市在獨立起義之后采用的旗幟并不是統一的，有青天白日旗、十八星旗、五色旗、八卦旗等，但是辛亥各省光復時最流行的旗幟是白旗。有些人在白旗上面寫了一個中國的“中”字，或者寫一個漢族的“漢”字，比如成都在“漢”字外面再畫18個圈，更多的就是一塊白布。為什么采用白旗？就是因為《燒餅歌》早就預言過了。為什么武昌起義后會拉出來一個黎元洪做革命？有人也從《燒餅歌》里找出一句詩，“六一人不識，山水倒相逢”，他們認為這就是黎元洪的“黎”字。綜合當時報紙的記載，好多人的日記和回憶可以確認，那個時代的《燒餅歌》《推背圖》確實是最流行的讀物，是中國人改朝換代時的一個心理寄托。

一場雨壓垮一個朝代

大清朝為何脫軌？第一個因素就來自這些神秘預兆，其背后是人心的變動，人心思變。當然真正直接影響大清朝脫軌的第一個原因是下雨，天不斷地下雨，夏天都是雨，不光是辛亥年的夏天下雨，辛亥的前一年1910年的夏天也一直在下雨，1909年也是連年的大雨，湖北、湖南因水成災，夸張一點兒說，是一場雨壓垮了一個朝代。

因雨成災，糧食沒有豐收，大米價格急劇攀升，搶米風潮到處出現。最大的搶米風潮發生在1910年4月的湖南長沙。長江流域出現四百萬以上的饑民，如果僅僅長江流域有問題，黃河流域、珠江流域和黑龍江流域保證安全，大清王朝仍然固若金湯，但是老天爺偏偏要跟愛新覺羅氏作對，當長江流域大水成災的時候，1911年夏天南京城可以劃船，武漢城可以劃船，同時山東巡撫告急山東缺糧，甚至連東三省也因雨成災。魚米之鄉、江浙二省此時也出現糧食危機。少年徐志摩時在杭州府中讀書，有一天去看電影，發現那么多人圍在那里，原來有人在搶糧，把米店搶了，原因是大米價格太高而買不起。他電影也沒看成，黯然回到學校宿舍，詳細記下了那一天的所見所聞。這是一個少年學生親眼所見，寫在私人日記里面的，可信度很高。

糧食危機可以說是大清王朝脫軌的第一個主要原因，反對辛亥革命的保守者辜鴻銘寫信給上海的《字林西報》說，參與武昌起義的新軍，海外留學回來的革命黨人還比較文明，革命有節制，但是長江流域有幾百萬饑民，這幾百萬嗷嗷待哺的饑民一旦卷入革命，革命就會失控。辜鴻銘已洞察饑荒對于大清朝的威脅了。

當時清廷度支部已沒有什么錢，隆裕太后至少三次從宮中拿出現銀賑災，給江蘇、四川和湖北，當革命發生以后，她一面壓制革命，一面賑災，因為饑民才是她政權最大的威脅。

糧食危機還帶來了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在近代化的社會永遠是一個致命的威脅。當大米危機出現的時候，大清朝或許還有救，當金融危機出現的時候就真正沒救了。1911年10月12日以后金融危機首先在北京出現。武昌兵變的消息傳到北京已經是10月11日，11日到12日之間，內閣竟然沒開會，王公大臣沒有做出一個決策，直到10月12日凌晨5點，他們做出了一個決策：出兵鎮壓，派蔭昌去。蔭昌曾在德國留學，學過軍事，曾作為清朝的使節出使德國，他最拿手的是唱京戲，但這次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在北京城足足逗留了三天才緩緩出發。其實他是在運作重新起用袁世凱，當他15日傍晚登火車的時候，朝廷前一天已下達重新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的詔令。

蔭昌出發前，管鐵道的郵傳部長盛宣懷來了，告訴他們打武漢的時候，只要保全漢陽鐵廠，獎勵十萬大洋。盛大人下車時還對著火車窗戶跟蔭昌說：“這個事情別忘了。”蔭昌說：“盛大人，你放心，只管把大洋準備好就行。”這句話讓外國記者全聽見了，他們的理解是：原來朝廷派兵南下軍餉沒準備好。第二天，日本、英國等國記者紛紛發布消息，到處都傳開了，國庫當時還是有兩百萬大洋，13日就撥出了五十萬軍餉。

但是，這個消息一登出來，老百姓認為清朝沒錢了，意味著自己存在銀行的錢不安全了，大家都到銀行取錢，最起勁的是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他一家就取出至少幾百萬兩以上的巨額存款，直接存入英國匯豐銀行。只有兩天的時間，北京有幾家銀行就關門了，以前可以給銀票、紙幣，現在都沒有人要了，只要現大洋，寧肯背在身上重一點，但是踏實，能買到米，米也越來越貴了。他們每天在日記里寫著：今天大米價格又飆升了，而且店里沒有那么多米賣給你，警察出來維持都沒用。

接下來發生金融危機的是上海，昔日富庶繁華的十里洋場一夜之間現金不夠了，他們向外國人緊急呼救，外國銀行原來對中國銀行很好，這個時候就不好了，因為不相信中國銀行了。上海幾家大的民營銀行都關門了，門口貼出告示“因現金告急，暫停營運”。從南到北，全國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包括最穩定的東三省像奉天、營口、大連等地都出現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機。

謠言最終變成了事實

與金融危機同時出現的是逃難潮，他們兌錢出來做路費，北京人逃到天津去，天津有租界，使得租界人滿為患。像嚴復這樣有地位的人，逃到天津后，連房子都租不到，最后只好在小旅館里住，因為他跟外國人關系很好，外國人說“你可以到煙臺來，我借個房子給你住”。天津全都住滿了，房價急劇攀升，有一些北京人在天津待不下，就住在北京的兩個地方，一個是東交民巷使館區，一個是六國飯店。還有一個流向是紛紛逃亡上海，全國各地都有人逃到上海，上海的房價也貴得不得了，米也貴得不得了，當上海和天津租界人滿為患的時候，又進一步加劇了這些地方的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和逃難的背后是人心恐慌，全國各地到處都是謠言，大清朝的脫軌，可以說是因為下雨，也可以說是因為謠言，報紙上每天登載的消息有許多是假的，凡是講革命黨人勝利的消息，在南方的報紙暢通無阻，而說清兵打勝仗的報館就有幾家被砸了。

很多人當時的日記里每天都是不同的謠言記錄，但過了幾天，謠言統統都變成了事實。比如說今天寫的“太原淪陷”，明天寫的“西安淪陷”，過后一個星期都變成事實。

大清朝之所以脫軌，不光金融有問題，銀行要關門，國庫也沒錢，這是財政困難。一個天朝大國，到了國庫山窮水盡的時候就一天也混不下去了。錢都到哪里去了？毫無疑問是落到私人的口袋里了，許多親王、貝勒和大臣家里都很有錢，唯獨大清朝的國庫沒錢。最困難的時候，國庫里只有二十萬兩白銀，許多部因為沒有辦法發工資，紛紛關門，度支部不斷地想辦法借款。顯赫的盛宣懷第二個女婿在司法部任職，離開北京時，竟然找不到路費，因為司法部已經不發工資了，等了45天，終于等到了二百兩銀子，船票漲價，路費都不夠，最后在天津的典當行典當湊齊了450兩，終于南下上海，但是拖了很長時間。袁世凱后來逼隆裕太后把私房錢吐出來，一次一次的逼，拿到巨款后他還是不肯出兵打仗。為什么清朝最后沒有以血流成河告終？南北之間沒有發生大規模集聚的南北戰爭，只是在武漢、南京、陜西打得比較激烈？原因就是袁世凱從來沒打算動真格的。

三方妥協的革命模式

袁世凱早就想好了，要是動真格的，跟南方革命黨人拼命，雖然贏了，也是殺敵一千自傷八百，朝廷還是要收拾他。南方革命黨人，哪怕孫中山在南京建立臨時政府后也是沒錢，雙方沒有大打出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南北財政困難，外國不肯借款。

從大清朝的脫軌我們可以看到，各方都比較節制，隆裕太后和載灃、袁世凱，孫中山和黃興，在那個時代，他們最終被動地找到了一條解決政治危機的途徑。這套模式就是妥協的模式，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代用妥協的方式解決重大的政治危機，解決這樣重大的社會變動。因為三方的被動而導致三方的妥協，讓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新的共和制度安排。2000年前，中國一直在秦始皇的制度下生活，中央集權制，這套制度用什么辦法解決政治危機呢？一共只有兩種方式，或農民暴動，或宮廷政變，都是用暴力的方式。

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決，而是各方妥協，很多人對這樣的被動很不滿意。但我覺得被動是正常狀態，主動才是歷史的意外，主動的背后也有被動的因素。被動并沒有什么不好，隆裕太后可能是被動為主，但是她做出的決定避免了數以百萬計同胞的非正常死亡。袁世凱雖是一世之梟雄，但他辛亥年的選擇是正確的，不能因為他幾年后稱帝就否定他在辛亥的選擇。如果沒有袁世凱，辛亥革命不知道還要犧牲多少人的無辜生命。

孫中山、黃興、宋教仁，以及同盟會與光復會的革命黨人付出了巨大的犧牲。雖然他們的力量非常小，經常是從失敗走向失敗，但他們用勇氣和犧牲換來了亞洲第一共和國。當他們掌握了南京政權的時候，他們完全可以不顧一切舉兵北伐，和袁世凱決一死戰，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他們愿意妥協，并交出南京政府，讓袁世凱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隆裕太后宣布退位。雖然三方都不是最滿意，但三方都可以勉強接受，而普通的中國人卻少犧牲了很多生命。革命的結果不是要讓某一方獨贏，一些人勝利了，但大部分人都失敗了。當我們經歷了幾十年或上百年之后，我們知道勝利沒那么了不起，我們寧愿不要勝利，少一些這樣的勝利就少一些犧牲，所以此時此刻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國，孫中山與黃興在一個幾千年的官本位社會里，愿意放棄權力，鞠躬下野，這真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他們三方的妥協，三方都是被動的，但是化被動為主動，中國人民就有了一個小小的勝利。

今天，當我們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國，如果要真正看到歷史的本來面目，應該相信史實，回到歷史的原點，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在那里面找到我們的起點，真實是歷史的生命，在歷史中找到我們的明天。昨天是我們的歷史，今天也是我們的歷史，明天也將成為我們的歷史，在歷史當中我們才能找到真正的未來。中國的歷史不是某些英雄、偉人和統治者創造的，是所有中國人共同創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