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十一年(355年)暮春的一天，一位年過半百的名士在父母的墳前，指天發誓：絕不再涉足官場踏入仕途，如違此言就是不孝之子，為天地所不載，名教所不容……

這位發誓者不是別人，正是讓后世傾慕不已的“書圣”王羲之。

指天發誓，多是武夫鄙士所為。王羲之文采風流，風姿俊逸，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讓王羲之如此痛徹肺腑以致有損名士風范？其實，不過是因為王羲之對王藍田(王述)的負性使氣而已。

王羲之出身山東瑯琊望族，自其官至太保的六世祖王祥以來，王氏族人便一直世居高位，數百人留名青史，數十人位極人臣，可謂“累世公卿”。到了王羲之從伯王導、王敦的時候，山東瑯琊王氏甚至達到了“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而王述雖然出自亦為望族“太原王氏”，可時至當日，早已輝煌不再。在講究門第的東晉時代，王羲之自然有一種無法掩飾的優越之感。

神色俊逸、性情嫻雅的王羲之，在名士清談中體玄悟道，在政治上更具遠見卓識。從王羲之與時人謝安、殷浩等人的論玄談道、書信交往中，王羲之的才華可見一斑，他在郡治上的政治實踐也為時人所稱頌;而王述則性格沉靜，寡言少語，“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王述仍舊無動于衷、不發一言。直到而立之年，王述才被王導舉薦為不入流的“中兵屬”。由于家貧，王述還收受了不菲的賄賂，鬧得滿城風雨，以致王導都不得不訓誡他。世人多有恃才傲物的毛病，以王羲之的才華，怎么可能把王述放在眼里。

王羲之可謂成名甚早。當時任吏部尚書的周錯第一次看到王羲之的時候，竟然就將用來款待貴客的牛心炙第一個割給王羲之吃，從此王羲之聲名鵲起，而當時王羲之年僅十三歲。征西將軍庾亮、揚州刺史殷浩、晉安帝等對王羲之都是贊不絕口，堂伯父王敦更是喜歡得不得了，甚至認為王羲之即便和當時的大名士阮譽相比，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相比較而言，少年喪父的王述一直閉門在家，安貧守約，鮮與外界往來，直到而立之年仍默默無聞。由于太原王氏家族曾有疑似“癡憨癥”的遺傳史，于是沉默寡言的王述便被人們誤認為他也得了這種“病”。

如果拿王羲之和王述相比，論門第，王述難以望其項背;論才情。王述更無法與之相提并論;論名望，王述只不過是無名小輩。所以，王羲之從內心深處根本瞧不起王述。

當聽說王述因為性情急躁，竟然和雞蛋大動肝火的時候，王羲之幾乎為之噴飯，戲謔王述：即便是他的父親、名勝一時的東海太守王安期如果有如此性情，也是一無可取，何況是王述呢？王述后來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仍然和賓客奚落王述，說王述只適合當尚書，到老了或許能升為仆射(讀作“夜”)，要想進一步高升就不可能了。不屑之情溢于言表。王羲之為何獨獨和王述過不去呢？那是因為后來者(王述)竟然與之“共伍”，而且大有超過自己的勢頭。

當王羲之還在挖苦、奚落王述的時候，王羲之已經開始注意到了王述的變化，而且王述的變化簡直是令人咋舌。王述被舉薦之后的表現令王導十分滿意，以致懷疑王述的“癡憨”是別人有意的詆毀。王述以“人非堯舜，怎么可能每件事都做到盡善盡美”指斥拍王導馬屁的賓朋，令王導嘆服不已，連同僚庾亮也稱贊王述“清貞簡貴”。王述初人仕途收受賄賂，這時也金盆洗手，而且清潔絕倫，財務皆散之親故，衣服宅宇一往如昔。此后，王述之譽一路飆升。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可是，令王羲之想不到的是王述的急性子居然也發生了質變，面對粗人謝奕的咒罵，王述僅以面壁應對，直至泄憤之后的謝奕揚長而去。真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其實，此時的王述早已不是當初的“吳下阿蒙”了。

面對王述的“改頭換面”，王羲之的內心是不平的，更有些不安。尤其是當王述和自己齊名的時候，更讓王羲之難以容忍。王羲之對王述的挖苦、奚落，無疑是不安和擔憂的表現。

永和七年(351年)，王羲之遷右將軍并接替因丁母憂而離職的王述。當時王述在會稽料理喪事，按常理作為地方長官的王羲之應該去吊唁致祭。因為一向看不起王述，礙于禮制情面的王羲之硬著頭皮去了一次，而且禮數不周，讓王述極為不滿。每當聽到王羲之的儀仗角聲，王述總以為地方官親自吊唁，于是灑掃靜候。如是反復幾年，王羲之依舊沒有來，王述因此非常嫉恨王羲之。如此一舉，王羲之心理自然十分痛快。

世事難料，三年后王述竟然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并加征虜將軍，成了王羲之的頂頭上司。這讓王羲之做夢都沒有想到。王述是個“事親孝謹”之人，對于王羲之屢次對自己的蓄意侮辱焉能就此罷手。

王述巡查郡縣唯獨不到會稽，等到離開的時候，也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一別而去以反辱王羲之。不久，余怒未消的王述又后檢校會稽郡，稽查王羲之的得失。盡管王羲之不是老馬戀棧，可是他也不想回家了事，更不想繼續在王述的手下受辱。于是想出了兩全其美的辦法，派參軍去朝廷請求將會稽從揚州分割出來另設越州。結果事情辦砸了，王羲之此舉成為時人談資的笑柄。悻悻然的王羲之只好在永和十一年(355年)稱病請辭，來到父母的墳前，痛發誓言，今生絕不踏入仕途。

其實，王羲之和王述都是當時的名士，王羲之談玄論道，遠見卓識;王述為人忠孝，為政有方，二人在成名上可謂殊途而同歸，只不過王述的成名更坎坷更有后勁而已。二王之間也并沒有什么深仇大恨，從血緣關系而論，二人還同是名將王離之后。兩人最初的嫌隙源自王羲之當時的無禮，王羲之不僅侮辱了王述本人，更是對王述父母的不敬;“事親孝謹”的王述也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是王羲之無禮在前，王述報復在后。而王羲之的無禮，根本原因是王羲之因為看不起王述，無法容忍王述這一后起之秀和自己齊名。而且，二人在爆發“沖突”之前，王羲之就已經多次挖苦、奚落王述了。

時至今日，后人對王羲之的書法贊不絕口，對王羲之的神采風范傾慕不已，甚至對他的言行有意無意地進行美化。但是，毋庸諱言，縱觀王羲之痛發毒誓這一“鬧劇”的前前后后，王羲之的心胸委實小了一些。王羲之在反思自己和王述二人之間的矛盾的時候，并沒有認識到自己的狹隘自負，更沒有認識到自己負性使氣所導致的后果，他始終也沒有能夠容納王述，沒有用一顆平常的心去面對王述對自己的超越，并錯誤地將這一行為遷怒于自己的兒子。其實，只要王羲之能夠寬容一些，能夠包容別人對自己的“越位”，他也就不必那么郁悶不堪了，更不必在父母的墳前指天發誓了。

由此可見，羲之書品超凡入圣，人品似覺稍欠。無奈，人無完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