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曾說：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幾個時代一向是相提并論的，文學就說“唐宋”，繪畫就說“宋元”，學術思想就說“漢宋”——都數得到宋代。啟蒙主義思想家嚴復說：“若研究人心、政俗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不具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振。”

宋代的歷史上，有許多看似矛盾的現象，存在著廣闊的認識空間。比如說，中國主要朝代的創業君主中，真正由職業軍人出身的只有趙匡胤。然而，趙宋王朝偏偏以對外軍事作戰不競不振而著稱。趙宋朝廷傾向于務實，卻造就了許多或嚴謹或浪漫、多才多藝、長于思辨的杰出歷史人物。對于當時政治局面的特性，有學者批評為君主專制獨裁，也有學者認為是中國帝制階段中“思想最為自由”的時期。

與季風區重合的統治疆域在中國歷史上，如果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勢力相對均衡，那么農耕民族想把統治觸角延伸到草原地區、游牧地區不很容易，反之亦然。

宋代(包括北宋和南宋)統治的疆域遠遠無法與漢唐相比。但北宋所承繼的五代，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分裂程度最徹底的時代——北方有前后相繼的五個王朝，周邊先后分布著十個割據政權。北宋結束了這種上下重疊的分裂局面，它的統治所達到的縱深層面，是前朝所難以比擬的。

如果把北宋的疆域與自然地理區域疊壓到一起，我們會看到，其疆域與東部季風區的邊緣高度重合。東部季風區是傳統的農耕地帶，西北干旱區則是游牧民族較為活躍的地區。在中國歷史上，如果農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勢力相對均衡，那么農耕民族想把統治觸角延伸到草原地區、游牧地區不很容易，反之亦然。古人心目中的“中國”，實際上是一種向邊緣輻射延展的秩序格局的核心，在“澶淵之盟”的宋遼誓書中，我們看到了“各守疆界”的說法，“疆界”之內的主權意識反而更加鮮明、強烈。

我們的教科書一直說宋代是個“積貧積弱”的時期。“貧”指國力、財政上面的貧乏困窘;“弱”指在對外競爭，特別是軍事競爭中力量薄弱。

但美國學者費正清認為，北宋與南宋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考任何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往往會發現它的主焦點就在宋代，不管是在應用科學方面，還是在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被馬克思稱為“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其關鍵改進期、應用普及期及向外傳播期都是在宋代。

理性與務實的執政理念宋太祖看見城門匾額上寫著“朱雀之門”。于是問隨行的趙普，中間加一個“之”字有什么用？趙普回答說，是“語助”。太祖哈哈大笑，說：“之乎者也，助得何事？”

五代八姓十四君，一共只維持了53年。趙匡胤黃袍加身，一般人大概覺得這只是短命的第六代而已。但是這個王朝穩定了下來，法寶就是“防弊之政”，其核心精神是防微杜漸。宋太宗將謹守的法度概括為“事為之防，曲為之制”。所有事情都要預先做出防范;委曲周全地進行制約。

我們試以科舉制度為例，看看宋代的“立紀綱”與“召和氣”相輔而行的具體做法。“立紀綱(綱紀)”是訂立制度。“召和氣”，指的是能夠感召天地，使萬事萬物充盈著雍睦和諧的自然之氣。

唐代的考生，考前常把作品送給達官貴人乃至主考官員去看，得到推薦、受到賞識的考生有更多被錄取的機會。宋代科舉考試發展出彌封(糊名)、謄錄等技術操作辦法，使得主考官員即使有心照顧，也難以操作。蘇軾任主考官那年，恰有一位門生參加科舉考試，大家都覺得是天賜良機。但到拆號張榜，門生卻榜上無名。

歐陽修稱宋代的科舉制度“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居官者得不到世代相承的保障;而缺乏家世背景的平民，若能脫穎而出，則得以進入仕途。歐陽修4歲喪父，買不起紙筆，拿蘆葦稈在地上畫著學字。范仲淹也是斷齏畫粥，堅持學業。《寶祐四年登科錄》記載是科錄取進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184人，平民出身417人。

士大夫政治：敢當天下事他們認為，“天下”者，是中國的天下、群臣的天下、萬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對于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關懷和發自內心的責任感。

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文化雖然一直占主導地位，但儒學的傳承者作為一個群體在政事活動中起決定性作用，是直到北宋才產生的現象，被稱為“士大夫政治”。

公元1004年，遼軍打到澶州，有大臣建議退到四川。宰相寇準挺身而出，建議御駕親征。皇帝勉強北上，但不想再去北城，感覺至少還有黃河天險。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在寇準支持下，“急麾衛士進輦，上遂幸北城”。前方軍士看到龍旗都歡呼起來。當時，遼方大將蕭撻覽被宋方射中陣亡，影響到士氣，雙方決定議和。

真宗的底線是不放棄祖宗留下的土地，銀絹數額則以100萬匹兩為限。寇準命令曹利用不許超過30萬。曹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這一數額對宋代財政影響如何？河北在和平時期開設宋遼間的貿易榷場，官方所收商稅，通常可達四五十萬匹兩。

范仲淹認為，一切為天下、國家、社稷考慮，而非唯唯諾諾聽命于皇帝，叫做大忠。“天下”者，是中國的天下、群臣的天下、萬姓的天下，而不是皇帝的天下。對于這一“天下”，士人都有一份深切的關懷和發自內心的責任感。他們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是經學家、文學家、實干家。他們的追求，被概括為“內圣外王”：內心要達到圣賢的道德修養境界;在天下社會建設一種王道的秩序。當時的士大夫“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正像陳寅恪先生所說，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為自由的時期之一。

宋神宗倚重王安石推行新法，王安石性情剛烈，往往辭色俱厲，而皇帝竟也改容欣納。王安石與朋友相處，也是信守原則。他和司馬光曾是親密的朋友，但隨著新法推行，兩人分歧嚴重，終于分道揚鑣。王安石具有高深的文學造詣。蘇軾在道教宮觀西太一宮看到王安石題壁詩：“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跡都迷。”不禁“注目久之”，道：“此老野狐精也。”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錢穆在《國史大綱》里講到，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負，沒有從根本得到實現;但是他們為人、為學的精神意氣一直影響到最近期的中國。1972年，毛澤東接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時就提到王安石的“三不足”;2008年，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也說到王安石的“三不足”。

古今社會之變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我們可以看到它經歷著一個重要的社會變遷過程——逐漸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錢穆先生曾說：“論中國古今社會之變，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體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后，乃為后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人生，莫不有變。”日本學者佐竹靖彥把它概括成是社會構造的變化，中國從以農村為主導走向以城市為主導;也是文化狀態的變化，從宗教氣氛很濃，走向一個學問上生機勃發的時代。

一、經濟運行方式改變宋代沒有國家分配土地的制度，土地買賣流轉頻繁。官府熱衷于審核土地買賣契約、租佃契約是否齊備。財富流動迅速頻繁，“賤不必不貴，貧不必不富”。

自古認為務農才是“本”，宋人卻提出士農工商皆本業。11世紀前期，非農業稅所占的比重，第一次超過了農業稅。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說，在上層精英和民眾集團之間，出現了一個非常活躍的階層，就是商人。他們不僅促進都市商業的繁榮，還使商業的觸角延伸到了農村。唐天寶年間一年鑄錢大約32萬貫，到宋神宗時期已經多達500萬貫。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是在北宋出現的。

美國學者郝若貝有一篇文章談到宋神宗時期，中國的鐵產量在7.5萬噸到15萬噸之間，相當于1640年英國鐵產量的2.5倍到5倍，可以和18世紀初整個歐洲的鐵產量14.5萬噸到18萬噸相媲美。

二、化民成俗的教育唐代學生因父祖官位高低不同，進入的學校就可能不同。宋代官學充分淡化了學生的身份背景，即便是艱難謀生的下層百姓，也要每日積攢一二文錢，讓兒子將來有機會入學。宋代的書院是對官學的補充，書院提倡獨立于選士、取士的教育理念、學術思想和人生價值。在宋代，科舉落第者或聚徒講學，或影響公眾事務。蒙學不僅教兒童識字，最關鍵的是把儒家的理念、價值觀、核心思想變成現實的社會規范，傳達到百姓中去。

三、都市景觀的變化唐代長安城格局井然、尊卑地位呈現鮮明。開封、臨安卻沒有分隔整齊的坊、市，而是一種街市狀態，官府、民戶、商家相互混雜。開封海納百川，城內有各種宗教活動場所。群眾喜聞樂見的戲劇、曲藝表演等市井文化，在瓦子(瓦舍)、勾欄中展現雛形。

如果把宋代放到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我們可以看到從唐到宋經歷著一個重要的社會變遷過程。如果予以比較簡潔、明確的概括，或許可以歸納為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它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獨到建樹，它對于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與牽動，使其無愧為歷史上文明昌盛的輝煌階段。